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洋:我们那个年代
发起人:另存为  回复数:0   浏览数:120   最后更新:2020/04/24 13:00:23 by 另存为
[楼主] 另存为 2020-04-24 13:00:23

来源:招隱Echo


那血红的晚霞染红了西方半边天,我伸出头去,任凭风把我的头发狂撕,我像几十年没呼吸过空气一样,夸张地张开大嘴,猛吸着干冷带着风的空气。我看着窗外红红的晚霞,真的很像鲜血,这时车厢里广播播放着徐良的歌曲:“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等待?也许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童年


我对天亮的最初记忆是,先打一声惊雷,天突然一下就亮了,然后就是东方破晓,彩霞万道。

我们一家人睡在一铺炕上,如一窝鼹鼠。爸最早起来,他站在炕上卷起那张用几层牛皮纸糊成的窗帘,像卷画轴一样,一点一点地卷,最后卷成一个大圆柱,再用钩子把它挂起来。那张牛皮纸窗帘可真大,它把整扇大窗户都盖住,窗帘的底部,是用一整根两米多长的细松木棍包着的。


我三岁时才搬到兴隆山小镇,之前在大屯住,可那时我太小,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搬到兴隆山,我们新家可真大,院子就更大了。听妈说,是因为在大屯时我们住的面积太小,而且和另一家住同开一个门的房子,经常发生口角,最后不堪忍受,才搬到刚刚兴建的这个小镇的。我爸的单位是房产管理所,就是盖房子的单位。那时小镇刚兴建,他们单位正派上用场。挖土沟,打地基,砌砖墙,上大梁,压山墙架,排櫕子,盖瓦。这样,一排排房子就在这山沟沟里平地而起了,然后再把房子按家庭人口多少和工作性质分配给住在兴隆山镇的入住户。他们所儿还有个功能就是维修这些房子,那时都是免费的,计划经济供给制,虽然穷,但都免费,大家都住差不多一样的房子。


刚搬到兴隆山时,姐9岁,哥6岁,我3岁,老妹还没出生。姐和哥伙同大一点的孩子们经常带我到爸的工地玩,那里沟壑纵横,木料,沙子,水泥,洋灰,整垛整垛的砖到处都是,乱极了。他们会偷大人用的单轮翻斗车推着我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狂奔,有时我会从车上掉下来,摔得大哭。那些土沟边上,平行地摆着一排排的被打死的黄鼠狼,我们那儿叫黄皮子,据说这东西有灵性,伤了它会惹来大祸。因为大兴土木,破坏了很多黄鼠狼的窝,打死了很多大小不一的黄鼠狼,也没见哪个身强力壮的工人倒霉。我们刚搬来时,家的前面是一个几十米长的大院。夏天的时候,大人种的苞米、豆角、黄瓜、西红柿都茂盛地长起来,我们的院子简直就是个大观园。我们在里面捉迷藏,用蜘蛛网沾蜻蜓,捉蚂蚱,逮蝈蝈,摞一把未成熟的苞米须子插在鼻孔里装扮成老人,用洋钉戳地挖蚯蚓,去农村草甸的池塘钓鱼,先把蚯蚓撕成若干小段,放一点儿在一个罐头瓶里,再用细绳绑好罐头瓶,用竹竿儿挑着甩到池塘里,不一会,猛地上提,当罐头瓶拿在手中时,里面就装满了长短不一,半透明的小草鱼。


童年,有不尽的快乐。


毛主席逝世那年我7岁,刚上小学,毛主席逝世那天是1976年9月9号,那天感觉天一下子就阴了下来,举国哀嚎。记得那时,我在兴隆山小学固定的几间大教室里,跟着高年级同学一起参加追悼大会,那时的记忆只有全场的哭声此起彼伏,还有就是黑白相间的颜色,那白花黑布围起的巨大的毛主席黑白照片,被悬挂在刚被粉刷得很白的墙上,人们无休无止地哭泣。那段时间,各个学校、工厂、机关单位,凡是公众场合都在开追悼会,都在哭泣。走在大街上,供销社里,校园里,见到每个人都像死了爹娘似的哭得眼睛红肿红肿的,那种哭泣是真正的哭泣,是来自心灵的哭泣,是比死了爹娘还悲痛很多倍的哭泣,大家都有一种毛主席一死,中国就没法活下去的悲哀。孩子没有判断力,看到大人们这样,只会被这周遭的情绪所感染,黑死病一样地蔓延开来,惊慌极了。当时我就觉得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回到万恶的旧社会。旧社会是什么样,小孩当然没见过,但听大人们说很恐怖,那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这样说的。


可没多久,小镇突然热闹起来。我们小学的学生,中学的学生,镇上工厂的工人,还有驻扎在我们兴隆山镇附近的解放军,又敲锣,又打鼓,在兴隆山仅有的一条马路上组成一条长队,浩浩荡荡地前行。这支庞大的队伍前面高举的是毛主席和华主席两个彩色的大头像,相片中的华国锋笑容可掬地面向观众,大家都传说他是毛主席的私生子,你看他和毛主席长得多像啊,都是一脸福态,双下颌。队伍在热烈的气氛中缓慢地前行,那锣鼓喧天的场面壮观极了,还有些踩高跷,舞狮子的队伍在大队的两旁经过。这场面,比过年都还热闹。全国人民又有了新的救星华国锋,人们沉浸在失而复得的狂欢中,那个记忆是彩色的,而且五彩缤纷。


后来没多久邓小平又复出了,不过没有锣鼓喧天地上街游行。不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论。于是华主席的尚方宝剑“两个凡是”再也没人提了,紧接着华国锋也销声匿迹了。然后三中全会,包产到户,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邓小平送美国友人的甚至是一叠中国发行的第一支股票。我们那个小镇,农贸市场渐渐活跃起来,供销社却变得冷清了,市里面比较中心的地带逐渐建起了商业街,那一个个铁箱子摆满了商业街。都是上面一个棚,底下四个轮,清一色的墨绿。上面摆满了滚包西装,各式各样现在看起来土的掉渣儿不知从哪来的洋装。人们不再强调阶级斗争,而是怎样赚钱,接下来,改革开放的大潮像决了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在那个交替的年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年比以前的几十上百年的变化还要大。我们那个小镇,却还基本保持着原来的模样,只是市场热闹了些,如果到市里,还是只有早一班到长春市去,晚一班从长春回的通勤火车。最多加了几班在供销社门口出发的中型巴士,那时,那个淡黄色圆头盖,浅蓝色车身的中型巴士对小镇来说已经是庞然大物了,我们称之为“大客儿”。大客儿的票价不菲,一次要三毛钱,我到市里去少年宫学画是决然坐不起大客儿的,只是偶尔,我没有赶上通勤火车才飞快地跑到供销社门前等大客儿,那种焦急的等待似火烧心,既怀着自己起晚了没赶上通勤火车花钱坐大客儿的内疚,又盼它赶紧来好不至于迟到太久,但那只是偶尔。


我十岁以后就没有星期天了,周一到周六要在家乡的兴隆山小学上课,周日要到长春市里少年宫学画,每个周日,我起床都要比一周中任何一天都要早,否则赶不上通勤车。每个周日,我都要穿上妈妈给我新做的有黄白格子的半截袖衬衫,冬天的时候穿那身深蓝色涤纶中山服去上少年宫。无论妈把衣服洗得多么干净,少年宫同学还是要问:“你只有一件衣服吗?”,我最讨厌这样的问,但其实,我确实只有一套衣服,一套被浆得像铠甲一样的衣服。少年宫是个天上的世界,那是一个使我畏惧又充满好奇和幻想的世界,回到家里则是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我脚踏实地可以走在路上的世界。我只有回到家里,心里才踏实,才不会被城里的孩子讥笑为土老帽。但我为什么还一如既往地去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是出于我对绘画的热爱?还是想过云上的日子?我也搞不懂,总之,那个世界,我一去就是十年。


那时我很渴望逃到外面去尽情玩耍,做了学生,再也不能跟大一点的孩子去很远的草甸钓鱼,也不能到农村亲戚家里摘葡萄,捉鸟,扣蝈蝈了。春天来了,小学课堂仍然朗朗阅读,我的心却早跑到外面去了。望着窗外,看着春天的柳梢发芽变绿,看飞过的小燕子,闻泥土的芳香。那远处的土坡,你看着看着它就绿了,一蔓一蔓的绿,可当你走到近前,却依然是赭石色的泥土。外面,是一个多么不同的世界。


那时的兴隆山小学,动不动就要学生下田劳动,叫劳动课。虽然累,可我们最喜欢这样的劳动课。我们扛着比我们还高出一头的铁锹,兴高采烈地走在去往麦田的大路上。那条大路两边,是两排高耸的白杨,微风吹过,沙沙作响,伴着我们的欢声笑语,弥散在春天的泥土的气息中。在田野里,我们捉老鼠,撵麻雀,不好好劳动挨老师批。那时学校下派小学生的任务可真多,每年秋末都要交五十斤的豆秸,(为了教室生火取暖冬天御寒)。冬天里,班里要排固定的大一点的孩子做值日生。


我们班很幸运,因为有韩大胖子,那个比我们年长两岁但个头高得多体型大得多的男孩儿,他长得大,脑袋却不灵活,常是班里最后一名,但他人特别好,几乎是他一个人,包干了整冬的生火的活儿。冬天里,他至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班里,刚进教室,便一股冷气袭来,四周墙面是惨白惨白的霜。他搓搓手,然后把昨天炉膛里的煤灰掏干净,把几张报纸揉成几个陀陀儿,放进炉膛,掰断长短不一的一捆豆秸,轻轻地放在纸团上,几层之后,再放上拳头大的煤块,这时就可以盖上一圈一圈的炉盖子了,他蹲下来用一条搓得像擀面棍一样粗的纸条儿点火,伸在炉箅子底下,把那贴在炉箅子上面的纸团引燃。燃起的纸团再把豆秸点燃,一旦点燃豆秸,黄白黄白的烟便从四面八方的炉子的空隙里钻出来,继而满教室都飘着浓淡不一的烟,这时韩大胖子被呛得咳嗽得流了眼泪,但仍然坚持着燃尽手中的纸。过一会,豆秸上面的煤块也被点燃了,教室里的烟才逐渐散去。这时炉膛里才燃起熊熊的烈火,但大块煤烧不久的,必须填上湿煤面才烧得耐久些,得等炉火旺盛得发出“轰轰”的声音时,才可以压上几铲湿煤面,炉火便一下子就沉了下来,又立刻散发出黄白的烟,过几分钟,烟散去,炉火就稳步上升了。慢慢地,冰房一样的教室被暖气冲撞得“咔咔”作响,窗户上的霜花从中间融化了。室内,温度在稳步上升,同学们也陆续来到温暖的教室,准备上课。到十一点钟最后一节课时,韩胖子要压上上午的最后一次湿煤面,盖好炉盖子后,大家便争先把爸妈早晨为他们准备好的巨大的饭盒放在炉盖子上,因为炉盖太小,得重重叠叠,高高低低地堆在上面。不久每个饭盒里都发出“吱吱”的声音,从饭盒盖的缝隙里流出冒着泡的菜汤,于是热气混着饭香,扑鼻而来。同学们不断地流着哈喇子,再也忍受不了抑扬顿挫的老学究戴着花镜,端着书本,之乎者也的乏味的朗读了。口齿再伶俐的学生回答问题时也忍不住地咽着口水。    


其实,室内并没有那么温暖,只是相比外面银装素裹的世界,和狂风暴雪的天气,坐在教室里,那种感觉,可能没有比教室更温暖的地方了。现在想起来,我很怀念韩胖子。


寒假过后,从开学第一天起,开始到学校报到就得到校办处交大粪。每人要交一百斤大粪,人粪、马粪、驴粪、猪粪、牛粪、狗粪不限,(但最好还是人粪,如果你交的大多是人粪,学校会在广播里表扬你)只要过一百斤。所以寒假的时候都要挎一只箩筐,拿一把铁铲,见到一坨冻得像烧饼一样大的牛粪,用铁铲极力戳去,有时它在地面上还没冻得实在,“啪”地一声,就会被戳离地面,把那么一大块有四五斤重的冰坨扔进粪筐,心里会兴奋一下。


又不知什么时候又突然学习“五讲四美”了。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要交20根老鼠尾巴,1000只苍蝇。于是我们到处捉老鼠,打苍蝇。苍蝇倒好办,一会就是一大瓶,老鼠可不是那么好捉的呀!那些平时高傲得见到男生都仰头走过的女生,此刻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向勇敢且学习不好的男生献媚求助了。老鼠的洞一般会有三个,都在不远的方向,两个人堵住两个洞口,一个人往另外一个洞里灌水,鼠洞很深,有时要灌一整桶水,不一会,老鼠家发了洪水,它便带着孩子拼命地从另外两个洞逃出,另外两个洞,早有一只网等在那里,随着“吱吱”惨叫,一团硕大的黑色在网里面划来荡去,就是走不出牢笼。


八十年代是中国比较躁动的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总跟过去留下的病根并存着。一切都像清水和了淤泥一样流汤滴水地向前奔涌。我们那个只有一条马路的小镇上,一群一群的小流氓幽灵般漂浮在兴隆山镇上。镇上的小流氓和农村的小混混千万别相遇,相遇便是一场恶战,而且群殴。他们惯使***,这种刀子捅进去一拧,就是一个大窟窿,你想缝针都不可能,致残的事情时有发生。因为他们上小学时就结下冤仇,镇上学生欺负农村孩子,镇上学生去农村捉鸟钓鱼,遇到农村孩子,少不了挨一顿暴打。这样周而复始,他们长大了,仇恨也更深了。


那一日,一个农村小伙子到镇上办年货,那是腊月二十八,他的永久牌自行车跟邓研迎头骑过来的永久牌自行车在陶瓷厂门口相撞,邓研对他破口大骂,他不服,两人争吵,那小伙子高出邓研一头,虎背熊腰,邓研自知不敌,便迅速在陶瓷厂找来一个年龄大一点的青年工人,一起堵住了农村小伙儿回去的路,青年工人跟着小伙儿周旋,那小伙子看来真没经验,他一脚踏地,一脚仍跨在自行车踏板上,跟那个青年工人讲刚才事情的经过。这时邓研手持一把剪刀,从小伙子背后猛抡过去,那剪刀狠狠地插进小伙儿的腮帮子里,顿时鲜血横流,小伙子自始至终都没有下自行车,他捂住血肉模糊的脸,我看到他腮帮子的肉都翻在外面,甚至能看到里面的牙。他疼得直哭,嘴里还含混不清地念着:“至于这样吗?无冤无仇的。”那场面,我终生都不会忘记,我当时也搞不懂邓研为何下如此重的手,只记得当时被他的剪刀吓呆了。


像这样的事儿,在东北的偏远的兴隆山小镇,或其它类似的地方,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绝对是司空见惯的。那个年代年轻人没事儿干,上大学的门槛太高,在我记忆里,我们那个镇就是委主任小于子的女儿考上了大学,但一年以后因为搞对象被开除回家了。其他的找工作又没什么正经职业,连做点小买卖都被抓,叫“投机倒把”。尽管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满大地,但在遥远的东北的一个小镇,还是一片冻土,真正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我们那镇上,只有一家大工厂,那就是陶瓷厂,还有就像爸他们只有二三十人组成的小单位,很少的几家国营单位。那时候,国营单位叫作“接班儿”,就是老子退休,儿子接替,可能不是老子的职位或岗位,但绝对是老子工作的工厂。一年能有几个退休的呀?所以镇上闲下来一大批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争强斗胜,打架,争老大。若干年后,当我在艺术中学,看到自卫反击战回来的残废战士做报告时,我想,若是能把他们送上前线,他们可能个个都是战斗英雄。后来邓研开了饭店,发了,有一段时间他着实过上了风光的日子。人潮人海,大浪淘沙,他狠毒且骁勇,打打杀杀这么多年,兴隆山他基本上就是老大了,各面的朋友都买他账,他的饭店生意兴隆,但不久就倒闭了。因为,有一次,一伙人在他饭店喝酒,其中一个大汉喝多了,耍酒疯,邓研见在他地盘闹事儿,这还得了,便大打出手,把闹事者打成植物人,被判了无期。邓研进去之后,我们那个小镇子可消停了一阵子,大快人心。


另一件发生在兴隆山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儿是李宝珠强奸杀人案,被杀的是太平大队一小队文艺团的成员,一个很漂亮的农村大姑娘,她能歌善舞,要不怎么选入大队文工团呢。那天,排练节目有些晚,她回家的时候天都黑了,她在一人多高的苞谷地的小路上小跑着往家奔,这时早已对她怀有歹心的李宝珠突然从包谷地里窜上来,卡住她的脖子,往地里拖,准备强奸。这姑娘一是被惊吓,二是被卡住脖子,上气不接下气,一下子就昏死了,李宝珠脱下她的裤子时看裤裆里一大堆屎尿,顿时淫兴扫地。接下来袭来的是无边的恐惧,好像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惹了多大的祸。想了片刻,便迅速回家拿了铁锹,在地里挖了个坑,准备把姑娘埋了。由于着急,也没了力气,挖的坑太小,装不下姑娘整个身体,他便用铁锹把腿骨砍折了又踩了几脚,姑娘终于才窝卷进坑,他快速给埋了。姑娘的妈突然不见了女儿,想啊,哭啊,眼睛哭瞎了。三年后真相大白,李宝珠在队里打工时说梦话被工友听见了,调查之后终于找到了那个坑,坑里只剩下一堆白骨。当时我们在陶瓷厂的公告栏里看到这堆白骨的照片,小腿腿骨是撇叠在大腿骨上的,真惨。


*毙李宝珠时兴隆山人山人海,壮观极了,像华国锋上台那样满街都是人。先是满大街游行,绿色的大解放卡车慢慢地在人山人海的队伍里前行,车厢的前排安放四个白色的大喇叭,不时传出“杀人犯-某某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抢劫犯-某某某,判处有期徒刑,多少年;强奸犯-某某某,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李宝珠低着头,颈上悬挂一张白色的大牌子,上面黑字写着“强奸杀人犯-李宝珠,死刑,立即执行”,他跟其他几个犯人站在一排。他身后有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架着他。


卡车慢慢开出兴隆山小镇,在东兴隆山十小队的那片土坡上停下来,警察把群众挡在土坡上端。大家挤挤茬茬在土坡上涌动着,如无数的蚂蚁。山坡下,两个警察拖着李宝珠下了卡车,把他推到下半山腰,一个蒙脸的军人端一只**对准李宝珠的后脑勺,只听“啪”的一声,有些像过年时放个小鞭儿,不太响,但很扎心,李宝珠一头扑到前面,不动了。于是军医立刻把他尸体拖到另一辆医用救护车里,迅速拉走了。听他们说,在车上他就被解剖了,什么眼睛、肾脏、肝脏、肺脏都被摘出来,内脏马上被掏空,器官马上摘掉,然后保护好,回去好换给器官有缺失的病人。大人说这些,小孩听起来恐怖极了,但我在想,他的大脑会不会换给脑部有疾病的人呢?如果可以换,被换那个人是否也去强奸妇女呢?*毙李宝珠那一刻我的心情失落极了,真希望人群不要散去,永远像蚂蚁一样存留在街上涌动着。但这壮观的人海随着卡车,救护车的离开,突然一下子散掉了,剩下我一个人走在只有一条马路的小镇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同情李宝珠,我这罪恶的想法有时也把自己想成一个强奸犯,罪过罪过,努力拍死这个念头,可稍不小心它又进入我的脑海。


我六岁时常在我爸烧锅炉的镇医院玩耍,因为冬天时候,房产所儿是没有活儿干的,在北方,冬天冰天雪地,既盖不了房子,也维修不了房子。所以单位就把工人分配各个不同的地方适应新的工作,爸就被分到镇医院烧锅炉。爸干活不掺假,医院每年冬天必要爸去烧锅炉,烧锅炉一般都要加夜班,有时我就和爸住在医院。锅炉房大半处在地下,进门往下走很长的红砖阶梯才是地面,水泥地面大部分被那巨大的锅炉占据着,那个空间很奇怪的,它构成我童年对冬天的记忆。昏暗的灯光下,爸像机器人一样轮着铁锹迅速地铲煤堆的煤渣往通红的炉火里扬,周而复始地两个小时连续一个动作。那锅炉房里巨大的鼓风机轰鸣声,像刀一般扎在我的心上。我就在这轰鸣声中等待结束的那一刻。爸爸在午夜时才拉掉电闸,轰鸣声戛然而止,那一刻世界是如此宁静。爸哼的小曲清清楚楚传入我的耳中。不过那一刻很短。之后爸就脱去能拧出水的秋衣稀里哗啦地洗脸,洗身子,之后带我到病房睡觉去。病房里总会留着一个床位给爸休息的。医院老病号白老头的侄女白姑娘特别喜欢我,常抱我亲我。她那滑腻的嘴唇,那像她的姓一样白的皮肤贴着我的脸,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我生怕大人们看透我的心思,就像皇帝的新装,很怕人看透他没穿衣服。


我那时最敏感的是鼻子,我能闻出春天的味道,能闻出夏天的味道,能闻到秋风的萧瑟,也能闻到第一场雪肃杀的冰冷。这味道,这味道不止是味道,它会在我心里形成一道风景,形成我对世界的朦胧认识。夏天时我和大哥到河塘钓鱼,在草甸上捉蝈蝈,捉蚂蚱、螳螂,那种夏天的草地的味道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的。也有时,我们蹲在自家的灶台上,盯着泥土砌的灶台的裂缝,等待着蟑螂,那是需要极好极好的耐心的,有时我们要等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盯着那细细的土灶的裂缝,轻轻地唤着“蟑哎……蟑哎……”那个背上油光油光的小东西有着两根敏感的触角,先是两根细如发丝的触角从缝里伸出来,上下不定地摇动一会儿,然后会慢慢会露出三角形的头,这时我着急,一把抓过去,蟑螂立刻消失在土缝里。大哥却有耐性,他总是等蟑螂全身出洞,甚至离泥缝已有一段距离,才左手立刻堵住泥缝,右手突然扣过去,再慢慢将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打开缝隙,不知是哪个指缝,蟑螂的头会突然冒出,这时你得反应快,立刻夹住,但又不能夹得太紧,太紧会把它夹死;也不能太松,太松它便从你指缝中突然跳出来,不落到地上,而是飞快经过你手背,转进袖口,蹿来蹿去。当你被弄得浑身发痒,脱衣抖落时,它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哪里去了。大哥总能抓住很大的蟑螂,扔进玻璃瓶子里,向我炫耀。在那时的我们看来,拥有蟑螂的数量多少就如今天拥有财富的多少一样。


在我9岁时盛夏的一个下午,刺眼的白光照着大地,太阳如一盏日光灯悬挂在上空,路面上一个人也没有,下午两三点钟的夏日热极了,安静极了,蝉在树叶上单调地一浪一浪地鸣唱,只有裋褐色的蚂蚱偶尔从红色墙面一飞,瞬间亮出它赤色的羽翅,才证明这个世界是活的。我和爸扛着苞谷去磨米厂磨苞米面。在那个炎热的下午,我扛着小半袋苞谷走在发亮的土路上,前面就是爸发亮的背影扛着一大袋苞谷,机械地前行,路两边杨树硕大的树冠随着一丝清风会晃动一下,这是夏天最后的炎热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童年过去了,那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永远地过去了。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醒来过,直到现在。


  在那以后,我们便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或许,叫现实吧。我身体感知外界的风口逐渐被堵住了。我童年时是靠身体去感知,去思考的,可越往后越来越靠脑袋了。现在,我再也闻不到那时春天的青草香,再也看不到灶台上那油亮油亮的小虫了。


说了这么远,该说说我是怎么走上艺术这条道路的吧。我第一个老师应该是我妈。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对人世间充满了抱怨,结了三次婚,到我爸这儿才算落地生根,生了我们三个娃,还抱养了一个。她的第一个丈夫在那时是一个还在上学的学生。那时解放没几年,她常说她和那学生很恩爱,但那学生长期不在家,要到县里上学。学生的一家老小都很欺负她,那时结婚不像现在会有一个新房,那时不过是两铺炕,原来的家人依旧睡在一铺炕上,一对新人睡在相对的另一铺炕上,大家几乎没有隐私,连喘的气儿都能闻到。学生经常不在,对面铺的一家人每晚便像疯狗一样向只有妈一个人睡的这铺炕狂吠。她不堪忍受婆婆、小姑们的漫骂,虐待,一怒之下走出家门。据说那书生找过她一次,恳求她回家,可是当妈提出要分开过时,那书生低头无语了。她也就没再回家,可这是她一生的痛,在以后茫茫的岁月中,她都不时地思念那个书生,一直到死。临死前的头三天,她还说,书生来接她了,让我们把衣服给她穿好。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书生真的把她接走了,那是她走完了一生的怨和悔终于到达的彼岸,与书生永不分离的彼岸。


和第二个丈夫离婚,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吃高级社的时候,先是在公社吃大锅饭,不久改了,对每家每户甚至每人定量供给,她的第二个丈夫是个极小气的会计,一天到晚不停抱怨妈太能吃,把他的粮食也吃了。他们经常吵架,婆婆却对她亲如自己的闺女。她常叹命苦,总不能十全十美,最后终于做出离婚的决定,和婆婆抱头痛哭后,走出家门去了大屯镇。


第三个是我爸,和爸结婚是在文化革命前期,她和他都在一个厂,瓦厂。这似乎是命中注定。妈常讲我们小时候家里那条枕巾,是爸在大屯供销社先要买,妈也在供销社看到它好看,也要买,而且非买不可。爸发扬风格,好男不跟女斗,便把掏出的钱又塞回兜里,让给她。那时妈怎么也想不到,其实谁买都是一回事儿,都会一起用的。那条枕巾,我现在还记得,是对儿漂水的鸳鸯。不久,大屯瓦厂倒闭,可愁坏了妈和爸,因为一厂人都回家了,就这两个人无家可归,厂里的老书记就说你们两个光棍儿组成个家算了,就这样,顺水推舟地,妈就嫁给了爸。爸是个八杠子压不出一个响屁的老实巴交的老好人,跟他在一起绝对不受欺负,只有她欺负人的份。从那以后,妈一天到晚抱怨爸无能,嫁给他受穷受气。她整天跟我们讲她童年家境是如何的好、如何的气派,我外公的伙计就有几十号人,他们常驻家中,烧火都烧松木板子,她上的学校都是伪满洲国的日本人学校,还要学日语,学不好日语要打手板的……但我最终也没有听她说过一句日本话。一般,她神采飞扬过后,突然脸色一阴,又开始抱怨,现在是落破了,打成了地主,成分高,没人要,这才跟你爸这倒霉蛋结婚,跟他受苦。在我的记忆中,她一直是在哭闹、抱怨、和人吵架中度过一生的。


她也有快乐的时候,就是给我们讲她在伪满洲上小学时图画课得了第一名。四个孩子中只有我听得最专注,所以她最喜欢我。她说她画了四联画,第一张一只公乌鸦口渴,看到瓶里有水;第二张把嘴伸进去瓶里但够不到水喝;第三张去叼了若干石子往瓶子里扔;第四张瓶里水位上升乌鸦终于喝到了水。她说她画得情景交融,让那个教图画的老学究赞不绝口,给了她第一名。于是,我那时以为美术一定是用来表现情节的。于是,我也动不动就在姐姐的作业本上,爸爸报销的**上,水泥袋的牛皮纸上乱涂乱画,大概画些动物之类,有点像连环画。在姐姐作业本上画,少不了被姐姐一顿打。妈妈却很袒护我,那么穷的年月她居然能拿钱给我买十六开的大图画本,还有蜡笔、细纹的木质铅笔,搬张炕桌铺好图画本教我画画。她教我画画,不是示范,而是告诉我,狗的鼻子应该长一点,猫的嘴巴应该短一点,马的腰应该塌一点……于是我开始观察这些动物,确实像妈说的那样,于是我每画什么,就看它的长相特点、动作、情态,观察入微,我在爸工作的房产所儿的马房里看马,一看就是一下午。妈常给我命题画画,比如画大黄狗,她说她家当年有一条五尺长的大黄狗,任何盗贼都不敢来的,凶得不得了。还不断提醒我黄狗身上有黑花,还有狗吠时是扬头的,当接近生人时是低头的,前腿向前伸直,抓住地,头几乎贴近地面使劲狂吠……

1987年,李占洋(左一)到少年宫学画,遇见美术启蒙老师孙秀恩(右一)


少年宫


1980年,长春市成立了少年宫。妈不顾爸的强烈反对,把我送到少年宫学画。我的第一个美术老师叫孙秀恩。他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高大、热情、爱说大话、讲场面、热心肠。在他身上体现了东北人的美德,同时也体现了东北人的缺陷,他给我上第一堂创作课的情境,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要画你熟悉的事儿。在以前,我是羞于画我熟悉的事儿的,因为我是农村来的,那些事儿多土啊,会叫城里的小朋友笑话的,但孙老师鼓励我画,我就画了我家边上的农贸市场。他一看很高兴,说我的绘画能力很强,那时正好赶上个全国性的少儿美展,他便叫我把这张“集市”放大,准备参加这个美展。他给我和另外几个小朋友吃小灶,让我在少年宫小班这间大教室里专门画这张画。为了保证在规定时间完成,让我住在他家里,第二天带饭盒到少年宫,这样就不用等火车、坐火车回家浪费时间。


那几个吃小灶的小朋友里有个大眼睛粗眉毛的姑娘叫孙杰,听说她家有些背景,爸爸可能是艺术学院的什么官。她能说会道,活泼开朗,常逗孙老师大笑,比如孙老师逗她,说你怎么不像你爸,也不像你妈,你到底像谁啊?孙杰生气地大声说:“像你!”一句话引得大家大笑。因为我画得好,她经常站我背后看我画画,我能感觉她的呼吸,我的脖子被她的长发搔得痒痒的,我喜欢她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感觉。一旦她从我视线消失,我便有些失魂落魄。我当时还不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暗恋。暗恋她又不好意思跟她表白。她倒像跟我一家人似的亲切,经常管着我,说我到处乱放画笔,就帮我收拾画笔,说我不换洗笔水,太脏了,就帮我换清澈见底的一大罐水。如果我在别的教室,她就到别的教室找我,说:“孙老师叫你吃饭了”。她的身影在我身边无处不在的感觉真好,她啰哩啰嗦管我这儿管我那儿的感觉使我很受用。但我丝毫不敢表现对她的爱意。她太活泼,而且童言无忌,且得到孙老师喜欢,中班的同学都看不惯她,都说她是个小疯子,靠家庭背景得到老师爱护。中班的同学跟我关系很好,我的少年拜把兄弟四兄弟中就有两个在中班。我在办公室画那张“大集市”累了,就到中班去找那些小哥们说会儿闲话。

1987年,李占洋在孙秀恩指导下完成的作品《大集市》,尺寸不详


有一次快到中午时,我们坐在中班的教室里,当时他们都在说她的坏话,我很不想听他们对她的恶语,但顾忌跟中班同学的交情只得沉默。蔡敢闯不无讽刺地对我说,“她还对你挺好的,经常叫你吃饭,哈,是不是喜欢你呀?”他们大笑,我很尴尬,红着脸顺口说到:“其实我烦死她了,整天跟着我,跟腚狗似的”。大家突然一下子大笑起来,都看我的身后。我转脸望去,孙杰刚刚就站在我的身后,把我刚才的话听得一清二楚。我后悔莫及,想改口又怕同学们笑我,只有硬着头皮把脸转向中班的同学,于是他们又是一阵大笑。再转头看孙杰时,她早捂着脸哭着跑远了,那一刻,我心如刀割。


我不知道该怎样对她解释我刚才的话不是我的初衷,但终于没能说出一句话。就这样,和她依然在那间大教室里度过下午的时光。以后,她有几天不来了,这下搞得我更加惊慌,接着就是失魂落魄地对她的想念,那想念使我无法专注于我的大“集市”的创作,反反复复,在原地踏步着。有一天,她又出现在大教室,我像大病初愈了一样,精神立刻焕发起来。她,没什么变化,只是剪了短发,显得更精神了。她也依然开朗大方,有说有笑,但就是不再站在我身后了,也没有再给我换过洗笔水瓶了。但她的出现在当时对我来说是无比重要的事儿,比画“大集市”都重要的事儿。


到后来,她就没再来了,连一声招呼也没打。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对女人的感情,以失败告终的感情。但那种误会直到现在还在我心里打个结。很多时候我喜欢的女孩我不敢接近,有了误会羞于解释任其自生自灭。我的感情这一关像我的艺术一样,自然的生,自然的灭。


多年以后,我们不约而同考上了艺术中学。长春市唯一的一所专业性的职业高中,在那儿,当时差不多是考生上大学的唯一摇篮。那天在长长的走廊上,阳光把窗影映在地板和墙面上,她从墙的另一端向我走来。当那个小黑点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这个已经长高了的大姑娘就是孙杰时,我惊慌失措极了。


“你好”,她大方的对我问好,“这些年还好吗?”


“还行还行”我抑制不住胸膛的心脏在怦怦乱跳,好半天我才说:“你怎么样?”


“也还好,后来我爸就不让我去少年宫了,在艺术学院专门给我找个老师教我画画,我画得太差了,只有开小灶,专门教我。我哪里像你,从小就是一个大艺术家!”她笑着对我说。


我傻笑着摇了摇头。以后三年高中学习的日子里,虽然也能看到她,但都是在某个公共场所,对她的依恋也逐渐消失了,像烟云散后呈现的依然是如海的蓝天,那年我十六岁。

艺术中学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兴隆山度过的,只是在每个周末去市里少年宫学画,每个周末都要坐火车到城里,冬天都是天不亮就得从家里出发。在冬天,每个星期天,就要在黑黢黢的夜空下,走向火车站,脚踩在乌白的冰雪路面,发出“咔吱咔吱”刺耳的响声,路边硕大的带着树挂的杨树、柳树,在昏暗的路灯下投下无限延长的树影,偶尔经过路灯的一亮,便又是无边的暗。走在冰雪的路上,心里总有种莫名其妙的恐慌感。夏天还好,出发时候东边已经映满朝霞。可是如今我考上了艺术中学,就意味着我一年四季每天都要坐火车了。坐火车,真是我最头痛的事儿。不过那时,我已经十五岁,没那么怕挤车了。从一个农村学校一下子搬到了市里边的学校课堂,我颇有些兴奋,这里的一切和我们农村大有区别,这里不是农村学校那种几乎称得上辽阔的操场,操场周边都是参天大树,清一色的土路,教室里也是裸土地面,下雨天走路不小心会滑到,晴天里地面被踩得全是均匀的小包小坑。这里是高高的大楼,长长的走廊,清一色的水磨石地面,连厕所也是瓷砖贴的。走廊的这边是一排到底铁框的窗子,走廊那边是一间间教室的门。上课的时候走廊里空无一人,下了课,教室的门像爆炸了一样争涌打开,宁静的走廊顿然喧声笑语,打闹不停。

于春亭是我在艺术中学时的第一个色彩老师。他大个子,但只有骨架子。那方格子西服穿在他身上真如挂在衣服架上一样,他留着大长头发,颇有艺术家气质,两条火柴棍似的刀螂腿走路一闪一闪的。他对艺术充满了热情,那时人虽然没有今天当代艺术这么多花哨的形式,但是,是真的用生命去爱艺术,比今天成功作秀的明星们不知感人多少倍。他可能一生都没有画出一张可以去画廊销售的画,但他天天画画,充满了热情地去画,毫无功利心地去画,对画像对热恋中的情人。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没有画过肖像,全是静物画,他崇拜的艺术家是塞尚。由于他是早产儿,虽然高,但是有些不匀称,这大多是早产儿的特征。他父母是高龄才生的他,他天生身体不是太好,但是很拼命。他口吃,一个字要重复很久才说下去,听他说话费力极了,但他的手势很有力,那双钢筋一样的大手随着不流利的讲话使劲向内转着。“画……画……桃子应该……这样转……转着……画……画圆的”,然后,甩一下搭在脸上的长发,眼睛望着空中,似乎他看到了塞尚。


他对我很好,可能我们都出身贫寒。他说他当年很穷,没能读上更好的大学,他鼓励我一定要考上鲁美,因为他有同学考上鲁美,他很羡慕他的同学,他说他是考不上了,他希望他的学生考上。在我的记忆中,他画画时总是用小号平板油画笔挑起纯纯的颜料,在水粉纸上干搓,他说赛尚就是这样画的。那时艺术中学管理很严,下午4点30下课,6点就清理教室了。管锁门的老银头确保教室没人便把整栋楼的大门锁好,才回到收发室睡觉。有的时候我就躲在巨大的窗帘布后,躲过老银头的检查,在教室里画通宵。有一次于春亭晚上到教学大楼前叫老银头开门,说他忘了东西在里面,他进了大楼直接到我教室敲开门。我当时一惊,还以为是老银头呢,原来是于老师,又惊又喜。他从厚重的军大衣里掏出了一饭盒的饺子,他说是他妈今天包的,他知道我在教学楼里面加班,怕我晚上饿了,就给我送饺子吃。我当时好感动,那盒饺子是芹菜馅的,芹菜牛肉,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吃过最香的饺子。


老银头是个比较讨厌的家伙,是个老光棍,一直在这儿打更。他恪尽职守,经常检查教室还有没有人,如果发现有人,他绝不留情面,一定要轰出去,第二天还要向教导主任老马太太告我们的状。我们都很讨厌他,便有很多笑话说他。说校里澡堂子轮到女同志洗澡时(那时地方小,只有一个水池,男女教职工轮班用),等所有的女教职工洗完澡,池的水已经混了,他一定不放掉。然后一定钻进混水里泡,闻那些老娘们留在混水里的体味,有时我们当面问老银头儿是否又去又闻味了?他尴尬地咧嘴大笑。我没法证实真假,但当人跟他聊天时他总说过了这段忙的日子就回家相亲去,并为相亲准备了一套料子服。我看过他穿料子服,那是在极正式的场合,比如学校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时,但直到我毕业从来也没听说他相过亲。现在想起,那时他就有五十几岁了,一晃已经快三十年了,他已经死了吧?


我那时是费了一番周折才上了艺术中学的。因为我属于农村的,不在艺术中学的入区范围内,所以即使我在全校排第二名也没有录取我。孙老师爱说大话,之前他跟所有人说他一定保证我上得了艺术中学,可能他觉得我的绘画水平没问题。但他也没想到有这一政策,就是艺术中学不招农村的。开学一个多月了,我还闲在少年宫。别人的闲话也多起来,大概都在议论孙老师在吹牛,夸下海口让人家的孩子只考艺术中学,如今孩子考了,成绩那么好却上不去,他又不管了。他听了这话可坐不住了,就带我找艺术中学校长,校长许占志说他也没办法,只有教委主任批个字,他才敢收。于是孙老师带我找教委主任,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批了字,校长也同意了。


我上学的时候,艺术中学一年级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所以我被安排在倒数第二排,后来,因为我眼睛近视又被调到第一排。我上课的时候已是初秋,知了还不停地鸣叫。下午阳光充足时还是挺热的,老师在台上讲课,我有时候会溜号,东看看西看看,一个一个地看我们班上的同学,尤其是女生,我更留意,高颖、刘彦冬、李文丽、王秋霞、胡从蓉、樊爽、魏彤、富饶、方薇……这些小女生就是跟我们农村的女生不一样,娇嫩极了。我一边做着笔记,眼睛一边在她们身上溜来溜去。


在艺术中学那时,十六七岁的小男生小女生充满躁动,尤其是头脑发热的小男生,动不动就打架,无缘无故地爱,无缘无故地恨。一顿酒就能推心置腹成了莫逆之交,几句话便拳脚相加甚至刀*相见,只有在课堂上才平静得像一家人。但课堂上暂时的平静遮掩不住好斗的心。经常是杨若天扫了一眼郭林林,郭林林瞪了一眼杨诺天,杨若天便对郭林林怒目而视,这可能就成了下一次厮打的起因。


艺术中学里我是住得最远的一个学生,也是来得最早的一个。因为从我家那个小镇到长春市里只有一班很早的通勤火车。冬天出家门,披星戴月,天空尚未黎明,夏天时朝霞映照,我早出晚归。那班车实在是太早了,早5点45分从小镇开,到长春站六点半都不到。即便坐公交车去学校再花上半小时、40分钟,到学校也只有七点刚过,离八点上课还早。那天,杨若天第二个来到教室,我心想他今天可真勤快,怎么来这么早。这个有点络腮胡子的小伙长着一对新疆人的眉毛,浓密的眉毛下一双似火的大眼睛,他经常对人怒目而视,火气冲天。因为他画得好,差不多是全班第一名,所以心高气傲。他又能打,和那些经常打架的同学打得火热,称兄道弟,所以大家都怕他,让他三分。他那时真是集白马王子与强盗于一身,大多数的男生们其实都有点讨厌他,但也不得不佩服他的魅力。他瞪着大眼睛,用夸张的手势给漂亮的女生讲解素描,讲解达芬奇的解剖,并把那时少有的世界美术上豆腐干大的大师印刷品展现给大家,他说他完全能理解修拉,他认为印象派真正成为印象派是从修拉开始的。在他的观众中,就有一名身材高挑穿着白色长衣的漂亮女生,她就是高颖。


那时我也喜欢高颖,但凭我当时那般瘦弱寒酸,绝然不敢对她下手的,连开口都不能,只能默默地站在远处看着她。终于有一天,她坐上了杨若天的自行车,双手搂着他的腰,脸贴在他背上。看到那一幕,我的心都碎了。杨若天其实不是我喜欢的人,以他为首的实力派也看不起我们这些平民。所以他这么早来,我只打个招呼,各自干自己的事。他双手撑在桌子上低头看着当天的长春日报。


他那天格外精神,穿一件白色的警察服,黑色裤子,那时的警察服是白色的,穿在他身上格外得体。他低头看报时背弯成弓形。教室如此宁静,虽有我们两个人,但一点声音也没有。这样平静地过了十几分钟,我突然听到“啊呀”一声惨叫,抬头看到他时,杨若天身边已站定了另外一个人,那人是二班的班长何川。他手持两根胳膊粗的短桌腿,横眉怒视着杨若天。我被这突然发生的事惊呆了。就在我们看报纸看书之际,何川进来抡桌腿儿狠狠砸在正在专注看报的杨若天弓起的背上。这下打得太重,杨若天本能地向前一挺,向后弓起的背立刻前仰,他的肚子夸张地向前腆着,脸部极其痛苦地扭曲着,呲牙咧嘴,很可怕。刚才那下子结结实实地打在他亮出来的脊梁骨上,打得真重。所以此时,他还不能马上动,他的两臂紧缩在胸前,看他脸上的表情显然刚才那下子太重了。何川手持两棒,站在离他只有一米的距离上死盯着他。这一切来的太突然,我还没能反应是怎样一回事,就成了眼前这样了。


我急忙起来,上前相劝,我抱住何川,把他往外面推。他的嘴唇由于愤怒而抽搐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他的脚步已经随我用力地推而向后退几步了,可突然,他猛地推开我,疯了似地奔向我身后,原来杨若天稍缓一下,没那么痛了,便突然抄起靠在墙边的拖布杆向我推着的何川方向砸去,何川让开我,迎了上去,两棒一架拖布杆,就到了杨诺天近前,然后两只木棒雨点般砸向杨若天的头部。我以我最大的力气挤到他们中间,杨若天喝醉了酒似的,整个身体往下沉。我马上抱住他,鲜血万马奔腾般从他浓密的长发里喷涌出来,“唰”地一下落在了雪白雪白的警察服上。红色一着白底,立刻散发开来,如盛夏的花朵,无比好看,那花朵,一朵一朵在我眼前绽开,剎时间白衣便成了红衣。我无论如何也托不住他庞大下坠的身体,我们一起倒在教室的水磨石地面上。


后来我才知道,是昨天放学时候,杨若天和几个同学堵截了何川,把何川打了一顿,为什么打何川,连何川自己都不知道。何川觉得很屈辱,第二天便到我班寻找打他那几个人,正好碰到杨若天,他倒霉了。接下来就是打人者和被打者都要被揪到学生处,被询问起因,量化赔偿,医药费等。起因原来因为另一个同学,叫刘伟,他妈妈是东北师大美术系系主任陈荷,陈老师关心艺术中学的教学质量,就到我校任课两周,教学试点就在何川他们班,这下可乐坏了他们班同学,视她如天神下凡,怀着对艺术的饥渴想一下子把陈老师的东西都学完,他们觉得陈老师教得太好了,画得太好了,简直比他们老师好多少倍。为了验证,何川把他们老师放在教室里的一张素描画给陈老师看,叫陈老师评价,陈老师说这张画只相当于这个班的中等水平,连构图都是有问题的。这样一下验证了学生们的判断,何川激动极了,脱口而出:“陈老师,这就是我们老师的素描哇!”他在陈老师面前好像找到了亲人,抱怨他们素描老师的无能,他们好渴望像陈老师这样的老师能给他们一直上素描课。可万没想到,陈老师一下子脸涨得通红,强忍着愤怒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耍我?”便愤然离去。这一举动,对于一个青春发育期的大孩子来说,可谓茫然,因为处世不深,完全不知利害关系,还当好事说呢。何川也悻悻地走了。这件事陈老师讲给了她儿子刘伟,抱怨这些孩子不懂事,刘伟便记在心中,过些日子便串联杨若天几个路截何川,这才发生先打何川,后杨若天挨打的事情。


在我记忆中,二班和一班是经常打架的,而且经常头破血流,细想想,有什么冤仇,也没有,就是青春期综合症。在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度过了我们的高中生活,其实,可谓无忧无虑,即使像我这样,条件最差的,也有许多朋友帮助。假期里,和他们一起到南湖游泳,到净月潭野餐。我们其实是幸福的天之骄子,比起那些上前线打仗下来的残废大兵,我们不知幸福的多少倍。对越反击战后,我们全校师生集合在大教室里,看从越南前线回来的自卫反击战英雄做报告的电视录像,那凝重的气氛使我又想起了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幕。我们班的同学全都哭了。不是为别的,是为那跟我们差不多年龄的小英雄们,几乎都残废了。一个皮肤白皙的小年轻军人,他双眼缠着绷带,语调激昂地讲述他猫耳洞的经历。末了,他带着哭音,无限哀伤地对我们说:“同学们,我多羡慕你们能坐在课堂,听老师讲课,我,我永远不可能了,我才十八岁呀 ……”今天,他是座上的英雄,无限光环都属于他,可他只有十八岁,只比我大一两岁,以后茫茫的黑暗将伴随着他。在中国这个翻天覆地变化的国度里,今天的英雄,明天可能马上就成乞丐,谁还会在乎他曾经是个战斗英雄?再过二十年,像我这么的大的孩子,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自卫反击战,但可能能看到这个瞎子在沿街乞讨。人生,多么的残酷,我们的教育又能告诉我们什么?


那个年代躁动而充满活力,一天到晚浑身是劲不知往哪使。中国也像年轻的我们一样躁动而充满活力,一种痉挛般的活力。可对于我们,不论怎样度过,考上名牌大学实在是艺术高中头等重要的大事儿,鲁迅美院便是我乃至我们几乎所有同学的奋斗目标。我们那时的同学,都跟我一样,爱画画,不爱学文化。我们上午上文化课,下午才是专业课。早晨,我们迎着清晨的阳光走进教室,可政治课徐老师那无聊的声调使人能睡觉。但政治老师却是我们班主任,为了给班主任面子,拿铅笔撑开眼皮也要硬挺着不睡觉听完她那枯燥的讲课。我坐在第二排,从来都是把腰板挺直靠在椅背上,虽然我盯着黑板,心却不知哪里去了,但样子绝对是注意听讲的。所以,她对我印象很好,她一直都认为我是个努力上进且老实巴交的农村孩子。有一次,该我值日,我反正要等火车,有的是时间,就把教室地面扫了一遍又一遍,干净极了,但突然涨尿,忽然有一种念头更突然地冲入脑中,我想,若是我把尿浇在地面上,就像往地面浇水一样,那会有怎样的感觉?反正教室就我一个人,没人看见,任我行了。于是我关上了教室的门,掏出鸡鸡,边画着圈地跑,边往教室的地面撒尿,看上去就像拿水壶撒的水,这种恶作剧式的快感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我尽兴地玩着。可就在我玩得正高兴时,门突然一下子推开了,徐老师高大的身影屹立在我面前。我们两个都被对方惊呆了,当她反应过来眼前发生的一切时,气得浑身发抖。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如此生气过,以前,她经常叫起后进生,顽皮打架的学生,疾言厉色地批评他们,声音大极了,可此时,她只有发抖的份,话都说不出来。我好像从一个世界突然被拉入另一个世界,我好不愿意来到的那个世界,以后,便是脑子嗡嗡作响,目瞪口呆起来。我记不清她是怎样批评我的,只记得她让我在教室等着,她回教员室一趟再找我谈话。此时,我一个人站在刚被我浇湿的地面上,后悔莫及,如果可能,我将用我的所有做抵押重活一次,重新活在我没有往教室浇尿的那一刻,那一刻,徐老师还没到来。当她看到我把地面扫得如此干净时,她一定会表扬我,一定会关心我几句,也一定会问我坐火车是不是很挤,还一定会问我课堂上有没有不明白的问题。说实在的,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她喜欢我们,用心地关心我们,只是她能力差,激不起来我们的听课兴趣,批评学生的方式也简单粗暴。但她对我,一直很好的。可如今,完了,一切都完了,想起每周一早上,徐老师都郑重地站在讲台上,陈述一周以来发生过的事情,好的事情进行表扬,坏的事情进行批评,我的头皮都炸了。徐老师会把我的恶行,放在最后一个事例说,就像以往她总结都会把她认为最恶劣的事情放在最后说一样。老实说,这个周末,我几乎彻夜未眠,我像等待着最后的审判一样等待徐老师在周一的班会上给我的宣判。周一终于到来了。那天徐老师来得很早,我把头低下,不敢看她的眼睛。七点五十,她准时开始总结上周的事迹,她一件事一件事地说,说得似乎比以往还细,我的头越来越低,几乎塞到了裤裆里,只等她最后一个说我。八点钟整,她抬手看看手表,向大家说:“上周的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准备上课了。”说着,她迈着大步走出教室。“啊?,怎么可能,明明把她气成那个样子,她却提都没提,怎么可能?”我百思不得其解,但如释重担,狠狠地把腰板直了一下,昂首向前。徐老师,我的好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中午上完最后一节课,校园里的广播喇叭传来了校园音乐。“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她,噢,她比你先到……”那悠扬的歌声混着那热浪般的空气,弥散在少男少女的心中,这时候,王秋霞和张成虎在教室里跳起迪斯科,富饶也会加入,她的小屁股一前一后地扭着,两只小手打着响指一前一后地推着,骚极了。看她跳舞,我激动得不得了,简直不敢站起来,因为裤裆早已搭成了帐篷。那往教室撒尿的事儿,被又一浪的欲望打下去了,它沉到水底,像沉在水底的泰坦尼克号,我希望同学们永远不会知道。


1987年的4月份,天气还很冷,在东北生活的人们还都穿着厚厚的棉衣,虽然已经4月阳春,但真正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我们听说在沈阳要展出中央美院和鲁迅美院的基础教学联合展。那时的两院联展比我们今天看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还来劲呢!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个激动人心的事情,但很少有人做出出省看展览的决定。我很想去,就鼓动郭林林一起去,他家很富有,他想做的事情只要是正经事,他父母都会支持的。于是我和郭林林踏上了去沈阳的列车,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决定出远门,心里激动不已。列车迎着晚霞向西边狂奔,时时发出“嘟嘟”的吼叫。那血红的晚霞染红了西方半边天,我伸出头去,任凭风把我的头发狂撕,我像几十年没呼吸过空气一样,夸张地张开大嘴,猛吸着干冷带着风的空气。我看着窗外红红的晚霞,真的很像鲜血,这时车厢里广播播放着徐良的歌曲:“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等待?也许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于重庆融侨云满庭
起稿2014年3月10日
截稿2014年4月6日
返回页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