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SHARD艺术碎片

进入3月份以后，尽管国内的疫情防控工作还在持续，但与2月份相比艺术行业开始陆陆续续地从居家的隔离中复工或尝试复工，似乎被疫情挤压后的2020年才刚刚开始。当人们在2019年的成果、反思和总结，还未渗透、着手到2020年时，加之疫情给艺术家、艺术机构、博览会等带来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也让很多人更下沉地去思考在“2019至2020”这一被延期的跨度中，需要重新回看、巩固、连接2019年的工作和生态面貌，进而更深入、全面地去面对2020年的艺术创作、市场、美术馆计划及画廊展览形式的种种变化。在同处困境的情形下萌生出另一条向前的路径。

对此，我们策划了“被挤压的2020”系列访谈内容，邀请了多位艺术从业者，从艺术受众的年龄层、艺术扩张、公共的边界、收藏投资、美术馆新格局、策展、艺术语言的全球化、年轻艺术家状态、线上线下、艺术地域、文化艺术综合体等具有艺术行业针对性的关键词出发，深入连接2019，面向被挤压的2020去谈各自的行业判断。这是大家始终要面对的问题。

第七期我们邀请了艺术家林天苗，来谈谈她2019年在纽约待了近一年的时间里对其艺术气氛的感受。她与20多年前在纽约长居时的艺术氛围进行比较，并分析了自己对现在的MoMA、惠特尼美术馆、新美术馆等不同展览侧重点的观察，也就此谈到纽约的艺术系统、艺术家的语言、关注的问题与国内的区别。林天苗认为这一次的疫情对全球的影响特别大，对西方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全球的艺术领域都处于困局，“我们所要具备的是反思的能力。我们是否能够顺畅地与国际社会合作？我们艺术格局的包容性到底有多大？这取决于我们勇敢面对问题的勇气有多大”。

艺术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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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 林天苗

2019年你在纽约待了近一年时间，能谈谈你所感受到的纽约的艺术气氛吗？

纽约现在的艺术氛围和我20多年以前常居时有着巨大的差别。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人们对事物的关注程度变得更分散、更小众、更多元，不可能长时间聚焦于某一事物上，以前那种对重量级的、具有力量型的艺术事件的注意力越来越短暂。

年轻小众品牌的设计和服务方式更多地植入了网络信息、观念艺术，强调其产品的逻辑关系。城区区域更迭更为频繁，新型小型店铺出现和消失的频率越来越快。感觉上，类似象牙塔式的艺术表现形式正在慢慢解体，或者说艺术被生活化了。

扩建后的MoMA体量超大，整个展览如同一本完整的学院派历史教科书，主要展览是按艺术史年代往下排，更注重历史性、公共性、大众教育性，与以往强调个体艺术家展览、策展人的展览、实验性展览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

MoMA新馆开馆，有一个厅呈现黑人艺术的展览和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展厅，以种族身份、女权主义、第三世界为主题，仅从政治观念上组成的展览，削弱了艺术本身的价值，更边缘化地看待这些艺术，有失公允。

Installation view of the exhibition "Judd"

An installation view of “Betye Saar: The Legends of ‘Black Girl’s Window,’” at MoMA.

Betye Saar, Black Girl's Window, 1969

惠特尼美术馆、New美术馆、大都会连续做了一系列的回顾80年代、90年代艺术家的个展。当年我们看到这些艺术家作品都是片段性的。艺术家一生的实践与思考，经过专业梳理展现出来，非常有意义的。美国专业梳理的能力确实厉害，实现这些回顾系列展，在我看来既是一种艺术界的综合能力，又是因为有长期支持艺术的经济实力。

在惠特尼美术馆和New美术馆，连续看了几个展览后觉得他们的方向可以归为：当下艺术趋势的群展、国际区域性的展览、艺术家的回顾展。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文化边界的衔接地带的尝试更为开阔，比如时尚、音乐等等领域。

Installation view of Rachel Harrison Life Hack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New York, October 25, 2019–January 12, 2020).  Photograph by Ron Amstutz

“Daiga Grantina: What Eats Around Itself,” 2020. Exhibition View: New Museum, New York. Photo: Toan Vu-Huu

“Hans Haacke: All Connected,” 2019. Exhibition view: New Museum, New York. © Hans Haacke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Photo: Dario Lasagni

你谈到的纽约的艺术系统和氛围，与国内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觉得还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异。在美国有多少代人才专业研究美术史、艺术行政、艺术收藏、法律的配套，体系划分清晰，积累更丰富。在艺术家之后的工作梳理很专业，人才太充沛了，分工不会过度混乱，有完整的产业链，如果说他们所针对艺术环境的发展和变革是建立在此层次上的话。

而中国看似有这些架构，实际上则刚刚起步，缺乏内容，缺少人才，创作型和管理型人才混乱流动和使用，缺少稳定的资金支持，缺少法律配套。像这样大的疫情来了，经济稍微风吹草动，就垮下去了。中美艺术环境无法进行比较。

就像汉斯·哈克 (Hans Haacke) 这样的艺术家，本身的艺术市场没有那么泡沫化，除了艺术家对于市场的自控能力，整个系统给予的健康环境，造就了这样伟大艺术家的产生。

“Hans Haacke: All Connected,” 2019. Exhibition view: New Museum, New York. © Hans Haacke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Photo: Dario Lasagni

除了汉斯·哈克的展览，还有哪些艺术家的展览让你印象深刻？

汉斯·哈克给我的感觉是他既有四两拨千斤的能力，也有做大体量作品的控制力，他的伸缩性非常强，而且这两种能力能做到无缝衔接、没有做作、没夸张、不空洞，此展览完整展示了艺术家从容的张力。

2019年我对以下的纽约展览印象深刻：

New美术馆的Sarah Lucas个展，女性主义艺术家，可以看到从路易丝·布尔乔亚 (Louise Bourgeois) 之后更社会化的延续。

New Museum

Sarah Lucas: Au Naturel

“Sarah Lucas: Au Naturel,” 2018. Exhibition view: New Museum，New York. Photo: Maris Hutchinson / EPW Studio

大都会（老惠特尼场地）的Siah Armajani的个展，除了开幕式那场，又去过两次，实在太棒了。看到他怎么从伊朗文化背景中走出来，再与当代文化的衔接，又借助建筑语言形成自己的语言。

大都会-大声玩 摇滚乐器 (Play It Loud: Instruments of Rock & Roll)

整体了解摇滚文化时代前因后果，很激动，也可以作为很好的巡回展的范例。

大都会-营地 时尚笔记 (Camp: Notes on Fashion)

极其惊艳的展览，用哲学家的语言来串联整个时尚历史的展览，非常好看的展览，极具挑战性的展览，挑战展览团队的综合能力、财力，二者完美结合才能完成这样巨型规模的展览。牛逼呀！

大都会-不朽的旅程：古怪另类的Girault de Prangey (Monumental Journey: The Daguerreotypes of Girault de Prangey)

观念艺术家从70年代开始做观念艺术，受教育！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Monumental Journey: The Daguerreotypes of Girault de Prangey

你觉得在纽约，大家是不是很容易将这么重大的疫情问题上升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层面，进而映射到对艺术的一连串的思考？

我不担心纽约的恢复。这次的疫情对全球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也非常深远，最让我担心的是去中国化的情绪越来越明显，我们会越来越被孤立。

艺术既敏感又脆弱，它是在金字塔尖上的东西，它的恢复是最为缓慢的。现在美国各大美术馆都在裁人，MoMA、惠特尼等等美术馆差不多裁了90多位员工。中国没有数据统计，但会更惨淡。

疫情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带来这么大影响，那经历疫情后，如果仅仅直接表达一种抗议或压抑，会不会很肤浅了？疗伤式的形式会不会没有深远的意义了？还是提问式的艺术，会不会没有答案？还是另一种形式呢？现在回答为时过早，但它一定会出现。必将有新的艺术形式产生、会出现新的展览形式，新型组合的运营模式。

当身临疫情的时候，艺术或许比医学、人的苦难都更显无力感，可能再过两三年人们才会从这些痛中走出来，再需要文化艺术带来新刺激、新启示，去除浮夸、去除泡沫、去除画地为牢的小圈圈意识，我觉得那个时候肯定会出现一批很厉害的艺术作品，但不是现在。

林天苗，《我的花园》，铝合金框架结构、玻璃、液体循环系统、地毯，尺寸可变，2018

2018年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个展“体·统”中的作品《我的花园》（2018），你通过“造园”表达出一种政治的公共性理想，也隐喻了多重性别的符号。但这些态度始终与思想沉淀和艺术语言之间有一个消化的距离，并非即时性。那你是如何看艺术在疫情中的这层距离的？

我觉得在疫情期间，艺术是做不到这种即时性，只有医疗、政治、军事系统是可以做到的。但拉到五年或十年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文化艺术是非常有作用的，它有可能是指向未来的，有可能是这几十年总结性的，可能是提醒性的。

即使像我在创作《失与得》的时候，重新组合使用人骨与工具而产生新寓意也好，或者在《N年的一样》中已经有了一种和此刻氛围相类似的很末世的感觉也罢，这些作品的产生都是在一个旧有的、疫情之前的平安无事的情况下，对未来可能发生变故、灾难的忧虑或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