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袭4#,郑波 / “地球化 ”的物种关系
发起人:陆小果  回复数:0   浏览数:105   最后更新:2020/04/25 12:53:03 by 陆小果
[楼主] 陆小果 2020-04-25 12:53:03

来源:CM城市创新实验室


郑波(1974年北京出生;现在香港大屿山居住、工作)的创作和研究专注于生态历史与想象。他和边缘人群、边缘植物合作,创作野性的园子、生长的口号、生态酷儿的影像。2010-13年他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现在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任教。


近期展览和呈现包括: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行为单元(2019)、柏林格罗皮乌斯美术馆(2019)、京都市立艺术大学美术馆(2019)、第12届宣言展(2018)、第11届台北双年展(2018)等。





时间:2020年4月12日

对谈方式:网络语音



关键词:


郑波 — “地球化 planetization”、游牧的在地创作、物种关系

倪昆 — 乐观主义、艺术和科技



按:一场没有预约的突袭式谈话,简短的言语,真实的反应。在这场慢慢铺开的大历史场域,希望记录一点真实的声音。




倪昆:这段时间的事态,让我对未来有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感,很多问题看不清晰,很抱歉,基于这种认知上的困扰,逼迫我找不同的朋友聊天。


有两个部分想和你讨论,一个有关教育和教育者。另外是因为你的艺术方向。我们最开始认识时,你的艺术创作和研究课题是社会性艺术实践,这几年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关注点更为抽离,有关植物和生态的创作。(这次疫情)让我对与你的讨论变得迫切


郑波:其实对病毒和这次全球瘟疫的反应,或许你会关注得多一点,我从原来关注社会性艺术实践,到进入植物的领域,多多少少是从公共艺术、包括公共领域出走


我现在住在大屿山靠海的一个村子,二十几户人,平时见到的都是年纪比我大的村民,聊聊花开花落。我从原来的城市公共空间进入到乡村熟人社会,生活状态改变很大。


教学上,今年我和博士生的关系比较密切,每周读书讨论,也像一个小村落。


疫情改变了创作的模式。我以前的创作是在地的,但不是在我居住的地方。比如受邀去上海,我创作关于上海当地的事,但我不常住上海。去年在京都,之前在台北,都是这个工作模式。算是一种游牧的在地创作吧。


这次因为瘟疫就没法游牧了。反倒给我一段时间,可以在村里,每天上山看植物,上午两个小时,画张小画,下午有空的话再去走一圈。这样一个月了,现在看身边的植物就变得很熟悉。我好像没能回应你提的问题。


倪昆:当前,强调回归自我感知身体性,很需要,它是我们另一种回应变化的方法。


郑波:几年前我就想认识身边的植物,也买了书,平时也留意,但是太少时间在自己住的地方,因为工作模式是国际游牧。病毒逼着我停止这个模式。


我白天在山上看植物,晚上在电脑上看新闻,感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制度把自然和社会进行二元建构,这次的瘟疫也与此相关。


关于疫情的讨论很多,少数文章会涉及到生态问题。在我看来,瘟疫涉及人和病毒(以及中间宿主,如蝙蝠)的物种关系问题。如果只反思食用野生动物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不够深入。


倪昆:我记得在大卫哈维的一篇文章里,有从地理学的角度谈到,类似于大瘟疫,它更容易在亚热带这种混杂的环境里发生出现,为什么是这样的环境更容易出现问题?到底是单纯的地理和文化习俗?气候?人的习俗?可以剥开一层层来分析


郑波:我也没想的特别清楚,到底我们和病毒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现在我们的预设是要完全从人类身上去除掉这个病毒。是否有可能调试共存?病毒多半也会往共存的方向演进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肺部积液,人自身的免疫系统要杀死病毒,就会分泌大量液体,病毒不直接杀人,而是人的免疫系统反应的结果。我们的免疫系统还没有适应这个病毒。



倪昆:是的,我记得刚刚开始在欧洲大流行时,英国德国就有预设让三分之二人口感染的政策选择。


郑波:我们要想控制病毒就要闭关、停飞。但我们又已经在全球化的路上走了很多年,大家都习惯了。两者的冲突很明显。或许大家在这个背景下会重新思考全球化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论是经济、思想、还是艺术。全球化包括很多面,全球化退潮,到底会是在经济层面退潮,还是在思想层面退潮、艺术层面退潮


倪昆:下一轮会出现去全球化,不确定会从哪个点开始,但是会这样发展下来。


郑波:艺术和思想领域,是不是已经开始去全球化


倪昆:很难具体说,我记得(国内)90年代起就有拒绝全球化的观点,资本、现实选择会让我们接受,但是一出现波动就会冒出来,不是一股小力量。全球化的反思,在艺术上,很难说构成一种主动的反思,更接近身体反应


不认为全球化真的进入过我们的生活,一直只有部分。一开始就有太多的过滤,有太多的前缀


郑波:我现在喜欢用地球化 planetization这个词来替代全球化全球化更多是在政治经济层面发生的,地球化是从生态层面来感悟。我们的生活受益于全球化,但我们无法漠视全球化带来的生态危机。在反思全球化的当下,我们需要找回在地球生活的感觉,和万物一起思考地球的政治,而不仅仅关注“全球”人类的福祉。


倪昆:之前关于这种立场的讨论较少。应该从更高的维度来讨论,生态和地球的视角。


郑波:在全球化层面,还是在地球层面,非常不一样。面对生态危机(瘟疫是其一部分),我们不得不从地球的角度来思考。


倪昆:不论是最保守或最悲剧的判断,未来都应该会加强关于公共领域的合作,卫生,环保等。


郑波:这次疫情是一个物种间关系的问题。或许在艺术圈、思想界,物种关系会成为一个焦点。比如,相对人的体量,病毒的体量非常小。体量相差这么远,关系怎么建立


倪昆:今天我们所有谈及的问题,再往下一层看,它就是关于处境的自觉的清理,是一种意愿。在这个背景里,是否有可能激发出新的关注点。


郑波:我好像还没看到植物在此次疫情中的角色,或许有,需要再找找看。这次瘟疫改变了我的工作状态,但在想法层面,或许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生态危机,瘟疫在我看来是生态危机的一部分,我就没觉得有特别大的思想冲击、困惑


倪昆:之前已经开始的“艺术和科技”的社会推动,有政策层面的宏观考量。但实质情况是它和真实社会还距离较远。这次的转变,会促使它更快的进入到公共领域,并对我们的公共生活产生影响。


郑波:虽然我在媒体学院工作,我个人对技术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如果我们看看1918年大流感时的照片,就会发现当时的做法也是戴口罩、集中隔离


这次疫情会推动某些人更加执迷于技术。某些领域的科研投入会猛增。“艺术和科技”的跨界也会变得更热。


倪昆:疫情对于群体的冲击,另外一个巨大的内容会是集体情绪,这种现实会强化你怀疑和悲观的情绪么?


郑波:有悲观又相对平和。年初还在线下上课的时候,我让学生看了一篇文章,名字叫无法居住的地球,例举了生态危机带来的各种灾害,让人类在地球无法长期居住下去。我当时和学生说,这门课的目标就是要让你们变得非常悲观。结果春节疫情来了,这门课的目标突然提早实现。我就让大家去做点跟身边植物有关的作品,和植物一起,大家的情绪就容易平复。


过去40,我们整体上都是乐观的、亢奋的。这几年随着生态危机的显现,情绪在改变


倪昆:对这场现实,我会存在悲观的情绪,但在生活里,还是乐观主义的,做事情需要积极态度


郑波生命就是乐观。昨天看纪录片,非洲大象从未放弃寻找水。生命的一个核心标志就是乐观


倪昆:这符合进化论。乐观,面对现实,需要更主动,加强社会身份的链接,主动去社会里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向。艺术家必须要有跨界思维。我们早就逃离了技术和艺术语言作为唯一目标的。


郑波:相对于艺术来讲,教育倒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我读博的时候关注社会性艺术实践,那会儿你也做了很多这样的项目。但这几年我已经不太关注这个方向的讨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有了教书的身份,这个定位让我的社会角色很清晰。另一方面,我越来越觉得生态问题比社会介入的问题要更紧迫,更直接关系到人类、万物的生死存亡。但在此危机中艺术家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我还在想。



Zheng Bo 郑波

“LIFE IS HARD. WHY DO WE MAKE IT SO EASY? ” / 2018
Commissioned by Thailand Biennale, Krabi
Supported by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蕨恋 4》(2019)的展出情景 摄影=来田猛 图片提供=京都市立艺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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