生存还是关闭?非营利机构的疫后博弈
发起人:开平方根  回复数:0   浏览数:83   最后更新:2020/05/12 13:39:32 by 开平方根
[楼主] 开平方根 2020-05-12 13:39:32

来源:Hi艺术  浩文&晓晨


疫情已经波及到了每一寸土地上,艺术圈自然难以置身其外。在最为紧张的2、3月,各个地区封锁查禁,大多机构无法正常运营,只能闭馆歇业、裁员减薪。虽然在此期间多数选择转为线上“发声”,但线下的房租还是得照付。资金上进项少而出项大。

那么画廊之外,艺术圈生态的另一环非营利空间是否也举步维艰呢?疫情期间他们是如何度过的?会因体量小而受到的影响更小吗?还是因其本身就存在着空间、资金、展览方面的不稳定因素,而使疫情的影响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采访了8家北京地区非营利空间的负责人,他们面对着哪些问题?又有哪些应对的方式?


雪上加霜,非营利机构怎么样了?


2019年3月起,青年艺评人周婉京曾在《Hi艺术》发表过3篇独立空间调查《2018北京独立艺术空间调查(一)(二)(三)》,调查并分析了15家身处北京的独立空间生存现状与境遇。仅在半年后,箭厂空间宣布关闭,结束了11年的运营;10月,杨锋艺术与教育基金会旗下的“有空间”(深圳)和“留下空间”(上海)宣布暂时性闭馆;而当下,就在我们撰写本篇文章之时,掩体空间在其公众号上发布了关闭空间的通告。


和商业机构不同的是,非营利空间依靠资助来维持运转。在疫情的冲击下,资助方支柱产业的受冲击程度,也影响着非营利空间能够得到的资金数额。虽然诸如泰康空间、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金杜艺术中心等一些空间有稳定的基金会或企业资助,但大多数非营利机构都存在或面临着资金、空间、展览均不稳定的情况,甚至呈现出一种“朝不保夕”的状态。

2015年,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策划的关于“非营利艺术空间的定位、价值及种种可能”讲座。左起:常旭阳、杨芳菲、林杰明、王卫、苏文祥、鲍栋


激发研究所负责人之一的胡伟透露,他们的资助机构之一——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在今年终止了与其他国家的所有合作,但好在空间依旧与其他基金会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基本生存暂时不是问题所在,只不过原计划的项目要延迟到下半年才能展开,也存在直接取消的风险。位于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的丨艺术中心的资金来源为创始人出资、私人资助与国外基金会支持,据创始人夏彦国表示,2019年空间收到的资助就有所减少和延迟,2020年也会有减少。


还有一些独立空间长期缺乏资助人的支持:望远镜艺术家工作室在创立初期(2012年)曾有过2-3位国际资助人,但后来他们停止了资助非营利空间,在最近一年半中,望远镜只靠创始人林杰明(James Elaine)来维持空间的运转,没有其他资助人,而林杰明一直也是空间创办以来运营的主要资金来源。MStudio由媒体人、策展人米诺于2017年创办,空间位于黑桥,同时也是米诺的居所和工作室。前几年黑桥已被拆迁,正在被改造成一个湿地公园,Mstudio处在这样的情境中,能够存活多久依然未知。


其实即便没有疫情,不少非营利空间都面临着较大的不稳定性,无论是上文提到的资金、空间还是展览方面。但是它们大多都体量较小,在员工工资支出、场地租金、宣传印刷等方面上的支出也相对较低;疫情期间也能尽量收缩羽翼:比如将展览转移至线上,或是削减诸如宣传等方面的不必要开支,进而可以做到最大程度上的开源节流。


背靠雄厚资本,也有难念的经吗?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
重心在于运营空间,对外资助计划有调整

楠楠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理事长


在我们所采访到的7家机构中,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可能是最早开始复工的:2月4日,团队就进行了年后的第一次线上沟通,并每周进行两次线上会议,3月底恢复了办公室正常工作。这段时间里,基金会团队除了筹备新展览之外,也在整理基金会过去六年累积的项目资料,并计划未来逐步在线上更清晰地呈现过往工作的内容。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楠楠表示,王兵、薛冰两位创始人没有减少对基金会的捐赠,因此也没有因为疫情缩减各项目的预算,基金会根据实际需求,在预算内尽可能策划有品质的展览和项目。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在春节后的首展是由杨北辰策划的影像研究展第二期:“具身之镜”中国录像艺术中的行为与表演,为了在主题下更好地呈现二十余部影像作品,基金会还专门邀请了建筑师梁琛对展览空间进行设计。3月初,新世纪的团队即与杨北辰、梁琛进行了数次线上和线下的讨论。展览的开幕和画廊周北京同期,楠楠表示:“基金会的展览是面对艺术圈内部的工作,希望更多的专业人士来到现场观看。在合适的时机,做更好和更有影响力的展览才有意义。”而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另一空间——位于上海的池社原计划5月要开一档国际艺术家Rachel Rose的展览,但由于纽约疫情所带来作品运输的不确定性,展览推迟到620日开幕。

3月2日,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团队首次与杨北辰、梁琛开会

3月18日,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团队和杨北辰、梁琛、搭建团队开会

3月18日,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团队和杨北辰、梁琛、搭建团队实地测量


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另一个身份也是资助者。激发研究所、望远镜艺术家工作室及2019年关闭的箭厂空间等非营利机构都曾是新世纪的资助对象。据楠楠介绍自2018年在798开设实体空间后,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工作重心也放到运营空间的项目上来,对外的资助计划有所调整但据悉,箭厂空间2020年将有“5年书(2014-2019)”出版计划,得到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资助,也是对阶段性结束的艺术项目的支持。

2019年,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反投影:早期中国录像艺术中的媒体雕塑”

2019年上海池社“宋陵:瞌充梦东”展览现场


泰康空间
疫情加速了空间工作向美术馆筹备的调整步伐,工作量实际比以往更大

唐昕

泰康空间总监


和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一样,泰康空间、金杜艺术中心也都有着稳定的资金支持。因此除了线上展览之外,线下的活动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泰康空间原计划2020年有4-6场线下展览,以及其他研究项目、出版和讲座活动等。现在受疫情的影响,上半年主要尝试将展览转移至线上,下半年是否做线下展览还要根据疫情状况决定。总监唐昕透露,泰康空间原本就计划在未来3-5年内实现线上展览,但疫情迫使这个计划突然被提前了;团队这段时间也在积极地思考和准备中,包括线上展览的定位、功能、形式等。因为泰康空间以往的工作都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次疫情时间倒也让团队能够更集中精力做研究,所以实质上空间的工作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滞。


春节过后,泰康空间推送了两条令人耳目一新的微信文章,在艺术圈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也侧面印证了团队工作的有效性。

疫情期间,泰康空间团队工作花絮


2020年4月17日,泰康空间视频会议截屏


5月底,泰康空间将带来线上文献展“自然观:十七年时期的艺术与水利工程”,这也是泰康春节后的第一场展览。至于今年是否做线下展览,还要根据疫情状况决定。但唐昕表示,今年泰康集团对空间的资助和支持力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一方面因为泰康空间每年会提前制定计划和申请预算,2020年的预算已经于2019年底向集团申请;另一方面,泰康从去年就开始筹备美术馆,疫情加速了空间工作向美术馆筹备的调整步伐,团队工作量实际上比以往更大,因此涉及的费用也应该不会减少。虽然展览数量会因为疫情影响而减少,但可能需要线上线下同时考虑,所以总体成本估计不会降低

2019年泰康空间“追踪末日松茸”展览现场

2019年泰康空间“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2019年泰康空间“1949: 艺术的选择”展览现场


金杜艺术中心
养精蓄锐,度过难关

张宇凌

金杜艺术中心总监


金杜艺术中心也选择了以线上为途径。2月25日,金杜的微信公众号推送了第一期“15秒”线上艺术项目,这是一个面向所有人发出邀请的疗愈性项目:用自己的声音说出一句自疫情爆发以来最想说的话。而原计划于3月带来的意大利米兰艺术家达里奥·古奇欧(Dario Guccio)展览,也将改为线上形式分章节呈现。达里奥作为主持艺术家,邀请米兰不同城市的年轻艺术家合作,从他们各自隔离的空间向北京发来作品。







金杜艺术中心“15秒项目”第一期


金杜艺术中心作为国际艺术家电影(AFI)项目的参与机构之一,将会放映一系列以“语言”为主题的影像作品。4月27日,艺术家余果的影像作品《结界》已经正式上线。总监张宇凌介绍,金杜艺术中心今年的线下展览可能缩减至3档,并且可能不会有线下国际展览了。但是不排除会穿插一些放映类、教育类的项目。

余果《结界》,国际艺术家电影(AFI)系列放映6 | 金杜艺术中心×伦敦白教堂美术馆

金杜艺术中心团队Zoom会议截屏


线上发声的同时,金杜艺术中心的线下展览也进入倒计时:5月,他们将与长征空间合作,推出艺术家郭凤仪的个展,正式开启线下展览。同时,金杜艺术中心和资助方——金杜律师事务所也有着紧密的合作:艺术中心每周都会在律所的教育培训平台“金杜学院”上,以季节为主题推送艺术赏析的内容,针对的读者是律师圈群体。上一期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内容。


当问及今年的资助资金是否会有所减少时,张宇凌表示:“可能会,但这很正常。毕竟大家要一起度过难关、养精蓄锐。

2019年,金杜艺术中心吴俊勇个展

2019年,金杜艺术中心“四种夏天”展览现场


等待之余,寻找场外的可能


望远镜艺术家工作室
“在可能的情况下,从事更多不同项目”

林杰明(James Elaine)

望远镜艺术家工作室创始人


2020年1月15日,望远镜艺术家工作室创始人林明杰就从美国返回了北京草场地,撤除了望远镜当时的展览,并计划在农历新年之后开放下一个展览,但是疫情突然袭来,草场地就开始了封锁。



疫情之前的望远镜艺术家工作室


林杰明认为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是空间被关闭,无法进行展览,但他表示,望远镜是移动的,它不仅仅是当前的空间,还可以通过在海外机构策划中国艺术家的展览来进行曝光。林杰明曾于1989-1999年在纽约绘画中心担任策展人,并于1999-2008年在洛杉矶哈默博物馆担任项目策展人。近期林杰明在纽约和洛杉矶策划了两个针对中国新兴艺术家的展览,名为“ A Composite Leviathan”:纽约站展览在卢林·奥古斯丁画廊(Luhring Augustine gallery)举行,已于2019年10月开幕,涵盖了12位不同媒介领域的艺术家;洛杉矶站展览本应于2020年5月16日在Bridge Projects开幕,还会加入8位新面孔。但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展览目前等待着另行通知。


2019年望远镜艺术家工作室, “直到石头开花”展览现场


望远镜每年通常会有4-5个展览,相对于商业画廊来说,林杰明习惯于将展期持续至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如今,望远镜2020年的展览时间表正在大面积收缩,而面对这个“空”的时间,林杰明表示:“我在思考望远镜对北京文化的影响,反思我们在做什么,下一步是什么,又如何重塑自身以免过时?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去从事更多不同的项目。”


2019年望远镜艺术家工作室, “司马源:获取”展览现场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望远镜所处的草场地艺术区还处于封闭状态,林杰明依旧无法进入草场地,目前望远镜不得不暂时关闭空间,但依旧需要全额支付房租与水电费用。而林杰明现阶段在同艺术家合作为之后的展览做准备,但目前还没有展览时间表。


激发研究所(IFP)
寻求“跨地域”的可能性

宋轶(左)、胡伟(右)

激发研究所(IFP)联合运营者


每年以接收国外艺术家驻留为主要资金支持的激发研究所在2020年上半年也因疫情原因,原定计划被打乱。目前提上日程的是5月末或6月初与罗马尼亚三明治画廊(Sandwich Gallery)的一个合作项目。而原定于上半年的两位国外艺术家的驻留,目前推迟到7月份以后。现阶段,他们在筹备下半年驻地与自发的研究项目。



疫情期间的激发研究所空间现状


激发研究所于2011年在黑芝麻胡同有了固定空间,创始人之一为陈淑瑜,胡伟与宋轶在后期加入,目前是空间的负责人。激发研究所的资金主要来自于荷兰、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外基金会的支持,而由于疫情,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在今年暂停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资助计划。当问及疫情是否带来压力和焦虑时,激发研究所负责人之一胡伟表示“其实还好”,因为上半年驻留项目无法跟进,所以他们退掉了给国际驻留艺术家租住的公寓和部分工作空间,缩减了部分不必要的支出。加上去年12月有两位长期合作的成员辞职准备去国外读书,也恰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激发研究所现阶段人员工资上的压力。


2019年激发研究所,“戴陈连:移动剧场”现场


考虑到资金、空间不稳定方面以及寻求文化合作新可能性等因素,激发研究所近些年开始寻求一些“跨地域”的可能性,想通过一种类似游牧的方式将空间生产转化为一种地理生产的形式。同时他们也在考虑着移动性驻地形式的可能性,面对寻找空间与资金的不稳定以及困难,这将是一种更加流动的形式,而这也与林杰明所说的“望远镜是移动的”看法不谋而合。

2019年激发研究所展览,“Simon Wald-Lasowski 在不幸的海洋中造一座完美岛屿实属不易,但请不要怀疑我们的诚意” 现场(摄影:蔡昕媛

2019年激发研究所,“米歇尔·欧匹茨(Michael Oppitz)讲座:如何在险峻的山地拍摄电影?”现场


在周婉京的《北京独立空间调查(三)》一文中,提到了艺术家张新军认为公寓空间的好处在于:“人在哪,展览、活动就在哪,它可以被携带,是运动着的。”这种观点与激发研究所、望远镜艺术家工作室似乎都有着类似的考量。从现实层面上看,这些机构都共同面临着空间租金过于昂贵、资助资金来源困难等问题,进而开拓或尝试着更多的可能性,由被动转为主动,不想再局限于资金预算或某处地域、空间之内。就像胡伟所说:“美术馆、画廊甚至独立空间的很多项目实践可能现在也越来越同质化,那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其他的生产方式,不管是在展览方式上还是机构(也包括群体和自发组织)间的合作方式上。”


的丨艺术中心
“考虑是否暂停实体空间,以线上为主”

夏彦国

的 | 艺术中心创始人


在这方面,的 | 艺术中心的创始人夏彦国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非营利空间的特点之一是它的灵活性,如果它被外在因素所束缚,它就应该尽快摆脱。不是画廊,也不是大型美术馆,它的存在只对它的当下负责,它没有未来。”于是夏彦国也决定在今年转换场地,以线上计划为主。“我们在考虑是否要暂停实体空间,至少今年做线下展览不太现实,尤其我们空间的特点之一,是在展览期间经常会举办研讨会和放映。

的丨艺术中心,位于段祺瑞执政府


夏彦国的主要身份是策展人,早在六七年前,他就诞生了想做非营利空间的想法。“我希望看到的当代艺术不仅是有实验性的、跟本土现实互动的,而且是跨学科的、跨地域的。”


的|艺术中心的资金来自私人资助、夏彦国个人资金以及基金会,一年的运营成本约小几十万元。空间平时只有两位员工,以及一个十几人的志愿者团队。通常布展工作都是自己人动手,有难度的才交给工人。夏彦国笑称,自己这两年也熟悉了不少体力活。

2019年,的丨艺术中心“我们在做什么——独立空间2018文献展”

2019年6月,的丨艺术中心“聚合体—与中国相关的移民研究项目”

2019年10月,的丨艺术中心“不刻意不忘记3:双飞似水年华之爱的饲养”


的丨艺术中心地处段祺瑞执政府属于历史胡同区,每年光房租就占据了总预算的一半。2019年收到的资助就有减少和延迟,对运营影响较大,于是夏彦国计划将今年的 | 艺术中心的展览转型研究性为主,也尽可能不做线下展览。而面对资金的压力与独立空间如何“自救”等问题,夏彦国觉得非营利空间其实也可以进行自我造血循环,“但是在中国目前这个环境的基础比较弱。我们整个国家都是不爱当代艺术的,也包括很多艺术界的同行。”


夏彦国透露,春节过后的两个月大家都没有心情工作,直到3月下旬开始投入工作:整理过去的资料以及沟通疫情前未完的工作,同时调整计划筹划和执行新的项目。目前空间正在筹备一个以“后瘟疫时代的物质想象”主题的研究性展览项目,但还不确定最终呈现方式会是什么样, 目前还是按照线上来进行计划。

疫情还没有接触,的丨艺术中心的团队们都是通过线上沟通


理想和现实的进与退


外交公寓12号
“目前做的,就是等待”

彭晓阳

外交公寓12号与掩体空间的创办人


对于外交公寓12号与掩体空间的创办人彭晓阳来说,疫情发生以来的春节至今工作重心能用两个字来概括:等待。彭晓阳表示疫情对于他们的最大影响就是不能进行展览了。外交公寓12号上一个施勇的展览因为疫情耽搁还未结束,需要等疫情过去再继续延期,因此原计划的胡介鸣个展时间只能往后顺延。在我们采访之际,彭晓阳表示掩体空间的展览计划要等疫情过去再开始安排,但是今天,等到的是“建筑产权单位人民大学决定收回掩体建筑使用权,掩体展览空间自即日起关闭”的消息。



2019年外交公寓12号,刘辛夷项目“应有掌声”


2019年外交公寓12号,施勇个人项目“无处不在”



2019年掩体空间三次展览,从上至下为:高倩彤个展“尘埃与琐事”、王功新个展“潜影-与BIAO有关”、周岩个人项目“竞技场”


MStudio
“今年必须积极进行相关工作来维持生计,也才能更好地推动项目进行”

米诺

MStudio创办人


与前文中提到的非营利机构不同的是,MStudio可能是运营成本最低、但也从没有得到过任何赞助的一间非营利机构。米诺表示,成本基本是房租和展览日常开支,每年10万元左右。“但它隐性成本很高,因为占用我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运行这个项目。因此压力还是很大。 ”虽然曾经也申请过赞助,但都石沉大海。

春节过后,米诺辞掉了原来在媒体公司的职务,会更专注于MStudio的主要项目——“M的房间”,以及进行更多的策展实验。由于疫情,2020年的“M的房间”艺术项目将围绕“围困与逃离”的议题进行,但具体展览尚未完全确定,目前已经实施了一个艺术家个人项目,确定的有另外三个。米诺说,如果工作室情况稳定,大约会有8到10个展览,比上两年明显锐减(2019年有14场个人项目)。原本计划的的一些与其他空间的展览也已经搁置。“我今年必须积极进行相关工作来维持生计,也才能更好地推动项目进行目前正要实施的是线上展览,以及后续会策划艺术家与‘M的房间’合作的事件性项目等相关事宜。”

3月初,“M的房间”已开始2020年艺术项目征集,据悉目前收到了十几分艺术家方案。米诺透露,在国外的艺术家投递方案比较多,但因为疫情缘故都回不来,因此只能等下半年再看情况。

2019年,MStudio李怒个人项目“另一个,同一个”

2019年,MStudio刘冠南个人项目“分裂者之屋”

2019年,MStudio徐丝易个人项目“你我她他”


时不时就有人跟米诺说:“你的项目已经有100多位艺术参与了,在艺术圈影响力也很大了,怎么就没法让它商业化呢?怎么就没有人来赞助或投资你的项目呢?”米诺没办法回答,她认为MStudio的影响力还是集中在小范围有,受到的关注也有限。如果想做得纯粹,就没法商业化。它不是情怀,就是一件我想做的事情,它在中国当下的艺术语境创造着一点火花,它推动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但它始终是个平台,是个孵化器,很多艺术家在这儿做着他们没法在任何其他空间或机构做的个人构想,我觉得这是它的价值所在。米诺说。但同时她同夏彦国有着一样的想法,即能否让非营利项目自然产生造血功能,反过来支持项目自身运行。


走在最前沿的冒险者


非营利空间的存在,给艺术生态增加了另一种可能性:它让那些少数也容易被忽略的声音有了展示的可能,尤其是对于年轻、边缘和尚未被主流或画廊认可的艺术家群体而言。从这一点上来说,非营利空间有着更多的试验性——起码看起来,它不拒绝任何多元文化与思想的,也不拒绝独立和鲜活,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在现场。


但同时,他们也是艰难的。即便没有疫情影响,大多非营利空间也一直面临着较大的不稳定性,尤其是那些个体发起,没有企业、基金会做背景的独立艺术空间更是如此。正如唐昕所提到的,“没有稳定资金很难谈非营利。所以生存对于非营利机构来说,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问题。疫情中,即使是营利性的企业都可能有资金问题,对非营利机构来说,宏观环境的变化,问题可能更严峻。”


楠楠在近些年见证了几个非营利空间的关闭,其中有的还是新世纪曾经的资助对象。对此她谈到:“它们更像是艺术圈的实验室,挖掘年轻艺术家,呈现成熟艺术家的实验性项目。但近些年这些非营利机构为什么越来越少?是否其他机构替代了独立艺术空间的一些作用?比如很多画廊、美术馆都在关注年轻艺术家;再者就是政策或环境的不支持:比如城市拆迁;或创始人因工作重心有了变化和调整等可能因素而形成的。”


林杰明2019年在纽约卢林·奥古斯丁画廊策划的12位中国年轻艺术家展览 A Composite Leviathan  参展艺术家:何伟、赳赳、刘冬旭、刘符洁、娜布其、吴笛、杨健、曾宏、张淼、张如怡、张新军、赵洋


而在另一方面,林杰明认为,非营利艺术空间在国内其实并不如在西方那样受到重视,除了一部分艺术家,艺术圈的其他层面难以给予非营利空间足够的关注与认可。但是非营利空间的存在有其特定且必要的作用,因此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这正如林杰明所说:“他们通常处在当下与未来的最前沿,是冒险者;但苦乐参半,正是非营利空间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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