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未来主人

编者按：2020年的开春必定是很多中国人非同寻常的一段经历。深夜里刷着手机的我们感受着相似的无奈、愤怒、焦虑、悲哀，但又彼此隔离在自己局促的现实中，无力，失语。LEAP邀请了周围从事创作的朋友们，用属于自己的真实的语言写一封信，尝试描述这一特殊时期的所看所思。能够在当下做这样的表达是一种奢侈，这是一个任何形式的创作都显得有些苍白甚至令人羞耻的时刻，但这一时期的反思与表达将是通向某种希望与共同行动的开始。

今天的信来自身处纽约的未来主人——由马汀滢和康康组成的艺术小组。疫情之下，未来主人思辨了普通人“无差别”的身体背后的生命治理术。未来主人自2016年开始进行的《临摹》系列通过编舞和写作整合思考与行动，聚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气功热”中的中国身体研究。在建设四化的健康、卫生和生产力的生命政治语境中，《临摹》对一张八十年代北京地坛练功者的档案照片进行动作研究，意图探讨“抗议的身体典范何时能不再如坦克人般孤独、僵硬、一动不动？我们能否由气功的身体发展出一种不被统治的艺术，使反抗不再依靠政治剧场的事件性，而成为不断游移、转化自身和外在的行动？”

2020年2月，因疫情而停诊的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科技哲学家米歇尔·墨菲（Michelle Murphy）在《什么是身体做不了的》（What Can’t A Body Do）一文中描述了这样一种存在：身体囿于一个赖以生存却充满痛苦和冲突的基质，在这个高度不对等的、利益勾连的基质里，生命卷入了彼此的销亡与维系：我的脆弱恰同于了你的安适。个体也许无法改变现行暴力结构所决定的知识生产，但在被其湮没之前，它能做到的就是揭露自身。

一个普通人的身体能做什么？疫情促使着人们思考如何解构既有权力结构强加于身体的知识框架。人体的“自愈”和”免疫力”似乎成为了一种迷信：一位新冠肺炎“自愈”护士的独白，人体对新冠病毒能否自愈？邱海波：有自身把病毒清掉的情况。最牛医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竟在家自愈！他是这样做到的。国家卫健委：无症状感染者病原排出体外引起传播的概率较小，只能靠自己免疫力。白细胞加油吧。甚至有知乎用户创作了白细胞的拟人形象，转发求保佑。在备受疫情考验的公共医疗系统，亏空的医疗资源，迟来和不充分的隔离政策，医护人员的交叉感染等问题的刚性冲击下，“靠自己”、“白细胞加油”这样的正能量语言提倡着某种主观自觉，抵制求救无门、看天等死的绝望。

“跟病毒长期共存，我们准备好了么？”“与病毒共存、彼此消磨，与病毒一起进化。”“目前新冠状病毒已经是第三代或第四代感染，毒性变弱，最终像流感一样和人类共存。”进化和共存的思路提供了一种将非常态转化为可接受的新常态的幻想路径，寻求上帝视角的解脱。还出现了关于“无症状”可能性的讨论——病毒出现短期内不易察觉，后果不可评估的潜伏状态，这也意味着将集体恐慌进一步抽象成一种影响少数人的非显性问题。这样一来，陡然面对大量系统性问题后产生的深度疲惫就可以随着种种被没有结果的思考一起结束了。大众媒体上，权力仍然在向来琐碎和弥散的话语里昼夜不分地实现自我。

普通人从来没有这么渴望推进意识，不停跟踪病毒的临床研究。然而，阳光之下无新事。如福柯所说，生命和死亡早已成为一种非事件，只是统治计算中的一个数字。而阿甘本所言的赤裸生命，也不仅仅描述因感染而进入例外状态的病患，同样属于无数随时可能被归于病态的民众。人类学家冯珠娣（Judith Farquhar）的研究认为，普通民众被要求为了至高无上的集体利益和目标组织个人生活，维持健康和高效的身体。普通人的身体，在疫情中，作为政治管控和计算对象，时时刻刻凸显着治理术的基本特点，既是规训权力的目标和载体，也同样通过自我塑造和行动参与着权力的复制再生。

自古以来，疫病被理解为某种天谴，与个人的道德、精神、生活败坏息息相关，患病则是原罪的身体表现。大多数普通人替少数吃野味者赎罪的说法，问责跨省病患，地域歧视，以及“带病回村，不肖子孙”等口号中爆发的地缘乡情中积蓄良久的情感决裂，都是这个惩罚性的治理逻辑的体现。然而在生命治理的逻辑中，得病的身体都不是无辜的身体。哪怕是高危的医护人员，被传染即是自我治理失败的象征，他们的身体也就成为某种削弱信仰系统的“负能量”的来源。

还不算遥远的集体记忆敦促许许多多的普通人面对疫情时统一步调，自发承担并且安于本分。爱国敢死队式的跨省医疗派遣和工程建造，成为了疫情中万众一心的情感主旋律。隔离、孤立、防御、举报。个人责任被再一次放大，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知情”与否甚至变成了极富争议的情景考验。更多的人在哀悼不停递增的统计数字中的陌生人时，也在为疫区敲锣求生的极端新闻辗转反侧，在如何当好一个普通人，不拖累家人和社会的道德问题上举棋难定。

离开了习以为常的加速度，普通人在悬置中觉得没有着落。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车间、单位、三个五年、五个一工程等具体的任务，隔离中的人们朝思暮想的日常则是返工、上岗和996，想上班但是怕死——新自由主义主体的脆弱性在这次不完全的经济刹车中体现得无以复加，却仍然普遍渴望回到高速运转的经济体里那个无暇思虑的自我。上班能够回应对于房贷和房租的焦虑，消费能够缓解远景的迷茫，然而对于形势的不乐观估计，又使国际关系的孰亲孰远，生物战阴谋论和歧视问题变成热点。

做回一个普通人，回到日常，用常识生活，变得不那么简单，这一切本来也未曾简单过。人们不得不一次次面对这些看似基础的需求所引发的政治情绪，意识到自己依旧还是福柯谈论的那个无差别的身体。

高光时刻中弥足珍贵的抵抗声音恐怕不应被浪漫化，毕竟片刻的清醒不能维系时时刻刻被权力关系蚕食和凌迟的意志，生命崇高化和普世价值只能提示生命尊严无处安放的现状还在继续，其童话色彩间离了人们的政治现实感。

改革开放的生命政治可以追溯到1980到90年代的气功热。改开时代的医疗体制改革和市场化导致劳保支出被削减，医保覆盖面大幅萎缩，医院经费也从国家提供转向依靠病人收费，而保险价格居高，病人作为消费者的自付医疗项目大幅增加，“看病贵、看病难”迫使当时的普通人转向自身，回归自身，通过养生、保健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的富有生产力的身体。

作为一种全民身体锻炼和保养的方式，气功在80年代曾得到自上而下的官方提倡，成为公共卫生需求的补充。大批气功修炼者占领了广场、公园、小区空地等公共空间，为了塑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更高更快更强的身体。没有人愿意成为不被人民需要的无价值的人。气功鼓吹的“自组织”、“自愈”、“人体宇宙”乃至肉身获取超自然能力的个人养生保健方法，也曾风靡社会，反射着顺从之下的自我焦虑和恐惧。在今天，健康和防疫责任的个人化与气功年代一脉相承，人们在疫情下获得的生命政治意识或许可以从历史上的日常中得到佐证：普通人的日常从不曾完全属于自己。

1989年冬天，北京地坛公园，练罗汉功的市民

摄影：黄小兵

这是80年代北京的一张街拍，它在邀请着疫情中的人们的凝视。图片里记录的是过去的日子里平凡的一天，一组无名氏在练功的时候被照相机捕捉到了。在这张照片里，气功练习者的面部表情和身份都不可读，他们的身体则仿佛被松散的力控制着，被地心引力牢牢地固定在地平线上，四肢向四周无序地指着，却根本没有方向性，他们背后的天空仿佛是无尽的时间，他们就这样静止在真空中。疫情中的人们也许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们，读懂他们密码一般无序的身影，毕竟这些黑白照片中悬浮的身体并没有与隔离中的人们离的那么远。在历史的无声中，存在着不能被裁决的生命。

未来主人（马汀滢和康康）是生活工作在纽约的艺术家小组。出生在灾难和梦境的世界，未来主人认为现实具有情感力，需要通过认识论来质询。从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情感官能失调出发，未来主人在彼此的帮助下，在认知的狂喜中时刻待命。

未来主人过去的项目包括同名剧场作品《未来主人》和气功研究《临摹》系列等，自2019年秋天起，未来与艺术家刘慧德合作，在离纽约船程5分钟的总督岛Shandaken Projects开始了为期12个月的驻留，通过丧葬和烹羹仪式探索《山海经》宇宙观的边界、从属、自治和转化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