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朗道:娜塔莎》:以猎奇和艺术之名在实施暴行?
发起人:不举手不发言  回复数:0   浏览数:99   最后更新:2020/03/03 11:55:48 by 不举手不发言
[楼主] 不举手不发言 2020-03-03 11:55:48

来源:新京报  撰稿丨吴俊燊


在第70届柏林电影节,《列夫·朗道:娜塔莎》拿下最佳艺术贡献奖。随之而来的是关于电影及其背后整个DAU项目的讨论:赞叹者认为这是艺术史奇观,也被称之为“斯大林时代楚门秀”,或一场人类社会学实验;批评者认为,这是以猎奇和艺术之名在实施暴行。


2006年,一位不为人知的导演,开始了电影史上最疯狂的实验之一。在完全的创作控制之下,他“入侵”了一个乌克兰城市,编组了成千上万的演员,并建立了一个斯大林时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摄影机始终在滚动,演员们永远不会回家。


这个项目叫做DAU。在这位导演交出答卷之前,关于它的流言四处流传。有人称其为“斯大林式楚门秀”,一场人类社会学实验。在2011年的媒体报道中,《GQ》的标题表达了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吞吃了自己的电影(The movie set that ate itself)”。最初,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只是想拍一部诺贝尔奖得主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的传记,然而这个虚构的实验场域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扩展并变异为一个像小镇一样大的沉浸式艺术品。


《列夫·朗道:娜塔莎》,是这个项目首次以常规艺术形式展现在公众面前。目前看来,华语媒体对这部影片的认可度极高,几位在柏林看完电影的媒体人认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电影”;然而,外国媒体则聚焦于影片背后的道德伦理,尤其俄罗斯媒体对电影中的性爱镜头予以强烈的批评。世界各国的媒体,都在不断地谈论这部惊人的电影和它背后的项目本身。这个项目,本来计划去年在柏林以沉浸式戏剧形式落地;在被拒绝后,时隔一年,再次在柏林成为焦点。


整部电影,有着极端露骨的性爱画面,还有令观众不适的性虐待场景。支持者们在赞叹者女主角勇敢、精湛的“演技”同时,也震惊于电影的高度真实性。它向观众展现了斯大林时代真实的日常生活。电影的拍摄,不仅完全重现的苏联时代室内设计,每位演员的表演也能放松下来,卸下防备,使得每一位人物都像是从苏联走来。评论者埃里克·科恩(Eric Kohn)说:“看着她竭尽所能忍受虐待,确实是一个令人不适的体验,但值得肯定的是,这部电影留给了所有人这样的印象——DAU实验集合了一定程度的时间旅行,这为我们观察苏联统治,甚至是观察苏联统治时代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想象性的窗口。”


与此同时,这部电影也展现了极权社会中的正常与异常、平庸与怪诞、人类与非人类并存的人类奇观。在观看这部影片时,影评人Peter Bradshaw想起了奥威尔式的“Double Think”。而在审讯室中,在Azhippo和娜塔莎之间所展现的,不仅仅是虐待与被虐待的关系,更是一种亲密的工作关系——在审讯中,Azhippo反复询问他是否会和娜塔莎成为朋友。由此可见,他们正处在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关系中,就像是使人民与国家团结在一起的综合症。这个审讯室所隐喻或所体现的,携带着历史的幽灵而来,观众完全被奥威尔式的极权主义所震撼。


但批评者的聚焦点,正好也在于电影的“真实”。与其说这部电影展现了真实的苏联,不如说它是“超真实”的存在——因为已经成为历史的苏联,无法为项目提供完整的比对,它也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残暴与伤害,也是在拍摄现场真实发生的。有人用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如果科技与艺术,后期与表演,足够让我们感受到一匹马的死亡,并且不需要一匹马真的死亡,那么这样真的让一匹马死亡的创作方式,不仅多余,而且恶劣。”当追求真实成为了这一实验的幌子,达到艺术的高度成为导演的唯一目的,那么艺术与道德的界限势必会变得模糊,并且随时发生逾越伦理的可能。


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真实?无论是《教父》,还是昆汀的暴力美学,都是在审美的层面展开,导演也通过拍摄技巧和电影手段来展现伤害的可能,但演员们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同等的伤害。法斯宾德的御用女演员汉娜·许古拉在影片放映途中退场,她说:“我不想看到娜塔莎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拷打折磨。”


据法国《世界报》对DAU项目的报道,导演伊利亚在项目开始时,就放弃了此前的剧本,仅仅给出一点点指示,让演员自己展开:那么,如果演员并非按照剧本表演,演员的行为就是真实的行为。在这个项目中,借用观摩人性的名义,把封闭的空间变成了人性欲望的培养皿,将人类变成“艺术的奴隶”:罪恶、暴力、虐待并非是扮演的,它是真实存在的,同样,伤痛也是真实存在的。记者Stephen Dalton对此评价到:“粗糙的、直接的对于自然主义的追求和情感上的真实,并不是一回事。”


常年在场地工作的化妆师奥戴尔回忆,伊利亚在出现性爱镜头时会关掉监视器,而参与者也有随时离开“研究所”的权利。如遇特殊情况,他们会有“最后防线”作保障:离开拍摄区域,终止拍摄。


而根据DAU项目选角助理阿宾娜·科瓦廖娃的自述,在选角过程中,他们也告诉参与者,这个项目的规则很灵活,可能会有不愉快的体验,比如暴力、审讯、心理施压等。尽管提前告知,演员们依旧会受环境的影响,做出日常生活中完全不会做的事情。他们放飞了自我,同时也暴露出人性的阴暗面,并且使人成为阴暗面的受害者。


除了成年人,还有动物、孩子、心理疾病的患者等弱势群体进入这个项目。成年人自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拥有选择是否停止的权利,但这些弱势群体并没有选择的权利。比如在一个场景中,有几个患唐氏综合征的婴儿被关在笼子里,后来他们被送进实验室成为“小白鼠”。尽管获得了孤儿院的统一,尽管DAU也声称孩子会得到良好的照顾。在这个完全封闭的空间里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也不得而知。


作为一位年轻的母亲,阿宾娜·科瓦廖娃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在乌克兰也没有人会为孤儿发声。所有人都在找借口,将这样的事件合理化、正常化,这样的环境让她觉得很难受,这也是她离开这个项目的原因。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出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全苏国立电影学院,作品提名过“欧洲电影奖新发现奖”“法斯宾达奖”。


暴力与控制,是DAU时常被诟病的话题,法国《世界报》对这个项目的概括也是——“出格、暴力、混乱”。DAU像是一个“法外之地”,因为环境的特殊,似乎不受现代法律的管辖,导演伊利亚的规则成为唯一的规则。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他如同一个上帝,娜塔莎在电影中念叨的“上帝存在”的上帝,而他的摄影师于尔根·于格斯承担着监控者的角色,就像是奥威尔《1984》中的“老大哥”。在这里,人性的阴暗面得以释放,所有人都回到了最为原始的状态。甚至在法国女演员质疑电影对娜塔莎的残暴时,伊利亚以一种至高无上的态度回应:“我不在乎,我在妓院找到她的,她是**。”伊利亚的回应如同一个暴君。


选角助理阿宾娜·科瓦廖娃还说,DAU已经变成了一种对权力的研究:怎样召集一群人而且控制他们?如果放松管控或是增加压力,会是怎么样的?当改变权力结构,使得它变得自由,或是引入一群新人,做出一个残暴的结尾,又会是怎样的?


所以导演进行这个人类社会实验的目的何在?是通过这种绝对真实的方式来批判斯大林时代的权力体制?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就像演员汉娜·许古拉所说的那样:“真正使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样一个集中营般的世界里,人类出于本性反抗。伊利亚是出于什么目的来重建这样一种秩序的呢?他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参考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20/feb/26/dau-natasha-review-russia-ilya-khrzhanovsky

https://www.gq.com/story/movie-set-that-ate-itself-dau-ilya-khrzhanovsky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review/dau-natasha-review-1281456

https://www.screendaily.com/reviews/dau-natasha-berlin-review/5147638.article

https://variety.com/2020/film/reviews/dau-natasha-film-review-120351615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0gvG6rSY7k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review/12310678?dt_dap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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