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保马 翻译：张羽佳
编者按 在危机时刻，我们常不缺乏一种思想家，他们的词藻胜于内容，总是从过去汲取自己的诗情。他们的批判不是为了新的斗争，而只是在想象中夸大某一矛盾，以便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有的被切尔诺贝利魇住了头脑，有的则受困于欧洲瘟疫时期的“涂油者”哲学。他们并非不够关心历史，恰恰相反，他们非常关心生命政治的历史，却选择性地盲视了现代医学与政治的历史。3月11日，阿甘本在《论传染》中借用曼佐尼的《约婚夫妇》，一部描述了1630年代米兰大瘟疫的历史小说，严词厉色地指出意大利政府的“封城”措施“实际上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潜在的涂油者”。保罗·达凯斯的文章提醒我们，阿甘本将医学政治化的具体举措，单一地理解为政府为使“例外状态”常态化而制造的“恐慌”，这反而使他变成了他原本要批判的对象。但是，《约婚夫妇》中犹太人被阴谋论污名为散播瘟疫的“涂油者”，及至遭遇迫害的历史，却提醒了我们欧洲或西方在面对灾异时另一种“传统”。
哲学与病毒：阿甘本的幻觉
作者 | 保罗·弗洛雷斯·达凯斯
翻译 | 张羽佳
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刻，也许哲学可以拯救我们。根据定义，哲学即“爱智慧”，知识和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尽可能多地理解，并帮助我们以最适当和健全的方式重新启动身体和灵魂（此二者是同一件事情：“如果身体不是灵魂，那灵魂又能是什么？沃尔特·惠特曼）。灵魂可以也应该就是身体。但是，又有多少哲学家是真正热爱知识和智慧的教养，而不是偏爱迷信的传播与神学的反刍，偏爱精神上的娱乐和反科学的驱魔，偏爱平庸的抱怨和自恋的妄想？
我们读到几天前（3月11日）一位在国际上拥有大量读者、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的哲学家精心炮制的反知识/智慧美文，在这位哲学家的名号前可以冠以一大堆的“后学”前缀（后海德格尔主义、后福柯主义、后德里达主义，后……），但他又绝不仅仅是这些名号，这位哲学家就是乔治·阿甘本。
他的文章标题简短但却颇具份量——“传染”，副标题是曼佐尼《约婚夫妇》中的一行名句：“涂油者！抓住他！抓住他！涂油者！”。
▲《约婚夫妇 I promessi sposi》，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840-1842。
副标题是“17世纪的米兰史”。
在书中，作者描述了1630年代在米兰发生的大瘟疫。
“后”哲学家的文章所传递的论点是：在意大利，我们有一种“所谓的新冠病毒流行病”，随之而来的是毫无理性的“恐慌”，其“最不人道的后果之一”便是“传染观念”的传播。问题不在于传染病本身，简言之，因为它并不存在（阿甘本在2月26日已经宣布这一传染病是一项发明），而是“传染“这一观念本身的传播。
▲意大利当地时间2月23日，总理孔特签发总理令，对疫情严重的伦巴第大区实行“封城”禁令。2月25日，阿甘本于Quodlibet个人专栏发表《传染病的发明》，指出政府的紧急措施不合理。
3月9日晚，随着意大利全国疫情爆发，孔特签发新总理令，宣布自3月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城”禁令。3月11日，阿甘本在个人专栏发表文章《论传染》，再次强调政府正通过渲染“传染”的恐怖，企图使“例外状态”常态化。
这一观念对于”后“哲学家来说，或多或少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外在于希波克拉底的医学”，并且“在16世纪到17世纪几乎毁灭意大利的一些城市的瘟疫那里找到了自己最初的无意识先驱”。在此前两周，阿甘本曾经撰文反对“针对所谓新冠病毒的流行所采取的疯狂的、完全不合理的紧急措施”。
文章旨在证明并没有传染病，而只有传染观念的传播，因为流行病是“被假想出来的”，事实上只有“媒体和行政当局”在“努力传播恐慌气氛”。“后”哲学家援引了曼佐尼1576年米兰总督的“通告”：
总督得到消息说，有一些缺乏慈悲心肠的人，他们要给米兰这座城市的人民和居民带来恐慌并引发骚乱。他们正在给各户人家门口和门锁上、城市各个街区的外墙以及其他各种地方涂上能让人染病的油膏。他们想让鼠疫传染给个人和公众，这样就会带来许多困扰，扭曲人们之间的关系，那些会轻信这类事情的人尤其会受到影响。不论一个人拥有任何品质、属于任何阶级、处于任何状况，以四十日为限，如果揭发出支持、帮助涂油者或知道内情的人，可受五百币（scudo）的奖赏……
优秀的曼佐尼绝不会想到他的小说会被读出与他的本意相反的意涵，甚至走到最极端。事实上，这一话题是非常具有时代感的，这并不是因为曼佐尼轻慢地否认了传染病的概念（传染病曾经是实际存在的，事实上也将像波罗密欧枢机主教所预想的那样成倍速增加），恰恰相反，曼佐尼首先欲与之斗争的就是那些不愿正视传染病的行政当局。
▲图/《约婚夫妇》F.Gonin插画。
为阻止瘟疫的蔓延，米兰的枢机主教费德里戈·博罗梅奥组织了圣卡洛遗体的游行。曼佐尼对此大加讽刺。
由于行政长官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认为当前战争的需要更为紧迫，从而拒绝了卫生部门提出的措施。而一旦认识到瘟疫的大规模传播（通过传染！），在当时无知且迷信状态下，为瘟疫负责的便是“涂油者”，而不是那些看不见且不为人知的病原体。有人发明了原因，这是上帝对罪恶的惩罚，那些邪恶的“缺乏慈善心肠”的人将要涂油（对于目前新冠病毒的蔓延，政府的错误是希望创造“一种集体恐慌状态下的真正且合宜的需要”，以便能够继续获取“例外状态”的快感，阿甘本辩称，感染并不真实存在，存在的只是关于传染的令人恶心的想法）。
然而，在知道病毒和细菌究竟为何物之前，人们就已经明白，应对流行病的第一项措施就是隔离。因此，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里便把三个年轻人和七个年轻女孩（以及她们的仆人）隔离在一个豪华别墅里。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传染病，这不是媒体和政府为了使国家和地区“军事化”而捏造的犯罪想法。并没有油脂，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病毒的载体，因此是传染病的载体，而对付真正的传染病和抗击这种传染病的唯一方法就是隔离，与此同时，实验室正在努力寻找有效的药物和疫苗。
但“后”哲学家却勾画出了相反的“道德”（对他来说，流行病只是“被设想出来的”，人们得用它服务于政府对于“特殊的紧急措施”的推行）。病毒的存在及其传播方式，使得每个人成为流行病例倍增的潜在推进者，如果他继续坚持原有的正常生活的话。因此，为了避免成为非自愿的“涂油者”，必须坚持最严格的限制病毒传播的措施。不，不是这样的。根据“后”哲学家的观点，正是“最近的规定”才“实际上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潜在的涂油者”。也就是说，正是政府对病毒传播的限制（我们每个人都不自觉地转变成为“涂油者”）迫使我们作为潜在的涂油者生活在一起。在逻辑手册中，关于“失败”的章节有必要增加一个新的例子：涂油者的失败，或者阿甘本的失败。
▲dagli！dagli！l'untore 抓住他！抓住！涂油者！
图/《约婚夫妇》G.Gallina版画
在米兰大瘟疫中，一种阴谋论再次指向了犹太人。在14世纪黑死病时期，有人认为瘟疫是犹太人将混有蛇毒的黄油抹在身上，故意走到人群中，特别是基督徒中散播造成的。到了1630年代，犹太人被描述为一群随身携带小瓶子的邪恶的异教徒，瓶子里装着混有瘟疫毒素的油和粉末，以便随时涂抹在住户的门墙及人的头上。“涂油者”不仅成为犹太人的污名，也成为异己者的代名词。在欧洲历次的大瘟疫中，除了有因感染而死的，还有许多人死于各种阴谋论的迫害，曼佐尼的《约婚夫妇》就描写了疫病之下人与人之间的互戕。而这或许也是阿甘本担忧的出发点。
政府采取行动限制这种传染（我们知道这种传染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并不包含在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体系中，尽管雅典也曾发生瘟疫，其最杰出的公民亦死于传染），是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退化”的罪魁祸首。事实上，根据当局所建议的安全距离，通过隔离措施，“其他人，无论他是谁，即使是至亲至爱之人，都不能接近或触摸”，这真是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后”哲学家毫不怀疑，在几个星期内不触摸所爱的人就意味着放弃（这是多么痛苦啊，极其痛苦），尽管这样做是为了以后日后可以年复一年地触摸，而不是仅仅去触摸她的坟墓。“后”哲学家认为，正是在这种放弃中，“爱邻居”也被政府用法令“废除”了。此外，政府正在散布恐慌，以便能够“一劳永逸地关闭所有的大学和学校”。对于“后”哲学家来说，这些大学和学校显然还在教授神圣的希波克拉底医学，而不是教授自巴斯德和科赫这样的坏老师时代以来那些旨在研究各种形式的感染及其病原体的医学。
事实上，政府最初采取这些措施，正是源于对那些越来越紧迫的压力的屈从，即政府不得不屈服于来自医学科学界的激进抗传染措施的要求，它并没有权力做出其他选择。因此，如果真如“后”哲学家所说，是权力想恐吓我们，那么策划这一切的不是政府，而是医生，换句话说，是人民的白衣敌人的阴谋，斯大林已经谴责了一个。策划，传染病？策划疯狂的受虐。然而，医生和护士正是那最暴露、最深陷“战壕”的人，在这些痛苦的日子中，他们比任何人都要承受更加沉重的物质和心理压力，其所付出的代价甚至达到了英雄主义的极限。
▲截止意大利当地时间3月20日下午17时，全国累计确诊4.7万例，死亡率8.6%。
图/意大利民防部全国疫情实时图
“后”哲学家现在可以夸耀那些奉行他的理论的渎神的人了，比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夫人卡拉·布鲁尼，她想在公共场合用贴面亲吻来突出自己，并上演一场假窒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们也不怕冠状病毒！"。对于“后”哲学家来说，流行病只是一种虚假的设定，是“越来越倾向于将例外状态作为一种正常的政府范式”付诸实践的一个手段。
现在，我们的政府非常平庸，它的主要优点是，政府是可以被替代的（萨维尼和梅洛尼，有或者没有贝卢斯科尼），也许可以无限地更糟。但是，意识到（这种意识本身就是智慧的）自己的平庸促使它遵循医学科学的方向，它比欧洲其他地区提前了几天开始这样做。遗憾的是，当时曾允许一位外国元首在罗马市中心转悠，尽管这样做并无必要，并因此违反了法令规定（意大利主教曾经一度依循法律，关闭了教堂，但弗朗西斯重新开放了教堂，政府则对此保持缄默）。
有人正确地说，一旦病毒流行病被根除（对于我们的“后”哲学家来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流行病是“被假想出来的”，是“媒体和当局”在“努力传播恐慌气氛，以为真正且适宜的例外状态做论证”）许多事情必将改变。事实上，只有当有一场大规模的、不知疲倦的舆论运动和为实施必要的、根本性变革而进行斗争时，这些事情才会改变。它们可以概括为两种紧急情况（“后”哲学家的发明的这个名词真是太好了）：更多的平等和更多的启蒙、科学和研究。没有这一点，民主就不会成功。
更多的平等：根除传染病和消灭流行病的成本（根据我们的“后“哲学家，见2月26日的文章标题，它仅仅是“传染病的发明”）将是巨大的，因此将涉及很长一段时间的成本/牺牲。我们将不得不对巨大的财富进行再分配，须得从一个根本性的和强制性的措施开始，没有这个措施，所有其他措施都只会暴露出不公正：抑制藏匿在账户、社会和避税天堂保险箱以及国外的周期性财富，这些钱是如此见不得光，这是因为它们（几乎）总是违法的结果，或是腐败或是大肆逃税（或黑手党，或是集团之间的纠葛）。有义务即刻谴责这些财富，并自动永久和不可逆转地将其没收（加上严厉的刑事制裁，严厉到足够威慑的程度），任何银行和金融机构藏匿它们都被视为犯罪。为了一个新的开始，必须清楚明了。此后，每天更加平等一点就必须成为每一项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指南针。
更多的启蒙，科学和研究。迷信、上师和圣人已经不再可能，即使人们有时仍会陷入哲学或精神分析的泥潭。哲学应该开始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北极星将重新回归到对知识/智慧的热爱中，这里所说的知识和科学，不是那种剥洋葱式的玄想也不是一种后神学。
▲图/《圣洛克治愈瘟疫病人》，丁托列托，1549。
哲学应该在传播批判精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应该成为民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疫苗，尤其是在虚假新闻出现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刻，真理和意见不再有所区别，谎言成为“另类的事实”，就像视频中特朗普总统的发言人在总统的又一个谎言被揭穿后所说的那样。为了一个新的开始，需要奠定一个基调，同时也要冒险突破“后哲学”的阻碍，不再害怕说出一些温和的事实，例如承认涂油者哲学和“流行病的发明”是哲学家乔治·阿甘本在2月26日和3月11日为我们提供的一种糟糕的哲学。
阿甘本近期相关文章链接：
2月26日《传染病的发明》
h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l-invenzione-di-un-epidemia
【译文】
https://mp.weixin.qq.com/s/onS9cTwEap5gBrtxJOKNjA
3月11日《论传染》
h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contagio
3月17日《声明》对2.26日文章的回应
h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chiarimenti
【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