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坦在广东: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比马上投入行动更加重要
发起人:开平方根  回复数:0   浏览数:90   最后更新:2020/02/27 10:09:29 by 开平方根
[楼主] 开平方根 2020-02-27 10:09:29

来源:界面  陈佳靖 徐坦


“这次疫情的发生对我们一直以来被教育的‘科学是进步是好事’造成了挑战。”

徐坦《社会植物学》,采访现场,2013年,广州,疍家人居住点。图片来源:徐坦


艺术家徐坦出生于武汉,1979年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2008年开始在深圳定居。由于工作需要,他常常在珠三角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美国等地往返,但每次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想办法安排在武汉中转,好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今年春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本打算回家过年的徐坦在父母的命令下退了票,武汉封城的消息也随之而来。像其他被迫分隔两地无法团聚的家庭一样,徐坦很难为远方的父母做些什么,只能无奈地“走一步看一步”。

在接受采访时,徐坦对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表示,除了担心家里的情况,他的担忧还来自更大的环境。自疫情爆发以来,他密切关注着最新的消息,其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病毒到底来自哪儿?”最初,这一问题的答案被锁定在华南海鲜市场的野味中,而后又有人将矛头指向了科研机构……至今,人们仍不清楚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对徐坦而言,这些曾经出现过的答案也值得深思:人们对科研的怀疑说明了什么?在未来人类的社会活动中,科学技术会占据怎样的地位?

另一方面,病毒被证实与野生动物有关,也唤起了许多人对自然环境与人类关系的忧虑。徐坦提出“社会植物学”的艺术概念时,正是出于类似的担忧。他相信,研究社会,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比马上投入行动更重要。在多年的调研中,他观察到,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相比曾经的对于自然万物更为平等甚至敬畏的姿态,现代人往往会为了社会的需求干预自然。疫情的发生就如同一次来自自然界的警示,它提醒我们,在看似可以预料的未来,仍有许多事情没有确切的答案。

艺术家徐坦 梓麒/摄


走一步看一步,因为你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我12月10日从美国回来,马上去北京参加一个活动,要回广东的时候,因为父母在武汉,我就让人帮我买高铁票在武汉停了一晚。那天是12月15日,现在想起来,在那天之前,这个事(新冠肺炎)已经开始了。

在行程上我还有一件很“悬”的事。我被邀请1月11日去上海的多伦美术馆做讲座,我和美术馆方面说,能不能像之前一样,先到武汉,再到上海,回来的时候也这样,但他们说只能买直接往返上海的票,另一方面也怕耽误讲座,所以我就直接从深圳去上海了。后来回忆起来,1月不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吗?到了春节我跟美术馆的人说,我得谢谢你们,让我少了不少事。

差不多1月20日左右,我退掉了回武汉的票。春节武汉不能去了,但我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于是就去顺德农村做了三天的考察。年二十九(1月23日)工作完成,我坐上回程的火车,这时候才意识到要戴口罩。之前在农村到处走、跟人访谈,全程都没想过要戴口罩。过年的时候,我查到有一位在游轮上工作的江门年轻人感染了,那个人的行程跟我完全一样。我从广州去顺德那天,他跟我走的是同一条线,只是比我早了一个多钟头,包括地铁路线都一样。

我有过担心,但不是特别担心。因为我从小身体就不好,所以病惯了,一直觉得这种事情担心没有用。我父母比我要警惕,(过年)退票是他们下的命令,我本来觉得没什么。两个老人都90多岁了,我想我都不回去的话,日子怎么过呢?但母亲下令说这事必须听她的,后来我就把票退了。

我所在的深圳华侨城创意园区大约占地八平方公里,有好几个小区,这里已经发现了5例病人。另外我们附近有个海景酒店,有个湖北人就是在酒店里发病的,后来被送到了医院。附近还有两个超市,报道称发病者也曾经去过。这个超市我也去过,而且有时每天去两次,直到这例病人被报道出来,我才停止去超市,开始网购。

疫情对我的影响是让我取消了两个在北美的讲座,每天只能待在家里。我父母年纪太大了,这是我非常担忧的事,我不去美国也跟这个有关:万一我去了,他们有事怎么办?(武汉)家里的钟点工也不能来了,因为钟点工住的地方就在武昌街区里,封城之后她不能来上班。我父母如果身体有任何一点问题,连医院也去不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封城)第一周后食物都没有了,他们又不会网购,于是我妈就打电话给湖北美院的老干科,让他们安排保安去买菜,一次买两百多块的菜送过去。

关于武汉什么时候“开封”,有预测说推到了五月,这几个月我父母自己做饭吃能够坚持多久呢?但他们说,你担心也回不去。确实是这样的。我妹妹的描述很准确,她说,走一步看一步,因为你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但我知道有些朋友在家里已经隔离了将近30天,一直不能下楼,他们也想不到会过上这样的日子。当然,我不是身临其境,我只能说我的担忧和那边有关。

如果不建立新的“技术道德”,未来将会非常危险

我非常关注疫情的各种消息,因为我自己的创作概念就是把社会性的研究变成艺术。我对社会这种事务一直是很看重的,不管喜不喜欢。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它与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

为什么这次疫情发生后有人会把矛头指向科研机构?这两年艺术圈的情况是,大家纷纷转向科学——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很时髦的话题。疫情发生后,很快人们就想到科研所,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迎合这种时尚,但是这次疫情的发生对我们一直以来被教育的“科学是进步是好事”造成了挑战。在未来人类的社会活动中,科研的分量会变得越来越重,它会在权力运作中扮演什么角色,是我非常关心的事。如果我们抽象地看,人们对科学的怀疑在过去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这次提示了什么?

有一个人在网上谈到,他看了很多文章和研究,他说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什么都没看,也可能什么都不懂,就在那里乱喷。我觉得这话说得很有意思。他讲的是一些科普的内容,挺好的,但是他的基本态度是不是值得商榷呢?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一个情况是,少数人的权力会越来越大,因为他的能量越来越大。假设某个科学家或者科学实验室做了一件错事,它会导致数以万计的人受影响。

这就回到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越到未来,这种极端形式可能会越有力,而未来的公民应该做的是和知识生产部门沟通、联系,为社会的良性发展而发展技术,而不是一些有能耐的人爱怎样就怎样。如果不建立这样一个新的“技术道德”,未来将会非常危险。

徐坦《做梦的猪》,装置,1997年, 荷兰,布瑞达
图片来源:徐坦


对于人类与自然的未来,我是持非常悲观态度的。事实上我的工作就是号召大家在很多方面要有节律和节制。我在广东做“社会植物学”,这里的自然植物和动物物种是数以万计的,但现在物种数量大幅减少,日常所见的物种可能只能以百计算了。我们可以跟人谈这些事情,但从以往的经验来讲,(改变)不大。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继续做。

比如西方现在正在兴起年轻人对环境、气候和动物保护的热潮,他们和老一代不一样,他们是非常主动地想要保护环境。我在旧金山见到一个女孩,她不吃牛肉,痛恨所有吃肉的人。我觉得在任何时候,提倡保护环境的人都是少数。无论是卖肉的资本家、制造和获得利润的商家,还是需要消费蛋白质的人,都有各自充分的理由,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什么都不做。人类就像一个人一样,会从出生到中年,再到老年、死去,我们都说人到了中年之后要养生,养生是为了活得久一点。我们为了维护环境所做的,或许就是为了让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命更长吧。

我在新加坡采访过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她说现在说“拯救地球”的这些人脑子坏了,地球需要你拯救吗?人类灭绝的时候,地球还好好的呀,说保护地球的人应该明白,需要保护的是人类自己。这是对的,很多人为了目前急需的利益是不会去想这件事的,就像你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人类总是在犯同样的错误。

对我来讲,研究社会,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比马上投入行动还要重要。很多朋友对社会的介入是以“政治正确”为出发点的,当然这没错,“政治正确”被很多人拥戴,而且被证明是有道理的,但对具体的环境来讲,它是“政治正确”不能涵盖的。比如在广东农村,你会看到马路两侧种植的全部是“经济林”——人们把原生和次生的植物刨干净,种上能够带来利润的树种。漫山遍野都是桉树,因为桉树成长得快,有经济用途,但也就把多物种的环境变成了单一物种。这样的情况要改变很难,因为社会要创造GDP,农村的人也要生存。

徐坦《社会植物学》,采访现场,2014年,鹿特丹,某蔬菜种植温室

图片来源:徐坦


相信科学,并不意味着对神灵没有敬畏之心

我之前做了一个东亚地区的调研,研究在日本、新加坡、中国广东还有美国唐人街的华人原来怎么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今天又是怎么想的。

在日本,我采访了京都植物园的前园长,他是科学家、植物学家,但同时他相信万物有灵。他给我讲植物跟他对话的经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个科学家怎么能相信这个呢?我还采访到好几个京都大学的教授,他们都谈到,大学里要盖新的教学楼,但是选址那里有几棵大树,他们要把这些树挪走,这些教授都会去烧香祭拜,对树说“非常对不起”“非常感谢”。这样的做法,我想在欧美也许不太有。

像这样一面相信科学,一面又相信传统文化带来的那些东西——在我们推行科学的时候,会说这些东西是迷信——但它却在一些人身上同时存在着。我认为这是积极的,比那些对神灵全然没有敬畏心的科学工作者要好。

我还有一个采访对象是个建筑师,他是出生、成长在美国的,后来他基本不太会说中文。他爸爸去世了,他很痛苦,什么都干不了,后来就有朋友说,你试着种一下家里的菜园吧。他种了之后,突然就来感觉了。他跟我说:“我爸爸走了,我把他‘埋在地里’,种菜之后,我感到爸爸的能量和精神就随着这些蔬菜一起从地里长出来了。”我才发现,能量和精神是这样存在着的。

后来他变成了一个社会行动人士。当时奥克兰市政府要拆掉一个公园,把它改造成地铁周边的商业区,他就带着人去抗议。他的理由是,“我爸爸在的时候,很多老华侨都在这里打太极拳,我一到这里,就能感受到那种精神和能量,但是政府和发展商看到的就是一个物理的广场,就是一块地周围长了点树。”最后他们赢了,政府保留了这片地方。

徐坦《当妈妈迷失在树林,谁在和她说话?》,录像截屏(旧金山部分),2018年

图片来源:徐坦


他本来是一个建筑师,却因为种菜时能够看到爸爸的能量而开始去维护公共场所的环境,因为这是先人(people before us)留在“场”上的能量。最好玩的是,他还抱着两岁的孩子去现场,对他来说,就像是带着自己的儿子去见父亲。他是美国人,但是这种想法完全是中国广东人的(他的祖籍是广东),相信血脉,相信精神和能量的传递。

我认为能量是一个很混沌的概念,它是介乎科学和传统信仰之间的一个词。在中国,因为一些原因导致传统的信念被碾压了,但如果你去农村就会发现,这些信念仍然存在。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去公司当白领,到了端午和清明,他们都要回家祭拜,这在广东是很常见的。这个东西对我们人类未来的生活好不好呢?我觉得如果这与他们相信知识和科学不冲突,就没有什么坏处。

“集体无意识”讲的是人和人在群体里没有被意识到的、互相的意识影响以及带来的行动,但我觉得这种无意识不仅存在于人和人之间,也存在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里面。显性的、可以用文字描述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无意识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因为我们无法描述和感知,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候,一些人能够在特殊的情况下意识到。所以,我们在相信科学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虽然人类科学的发展似乎是无极限的,但它意味着我们和世界关系的全部吗?人只是一种动物性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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