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奕来画廊（Eli Klein Gallery）以回顾展“不可抗力”（展期：2020年1月18日至3月18日）开启新的十年。展览由鲁明军策划，集结了13名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在2000年到2020年间创作的作品，旨在考量不可抗力（法语为Force Majeure）的定义。该词泛指在无法预知且不可阻挡的情形下，当事人从施行其义务的契约中解脱出来，无论因为自然还是人为事件。

贯穿整个展览，人体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反复出现。譬如庄辉的“祁连山系”系列影像（2014-2016）展现了艺术家背对着镜头，假装用画笔或喷灌漆摹画他面前的景色。李明的短影片《椤蛤 椤蛤 椤蛤》（2010）中，赤裸的身体在废弃的建筑物里和屋顶上爬行，最终进入丛林，响亮的声音回荡在背景里。“不可抗力”字面上的定义包含了自然灾害，但在庄辉和李明的作品中，自然并未强加于人体，反倒是人体进行干预，并最终暴露了自己的脆弱不堪，而自然恒常如故。

表演的身体同样出现在思索身份、性别或宗教的作品中。这些要素构成了自我，而自我的细微差异瓦解了常常投射在人上的定义。在沈莘71分钟的电影《据点》（2016）中，艺术家将当今对佛学哲思的冥想编织进关于私密、信任和自我探索的对话，影片中两名荷兰女性在苏格兰的一座佛教寺院里排练一套舞蹈动作。2016年由编舞者马汀滢和写作者康康成立于纽约的艺术小组“未来主人”，以作品“临摹”系列（2016年至今）重访当代中国的经验。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出现了“气功热”，在对集体调解的研究中，“临摹”的影像记录了表演者对气功练习的呈现。

鲁明军认为，尽管视角与方法各异，展览中的艺术家都将身体感知作为绘画的开端，也作为挑战世界主宰之力的武器。王思顺的丙烯画《启示 17.3.12》（2020）与另一组同名作品相关，包含了他在世界各地的旅途中所收集的，拟人型的怪诞石头，是为其身体冒险的馏出物。这幅绘画作品特写了一个毛茸茸生物的头部，有着类人的脸，它的怪相和泛红的颜色引发了恐惧感。对肖克刚而言，绘画的行为建立在直觉和不确定性之上。他的丙烯画《匿名-1》（2019）和《匿名-2》（2019）中，似是而非的具象形态或是浮现出来，或是滑落至抽象中。

绘画为石佳韵和龚剑提供了内省的通道，而两位艺术家对于至高力量的概念采取了迥异的回应方式。石佳韵突破了自我的边界，用绘画来捕捉自身经验以外的视觉，如《椭圆#1》（2018）中漂浮在蓝色躯体周围的蓝色椭圆形，或是《深红#1》（2018）中徘徊不定的线条。龚剑在“第二个自我”系列（2019）中将自身的主体性投射进艺术史，他在经典权威作品——如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1862-1863）或莫兰迪的静物——的复制品里插入了一个自渎的男子，其形象致敬彼得·胡加尔（Peter Hujar）的黑白摄影作品《Seated Nude, Bruce de Sainte Croix》（1976）。

另一些以身体为导向的作品回溯了1980年代与90年代，其时中国的行为艺术逐渐朝向极端的身体惩戒发展，考验着艺术家与观众的耐性。杨志超的《种草》（2000）以录像和档案照片的形式留存，此次行为将几簇草嵌入艺术家的背部。与之相似，何云昌在《一米民主》（2010）中自愿使自己的身体遭受折磨，录像记录了一名医生在艺术家的身上不经麻醉地划开了一道一米长的伤口。

在表演之前，何云昌反复征求观众意见，投票决定他是否应该经受此次行为，在伪民主的情境中，最终多数人投出了赞成票。[1] 身体在此成为了一个政治的场所，其命运由在场的人群而非至高权力决定；身体也成为了一个装置，能够创造出不可抗力，不受通过法律和医疗规范控制人民的国家所约束。

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兴趣和系统性获取，构成了戴馥任的作品《联邦人口普查（出生地与母语）》和《联邦人口普查（健康状况）》（均创作于2019）的核心。墙上张贴的乙烯薄片上展示着美国联邦人口普查中涉及的问题，以10年为隔，从1790年直到2010年。作品揭示了语言的变化，人的出身和民族从“出生地”变为“外国”。这一过程看似无伤大雅，但或许并非如此，毕竟人口普查即是将一个人身体的信息让渡给政府。身体作为终极力量拥有一种强度，能够导致契约变得无效。

[1] 译注：2010年10月10日，何云昌以投票裁决他的行为作品《一米民主》实施与否。当时现场有25人参与不记名投票，以赞成票领先2票的结果（赞成票12，反对票10，弃权3），让在场的每个人见证这个在草场地村中学附近的灰色异形建筑艺术内实施的行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