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仙桥一姐:他们用艺术应对劫难,而我们似乎更相信钱
发起人:点蚊香  回复数:0   浏览数:1602   最后更新:2020/04/14 11:36:36 by 点蚊香
[楼主] 点蚊香 2020-04-14 11:36:36

来源:Hi艺术  文:酒仙桥一姐


在⻓达两个多⽉的全国瘫痪之下,每个人都经历了少有的精神起伏和情绪跌宕。⽆力、⽆助、未知、愤怒、恐惧、感激、悲壮和悲情交织在⼀起,⼀⾔难尽。作为艺术从业者的我,不⽌⼀次地问自⼰:灾难前,艺术有什么用?艺术能做什么?就像抗⽇时傅斯年“书生何以报国”的懊叹,第一次,我开始怀疑艺术存在的意义。


隔离在法国诺曼底,已经80多岁的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D**id Hockney)似乎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他⽐我想得明白,⽤十张新创作的iPad绘画作为回答,并通过BBC向全国宣读了⼀封信:“我买了⼀部新iPad,正准备画诺曼底冬⽇下的树,病毒来了。我没有停下,从冬天画到现在。瘟疫肆虐,有些⼈批评我的画是对焦灼现实的逃避。”作为英国最著名的在世艺术家,霍克尼选择通过电视新闻,⽽不是画廊或美术馆,向人们展现他在隔离中的新作。⼗幅作品中,有⼀张英国⽔仙。不列颠岛春天的草地上,到处开着这种黄澄澄的花朵。霍克尼将它命名为Do remember they can’t cancel the spring(《请记住春天不会因此取消》)。很多⼈感动,不单是因为英国⽔仙象征着霍克尼⼼中春日的故乡,更因为霍克尼用艺术疏解人们焦虑的努⼒。他相信此刻,艺术有能⼒,也有责任站到芸芸众⽣中;他相信,艺术可以抚慰低落的精神,为禁⾜的⼈们带来春天的希望。“为什么我的画不表现新闻时事?因为在我眼前,就是这些花、这些树,春意盎然。我不愿再现或回应现实,我要表现自己的感受。”“坚持创作,这是最重要的。”霍克尼相信,通过绘画,他的感受能像春风⼀样传递。是他的相信,感动了⼈们,也启发了我。

大卫·霍克尼《请记住春天不会因此取消》©大卫·霍克尼




大卫·霍克尼用iPad创作的新作©大卫·霍克尼


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们陷⼊同样的困境:医疗资源挤兑,前线医护装备短缺;买不到蔬菜,买不到口罩;瞬息万变的政策;亲友分离;对疾病的恐惧;经济的压⼒,和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隔离。⾯对种种变故,中西⽅艺术家却选择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应对。


西⽅的艺术家,⼤多选择⽤自己的专业去回应。纽约西区百⽼汇的音乐剧演员隔空唱起《悲惨世界》;⻢友友在自己的书房直播独奏巴赫;阳台上的小提琴⼿每天伴着夕阳为邻居们演奏。盖蒂美术馆(Getty)引领的“换装经典名画”⾏动吸引了数万脑洞大开的素人参与;英国艺术家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在Instagram上直播自己在工作室创作新系列作品“春樱”的过程,并开设访谈“在心理学家的沙发上”,分四天回答观众100个问题,包括“骷髅上的钻石都是真的么”等等。以⽂字海报著称的英国艺术家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创作了Thank God for Immigrant《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移民》),向在疫情中做着保洁、司机、护⼯等最基本工作的移民群体致敬。法国⽇光装置艺术家皮埃尔·布劳特(Pierre Brault)在巴黎的建筑上完成了Stay Home Safe(《别出门,祝平安》)的装置作品,呼吁人们待在家中。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等20个当代艺术家联合推出Art is Where Home is“艺术在家中”)的互动创作项⽬:⼈们可以免费下载创作包,按照上⾯的提示,或“为厕纸写⼀首诗”,或跟着葛姆雷的教程,⽤纸剪出⼀个⼩小的雕塑。伦敦蛇形画廊策展⼈奥布里斯特-汉斯·乌尔里希(Hans Ulrich Obrist)在社交平台放出多个⾏为艺术视频和⾏动指导,包括大野洋⼦1996年的《Wish Piece》和1974年布鲁斯·纽曼(Bruce Newman)的《身体压⼒》,号召“⼤家一起照着做”。尽管他选的这些作品有点⼉艰涩,且就⽬的来说,过于高冷小众;但无论定调⾼低,这些行动都在⽤艺术独有的⽅式,缓解人们的孤独和压⼒。


盖蒂美术馆(Getty)在社交网站上发起的COS名画


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在Instagram上直播自己在工作室创作新系列作品“春樱”的过程©达明安·赫斯特

杰里米·戴勒《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移民》©杰里米·戴勒

皮埃尔·布劳特在巴黎的建筑上的《别出门,祝平安》装置©皮埃尔·布劳特


与西⽅艺术家强烈的表达欲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的艺术家,在精神最为困乏的封锁时期,⼤部分选择放弃创作,隐身噤声。在本应彰显艺术力量的时刻,创作主体们哑然无声地汇入了调门一致的众志成城和束⼿⽆策,任由口号代替了歌唱。我们的艺术⾏为,似乎只能伴随着商业⾏为存在。当灾难降临,脆弱的小生态迅速休眠,交易停⽌,艺术也随之暂停。钱,成了我们应对这场劫难唯⼀的方式。我们不相信艺术在此时能解决什么问题,甚⾄认为艺术不合时宜。

安东尼·葛姆雷等艺术家发起的“艺术在家中”

伦敦蛇形画廊策展⼈奥布里斯特-汉斯·乌尔里希(Hans Ulrich Obrist)在社交平台发布的⾏为艺术视频和⾏动指导


也有艺术家试图⽤专业做些事,赵赵一语双关的作品《蝠到了》,隐隐带出民俗和瘟疫的吊诡关系,还捎带手验证了红⼗字会的腐败无能。这个创作⾏为虽未在社会上掀起多大的共鸣或反响,但却是我们硕果仅存的艺术尝试。⾄于艺术机构,我只能想到⽊木美术馆的“艺术还在”在线展览。遗憾的是,在看似共情的名称之下,这个展览⽆论从内容还是⽅式,都局限在⼩圈⼦的⾃娱⾃乐和自说自话中。虽向公共开放,但它的出发点并非出于对公共精神的关切,⽽更接近如何填补空⽩档期,巩固自⼰在业内的存在。

赵赵《蝠到了》37×25cm 布面油画 2020


原来到了生死时刻,我们这些艺术从业者,并不相信艺术有处理和帮助他⼈的责任和能力。我们只相信钱。于是,艺术家纷纷用作品去换钱。义拍成了唯⼀活跃的途径。可义拍的参与者又多是圈内人,那些拍卖的作品来自于谁,比表达了什么更重要。我没有任何否定或贬低捐款捐作品的艺术家的意思,更不怀疑他们想出一份⼒的真诚和急切。就像武汉⼈集体开窗唱国歌⼀样,绝不是做作,是真没辙,真悲愤。但我又⽆法不因此感到可惜,精神表达的匮乏证明了艺术行业的畸形和失败。钱,本不该是艺术第⼀诉诸的对象。艺术家应通过艺术手法,触发感官,参与分担,为大脑松绑,促动个体情感的表达。艺术机构应努力让艺术家的成果最大范围的展现在公众面前,为灾情下的公共精神重塑出一分力。我们本该坚持创作和传播的本职,却最终⽢于物质捐赠的无可奈何。在疫情中,我们放弃了自⼰的本职,也无视了自己的价值。


也许,是我们有太多的不相信:不相信艺术除了换钱这⼀条路,还能有别的贡献⽅式;不相信体制允许,不相信自⼰能执⾏,也不相信困境中的⼈们除了钱,还需要其他的东西,比如艺术。鬼见多了,不敢相信面前站的是人。我们都快变成了丧失信仰的艺术寄⽣者:靠它庇护,靠它挣钱,享受它光环下的特权,却既不真正拥有它,也不相信它,更不相信有人相信它。

《六号房里的女人》,爱丽丝·赫茨索默的故事


写到这⾥,我想起⼀部纪录片《六号房里的女人》,是一个关于犹太⼥孩爱丽丝·赫茨索默(Alice Herz-Sommer)的故事。在纳粹集中营里,为了粉饰种族灭绝的真相,德国人筛选出一批会乐器的囚犯组成乐队,专为应付国际红十字会的查访。爱丽丝凭借弹得一手萧邦入选,“每次演奏,底下都坐满了饥寒交迫,病息恹恹的⼈。⾳乐是⽀撑我们活下去的粮。”在关押爱丽丝的这座集中营里,遇难人数达33000余人,其中也包括她的母亲。在如影随形的死亡和残酷的虐待下,爱丽丝将音乐、将艺术当作自己还活着,以及自己能活下去的证明。一个纳粹军官看了爱丽丝的演出说:“谢谢你的演奏,让我感触良多。我会保证你和你的儿子,不会被送⾄灭绝营,直到战争结束。”是艺术本身,在绝境下完成了救赎,救了濒死者,也救了施暴者。我想,我们应该学着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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