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好奇心日报  曾梦龙

“你知道吗，至少对我来说， 1933 年并不是关键性的一年，”阿伦特说，“真正决定性的是我听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一天。”

《汉娜·阿伦特：活在黑暗时代》

内容简介

汉娜·阿伦特是她那个时代最天才又最具挑衅性的声音之一，也是一位影响力两极分化的政治学家和哲学家，有人称赞她远见卓识，有人谴责她是骗子。她出生在普鲁士，父母都是犹太人。 1933 年，她逃离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以批判世界对二战罪恶的反思而闻名。作为一个充满内心矛盾的女人，阿伦特在 36 岁时才学会用英语写作，然而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却改变了几代美国人和欧洲人看待法西斯主义和种族灭绝的方式。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引发轩然大波，争议持续至今。

纽约传记作家安妮·海勒，用快节奏又全面的方式，描述了她内心矛盾的来源和她的最大成就，从混乱的童年，到她所谓“有意识的贱民”阶段——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不会“因为社会的不认可，而对自己失去信心”，不会为了赢得认可而“不惜一切代价”。

作者简介

安妮•C•海勒，著有《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一书，是美国《老爷》（Esquire）月刊虚构文学的编辑，也是康德•纳斯特出版集团的杂志发展小组的执行主编。

书籍摘录

5 安全与声誉 《极权主义的起源》和纽约的圈子，1941—1961（节选）

1945 年春天，在菲利普·拉夫举办的晚会上——她一定光彩照人——她遇到了玛丽·麦卡锡——后来成为她最好的朋友。当时麦卡锡三十二岁，机智、时髦，很有男人缘，虽然和埃德蒙·威尔逊的婚姻很短暂。她是《党派评论》的剧评人，也是左翼运动中了不起的女人。“穿着布克兄弟衬衫的男人”是她第一部作品集《她的同伴》里的中心故事，故事描绘了一丝不挂的年轻姑娘，挽着粗鲁的中年旅行推销员走在火车车厢里，让读者震惊也反感。正当阿伦特跟宾客们一起时，曾经在瓦萨学院读书的麦卡锡，漫不经心地开玩笑说希特勒似乎很想讨敌人的喜欢，尤其是法国人的欢心。麦卡锡本就树敌不少，她想说的是只有傻子才会盼着以德报怨，“可怜的希特勒，”她说道。或许阿伦特还没习惯这种时髦的调侃说法，闻言当场爆发了。“你怎么能对我说这样的话？我是希特勒的受害者，我被关过集中营。”——当时阿伦特应该已知晓纳粹刚刚控制了戈尔斯。她对他们的主人拉夫（而且，很多人都知道他是麦卡锡的旧情人）说，“你怎么能允许这种对话发生在你的家里，你怎么能，你可是犹太人啊？”麦卡锡“溜到了一边”，阿伦特后来回忆说。两人此后四年没有说过话，直到有天晚上两人同时出席一场由德怀特·麦克唐纳主持的《政治》杂志战略研讨会，散会等地铁时两人闲聊了几句，发现彼此喜欢上了对方，从此成为三十年的密友。艾希曼审判期间和之后的时间里，比起布吕赫来，阿伦特有时更愿意寻求麦卡锡的友谊来验证她的理论，向她倾诉自己的震惊、愤怒、不解和鄙夷。

阿伦特的确“光彩照人”，但卡辛和《党派评论》的编辑们在她呼吁一支犹太军队之外，忽略了她后来颠覆性思想的早期征兆。她从 1944 年就开始探求极权主义的起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一篇有关现代“种族思考”和一篇宣称“与少数人息息相关”的文章。文章驳斥了人们的一个普遍看法，即纳粹统治示范了一种全球反犹太主义的极端邪恶的现代方式——文中几乎没有提及纳粹或者犹太人。在她看来，少数人问题更广泛，其核心在于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形式，完整的公民权从一开始就不是全体人享有，而只是归于某一类人——德国人、法国人还有斯拉夫人，以此作区划，每个国家也就产生了被排斥的少数群体，那些成千上万无法“融入”的男男女女。这些少数人——即出生在本国的非法异族人——原本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事实上两手空空；缺失了基本宪法的支持，其他法律也就可以随意篡改。在某些时期，少数人可以在经济上对统治阶级有用，而一旦形势趋恶，他们会被选做替罪羊，其民事和经济的自由会遭到剥夺。这一问题在一战之后更加恶化，获胜后的盟军将欧洲帝国切分成很多新的小国家，任意圈地建国，毫无章法，那些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失去了居住的权利，或者失去任何形式的行政保护”。由此，阿伦特含蓄地表明，欧洲的犹太人并不例外于上述的少数人，而是其更典型的范例，因为他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祖国，不堪一击。

接着，她继续追问，为什么希特勒将怒火烧向了犹太人？ 1946 年，她在一篇题为《享有特权的犹太人》的文章中给出了一份不完全答案。文章广征博引、大气磅礴，影响深远却又如此的与时代格格不入，该文在 2007 年出版的阿伦特的《犹太书写》一书中改名为“历史的德行）”。她写道，从启蒙时代一直到十九世纪，在拉赫尔·瓦恩哈根之前以及她生活的时代，“左右逢源”的犹太人主要用经济利益换取国家的宠爱，赚足了特权。她把他们称为“例外的犹太人”，他们的财富——直到希特勒上台——买到了特权，让他们免除了“普通犹太人的庸常命运”。但他们在两个方面加速了大灾难，第一，他们的物质财富，和他们虽然面不够广却根深蒂固的政治影响力，激起了非犹太公民的妒意。第二，他们变成了犹太市政领袖和慈善家，代表全体犹太人与国家斡旋，反而成了穷困同胞和国家政治经验之间的高墙，包括在争取犹太人权利时。阿伦特写道，随着像罗斯切尔德家族这类银行家的财富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需要有大量的穷苦犹太人作为他们抗议的筹码。普通民众越穷，富裕的犹太人就感到越安全，越是金光闪闪。”毫无疑问，“享有特权的犹太人”最终没能逃过纳粹的魔掌，他们自己也曾为虎作伥，为希特勒出力，整个犹太民族变成了希特勒的政治替罪羊和一个保险选择。

这些观点如今看着眼熟，正是因为阿伦特早在 1951 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就有阐述。而在 1940 年代中期，她结识的美国朋友几乎没人有反应，或许因为那时候她讨论的问题看似更像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反犹太主义，或者是这些美国二代或三代移民们对欧洲的犹太民族史还不太了解；但在艾希曼审判之后，它却击中了他们的神经。对于麦克斯·阿伦特那一代被同化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坚信自己‘走在街上，跟其他的人一样，只不过回到家中才是犹太人’”。在汉娜·阿伦特看来，一切已经非常清楚：他们都错了——即便美国是例外，但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瓦恩哈根和她同时代欧洲“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中有些人觉得自己研习过德国和西方的经典就变得例外了，就去犹太性了。据威廉·***说，阿伦特自己也为柯尼斯堡的文化遗产而骄傲，甚至“深深怀恋那时的情景、那个时代”，但她还是坚信欧洲犹太人“总是不得不用政治上的灾难来换取社会地位，用在社会中遭受的侮辱来换取政治的成功”。随着希特勒的崛起，这种拉锯式的交易才在盖世太保的铁蹄下被终结。对于欧洲的犹太人来说，同化变成了一个幻觉。

《犹太书写》辑录的第二批文章中，阿伦特赞美了那些被社会遗弃的贱民们在抗争中表现出的美德。其中一些文章，她重点在诗人们的作品和像海因里希·海涅和弗兰兹·卡夫卡的作品中，追寻“有意识的贱民”稗史——事实上是神话——中的角色，他们向做着同化梦的人、维护特权的人和逆来顺受的人诉说精神的真理。这些文章都是个人的体悟，非常真挚。它们的主题很简单，第三帝国已经证明了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无家可归的人。“穷苦的犹太人和暴富的犹太人在一条船上，漂浮在同一片咆哮的海面，”她写道，“两者被打上了同样的烙印；两者非常相像，都是没有公民权利的人。”如果与海涅、卡夫卡、理论家伯纳德·拉泽尔和她“最好的朋友”拉赫尔·瓦恩哈根一道，成为自觉的贱民，肯定远比抓住腐朽不堪的希望或者幻想不放要好得多。“所有被夸耀的犹太人品质——‘犹太人的心’、人性、幽默、不偏不倚的智识——都是贱民的品格，”她写道。“犹太人所有的缺点——不知变通、政治上愚蠢、自卑情结、贪婪——都是暴发户的特征。”归纳来看，化不幸为力量的路径就在于，将被抛弃、遭排挤变成整体反抗——比如组建犹太军队。欧洲和美国犹太人群显现出的对政治漠不关心或所谓“非世俗性”，或许可以扩张到指望他人施舍权利，和/或指望他人保护而自己不做任何抗争的群体，她都会不留情面地严厉批驳。“从生而为犹太人的‘耻辱’开始，只有一条逃脱的途径——犹太人民团结起来为犹太民族而战，” 1943 年 1 月，她在一篇关于斯蒂芬·茨威格的文章中写道，茨威格与本雅明一样，都是流亡人士，都寻了短见。

此时，阿伦特和布吕赫已经知晓了德国集中营的运作网络，即把犹太人从德国和德占区驱赶到波兰和欧洲东部的集中营去。他们也听说了阿道夫·艾希曼的名字。 1943 年，他们开始知道死亡集中营。“一开始我们都不相信，”阿伦特告诉高斯，不仅因为死亡集中营可怕得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就军事意义来说，也完全不需要和没有必要。我丈夫……告诫说别太轻信……他们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六个月后，等到俄军开进波兰，“我们看到了证据，”她说，“真的像是打开了无底的深渊。”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或军事目的，这些机械化运作的工厂被纯粹用来屠杀——用她的话来说，为了“生产尸体”——这一发现，成为她的转折点。“你知道吗，至少对我来说， 1933 年并不是关键性的一年，”阿伦特说，“真正决定性的是我听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一天。”

作为回应，阿伦特整理了自己关于犹太人作为欧洲少数族裔的历史的文章，并补充了更多的材料，在将近 1944 年底时向霍通·米夫林出版公司提出出版申请，并将这本书命名为“耻辱的要素：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或者简称为“地狱的三大支柱”。在霍通·米夫林出版社编辑的建议下，这本书定名为《极权主义的起源》，可她始终不太喜欢这个书名；她认为这个书名提示了一种历史的可预测性或者必然性，可她并不相信它们的存在。因为灭犹集中营根本无从预测，除了回顾。这本书让阿伦特声名大噪。

1945 年 5 月，欧洲战场结束了，阿伦特在欧洲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工作却更见繁重。阿伦特的办公地点位于曼哈顿靠近哥伦布环岛的破败街区，周围遍布雪茄店和废品店，她在这里会见了很多难民和学者，他们熟悉帝国统治之前的犹太教堂、档案和博物馆，她要辑录他们回想起来的事物，和同事们最终出版了长达两百页的“轴心国侵占犹太珍贵文物暂定目录”，指导战后研究者抢救文物的工作。她对德国官方掩饰盗窃行为的方法有了深入了解，其中也包括艾希曼设计的诡诈官僚手段，她在《起源》中借用这些来描绘极权统治的“组织混乱”和难以跨越的层级鸿沟。与此同时，她还查阅集中营幸存者的个人记述，反复思考集中营里那种摧毁人性的离奇力量——真的把个体生命变成“一堆化学作用体，并可以随时替换成别的个体”——没人在乎他们是无辜的或是有罪的，也没有救赎的希望，他们被随意弃置、赤身裸体、忍饥挨饿、饱受折磨。《起源》一书最了不起的洞见在于，阿伦特发现集中营“就是验证人的天性可以改变的实验室”，证明了“完全控制”人的精神的可行性。阿伦特把这些完全控制的实验称之为“根本的恶”，这是她最有名的说法，直到后来她创造出“平庸之恶”，用以描述在给艾希曼定罪时， 他所表露出的平庸特征。

在这次历史大灾难中，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阿伦特认为这一时期发生了政治混乱和大范围的失业，使得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经济上变得多余，成为社会的负担”，让纳粹党趁机剥夺犹太人和异邦人的尊严及其存在意义，乃至他们的生命。十二年后，阿伦特在《艾希曼》一书中讨论说，如果这位负责运送犹太人的纳粹中校军官发现，自己的生命和他唆使去实施屠杀的那些人一样毫无意义，他可能不会沦落成耶路撒冷法庭上那个“办公桌狂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