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ula 对谈|新加坡双年展艺术总监帕特里克·弗洛斯:东南亚必须卸下地缘政治的负担
发起人:colin2010  回复数:0   浏览数:1494   最后更新:2020/02/19 17:37:09 by colin2010
[楼主] colin2010 2020-02-19 17:37:09

来源:Ocula艺术之眼   Tess Maunder


帕特里克·弗洛斯。图片提供:新加坡美术馆。


新的十年伊始已经见证了一系列遍布全球的自然灾害:澳大利亚的丛林大火烧毁了约千万公顷的地区;菲律宾的塔尔火山持续喷出火山灰,令约30万人口被疏散。我们在剧烈喷发的危险中提心吊胆;与此同时,海平面随着全球气温一道升高,冲击着生态系统、万物生灵和文化的延续。


延续在2019年新加坡双年展“正确方向的每一步”(Every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展期: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中,意味着“着手考虑现今的境况和人类为改变要付出的努力”。本届双年展由现居马尼拉的知名学者、策展人与艺术史家帕特里克·弗洛斯(Patrick Flores)担任艺术总监。双年展邀请观者批判地思考艺术的角色——它如何影响了实践与话语,从而为世界带来真实可感的变化。超越了摆姿态、制造美学和奇观,“正确方向的每一步”是一次对行动的呼吁。它基于弗洛斯在以东南亚为区域关注点的学术领域所广泛展开的工作,其中包括出版物《绘画历史:重塑菲律宾殖民艺术》(1999)、《非凡的收藏:艺术、历史与国家博物馆》(2006)和《过去的边缘:策展于东南亚》(2008)。

Larry Achiampong,《P_AN AFRICAN FLAG FOR THE RELIC TR**ELLERS: ALLIANCE (ASCENSION)_》,2018。展览现场:“正确方向的每一步”,2019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美术馆(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图片提供:新加坡美术馆。


弗洛斯1997至2003年间任菲律宾大学艺术研究系教授,1999年为华盛顿国家艺术博物馆访问学者,2004年成为亚洲公共知识分子与学人。他现任马尼拉Vargas Museum策展人,新加坡国立美术馆(简称,新加坡美术馆)副策展人,并拥有诸多项目的策展经验,如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亚洲中心(Japan Foundation Asia Center)和东京歌剧院艺术画廊(Tokyo Opera City Art Gallery)共同举办的“建构进行中:亚洲艺术新角度”(Under Construction: New Dimensions in Asia Art,展期:2002年12月7日至2003年3月2日)——该展览由七位策展人协作,包括片冈真实(Mami Kataoka)、金宣廷(Sunjung Kim)和兰及特·霍斯科特(Ranjit Hoskote),呈现亚洲年轻艺术家的作品。2008年,弗洛斯策划了“立场文件”(Position Papers),作为第7届光州双年展的一部分,着眼于新锐策展人的策展方案。近期在2015年,菲律宾在弗洛斯的引领下,重回暌违51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带来Manuel Conde,Jose Tence Ruiz和Mariano Montelibano III等艺术家的作品。


本次对话中,弗洛斯谈及“正确方向的每一步”的视野、思路、输出物、策划本届双年展的动机和当下策展实践的境况。

Vanghoua Anthony Vue,《现在-过去-纹样》(Present-past-patterns),2019。展览现场:“正确方向的每一步”,2019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美术馆(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图片提供:新加坡美术馆。


从你的政治主张到你担任策展人的项目,我想了解你的早期经历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你?


我在菲律宾中部的米沙鄢(Visayas)群岛上长大,我的父亲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审计员,我们一家随着他被指派地点的变动而搬迁,最终在1970年代末定居马尼拉。我接触了三座岛屿的当地文化,塑造了我的同理心。我不得不学习三种语言,每隔两年就要结交新朋友,也不太留意马尼拉是首都、菲律宾语和英语是特权语言的事实。我很高兴这些属于地方的能量校正了我。


我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和会计,他热衷于讨论政治生活。我的母亲是钢琴和管风琴教师。我成长的家庭环境里充满了书籍和音乐。记忆中我集过邮,也有一阵子每天去教堂。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译注:菲律宾前总统、1965年至1986年统治菲律宾。因主张经济和社会改革而上台,在任期间以腐败的裙带资本主义和政治打压的威权主义统治而闻名于世。)在起义和军事政变的夹击下被罢免那一年,我上了大学,一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后来转而学习人文专业。那时我想在联合国担任翻译。菲律宾大学有着骄傲的行动主义历史,我的教授们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传授艺术,他们中有艺术家、评论家、作家和公知,承担了许多义务。所以对我而言,艺术自治总是与社会生态的完整密不可分的。

Phare,《the Battambang Circus,Phum Style》,2019。展览现场:“正确方向的每一步”,2019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美术馆(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图片提供:新加坡美术馆。


关于策展实践由何构成,有许多不一的观点。你似乎拥护一种文化延续的艺术史观,而不是一种固定的历史视角。在你看来,什么能被视作具有“策展性”?


我被训练成为一名艺术史学者,作为学科的艺术史使我能长远地看待语境以及艺术特异形式的深刻与错综。我珍视这种智力上的强度,和它对其塑造自身的万物生灵的敏感度。你所说的延续没错,但同时也存在时效性、准时性以及洞察力与表达的精度。另一方面,无法则、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也同样在场。艺术史的东西正是在如此的剑拔*张中憩息、繁盛,而策展则在此承担增补的作用——用它的理性、活化能力,有时候还有难以名状的直觉和巧合。艺术不能简单地被同化,但它也不能像某种致命诱惑一样被视而不见。策展必须在决断的必要和优柔寡断的撩拨中达成妥协。

曾吴,《One emerging from a point of view》,2019。展览现场:“正确方向的每一步”,2019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美术馆(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图片提供:新加坡美术馆。


在你看来,东南亚,或是我们定义为“全球南方”的其它地区需要怎样的改变,才能使艺术史的幽灵平和起来?


我认为东南亚必须卸下地缘政治的负担,不再受殖民和冷战遗留下的心理地缘(psychogeography)所束缚。当代与策展能够开启这种重新分配。


关于资源、注意力以及权力关系的分配,你是否认为“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仍然是艺术界需要考虑的相关视角?还是说存在一种更加动态地考虑全球景观的方式?


中心-边缘的二元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成效的。我们必须找到第三种情境,它重新铭写并超越了二元论。毫无疑问,包容的模式作为对排他和扩张的反衬,必须突变为一种共涉关系(co-implication)的过程。在D**id Medalla的作品要旨中,这种突变或许导向一个爆炸的星系。

Nabilah Nordin,《An Obstacle in Every Direction》,2019。展览现场:“正确方向的每一步”,2019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美术馆(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图片提供:新加坡美术馆。


你能否谈谈第六届新加坡双年展“正确方向的每一步”,以及标题如何与双年展的目标、受众和语境相交叉?


人类学家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深思过这一制作法(facture),其中每一步都是队伍行进的一部分,“不是从离散的部件建成层级分明、有组织的总体,而是一种持续——是路径上的通道,每一步都由前一步而来,并生成了接下来的一步,在这条路上,旅程总是超越了终点”。追随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思想,英戈尔德将“迭代”(iteration,或称“再生”)与“巡游”(itineration,或称“行走”)对立起来,将后者视为蜿蜒迂回之物,而非串联而成。在他对制斧人智慧的描述中,材料的实物性被消解了:“在这位捣碎石头者的娴熟的手中,易碎的燧石变为液体,显现为一个湍流的巨大漩涡,在那之中,撞击产生的每一个可能的球状物都成为了一个漩涡,断裂面如同波浪蔓延开去。”

Lim Sokchanlina,《Letter to the Sea》,2019。 展览现场:“正确方向的每一步”,2019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美术馆(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图片提供:新加坡美术馆。


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译注:耶鲁大学政治科学与哲学教授)的著作《他者的权利》(The Rights of Others)中,“没有人类是非法的”这句话如同幽灵。在她对该书的阐述中,迭代(iteration)被视作转化中的重复;假如民主是迭代的特征,它可能指涉“公共争论、讨论与交流的复杂过程,通过这些过程,广泛的权利、要求与原则得到了争论与语境化,唤起与撤回,假定与安置”,民主的迭代“由被视作权威先例的有效或既成的观点转化而来”。这便是本届(新加坡)双年展促进的道德权利,而非与靠偏见而活的政治互相勾结的意识形态权利。本哈比将该权利置于“普遍的道德尊重和平等互惠”的语境中。

Miljohn Ruperto,《Geomancies》,2007-2017。展览现场:“正确方向的每一步”,2019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美术馆(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图片提供:新加坡美术馆。


双年展纠缠于复杂的关系中,也关乎幸福与义务。这种关系的生态,引用伊丽莎白·波维内利(Elizabeth Povinelli,译注: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和性别研究教授)的话,“既不是部分也不是整体,而是一系列纠缠的张力……除了一层脆弱而抽象的表皮,红树林的根系和珊瑚礁的形成不能被赋予任何东西,因为它们自身便从属于其它纠缠牵连的‘东西’……一旦实体的多样性互相导向,表现为众多物质的纠缠……这种纠缠感便会释放出局部化的力量。”


这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本届双年展潜在的局部化力量,它将在自我的私密领域内,也在一种发散生态的、地缘诗学的(geopoetic)尘世领域内迈出步伐。双年展的艺术与观者决定将迈出的步伐作为一种“积极的偶然性”,产生了“前驱动力”,如此“在横向的团结中……倾斜与接近的运动是它特有的”——拉纳吉·古哈(Ranajit Guha,译注:印度历史学家,庶民研究学派早期的领军者)如是说。

陈爱琼(Sharon Chin),《In the Skin of a Tiger: Monument to What We Want(Tugu Kita)》,2019。展览现场:“正确方向的每一步”,2019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美术馆(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图片提供:新加坡美术馆。


对你而言,语言如何与地点联系起来?


在菲律宾的瓦雷语中,我们周遭的世界被称为“kalibutan”。这个词同时也表示“意识”——这意识根植在一个从碎屑到生命力、每一步都在不断转变的世界中。双年展便是为了激发这种展望,期盼某些不可能之物从重复或本家物种(parent species)中生发出来。由于双年展是循环往复的,那么它做好了活化的准备,也处在一个强有力的立场上向其它来源发声;这使它愈发地意识到自身一直在形成的时空——正如一种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所以,活化是为了复原双年展清晰的电流轨迹,和它分散的微小细节。


这些全都在本届双年展上显露无疑,以公开、多孔隙、持续的方式。或许更合适的表达是:本次双年展是纠缠的、回应的,致力于同理心的同时,也对某些方式保持敏感——在一个被寻常和显然之物所诱导的世界里,保持自己的立场。

隆萨克·阿努瓦特菲蒙(Ruangsak Anuwatwimon),《化身》(Hopea Sangal),2019。展览现场:“正确方向的每一步”,2019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美术馆(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图片提供:新加坡美术馆。


能否展开谈谈新加坡作为全球话语下的地域这一问题?当下在那里策划一个双年展意味着什么?艺术家是如何回应?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一座波将金式的虚饰大都会,它的辉煌扭曲了对双年展景象的直觉反应。这正是2019年双年展想要阻挠的,尽管如此它也卷入这景象中。对城市虚饰面的想象引发了另一种建造世界的声音——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里,展示着1980年代新加坡的立体模型,它们由帕埃特(马尼拉以南地区)的木雕者制作而成。胡昀研究了这些交汇着工艺与宇宙学的模型。他重访帕埃特,拍摄了一只雕刻的手臂变为树枝、回到了木头原本所在的空地的场景。艺术家邀请帕埃特的工匠用冰雕刻出这座城市,以此构思一种当代新加坡的地志。胡昀也考察了新加坡伊莱雅园小学的立体模型的新址,记录下学生们受模型启发的想象。


立体模型作为一种有关观看和外观的技术,与摄影术同时兴起。策展人南茜·斯佩克特(Nancy Spector)在其对杉本博司的摄影作品的思考中,以这两种技术的发明者达盖尔(Louis Daguerre)为线索,将立体模型和摄影术联系起来,并思考它们在生产“假体环境”中的“拟像现实”的角色。如同杉本博司对博物馆中摄影、蜡、标本剥制的诡秘联系的记录,胡昀解析了立体模型经验中散落的微尘。

Hera Buyuktasciyan,《A Study on Endless Archipelagos》,2017-2019。展览现场:“正确方向的每一步”,2019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美术馆(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图片提供:新加坡美术馆。


东南亚地区栖身于不安宁的水域间:中国南海,太平洋,印度洋。策展人(译注:此次双年展有6位策展人)从这些航道中串联起世界,将其置于具有重绘价值的路线上,如欧洲的殖民剧场,跨太平洋贸易,南岛语族(Austronesian)运动,丝绸之路,海盗猖獗的苏禄地区,“无法统治的”赞米亚等等。于是,东南亚在扩展中增厚,在变化中凝结。我个人对作为地理的“美洲”感兴趣——它指向占领与民主,与菲律宾有着模棱两可的特殊关系。

Mathias Kauage,《Marbles》,1989。展览现场:“正确方向的每一步”,2019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美术馆(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图片提供:新加坡美术馆。


双年展正在进行中,可否分享一些你最喜欢的艺术家和公众的对话和时刻?


我有些好奇它收获的评价是如何。有意思的是,艺术媒体携着某些对双年展施行的默认预期而来。我原本预期的是更加开放的思维,能与我们在此沉思的异类方法互相供给,但似乎习惯会随着时间而固化。一切都具有启发性的,所以应该没问题,只是评价的精神已经变得毫无生产力,因为评价者以少许的自我怀疑和投机,过于努力地下定论或推翻。这本身就是某种假象(pseudo-spectacle)。悲伤的是,一个像展览这样充满了如此多变化的有机体,被压缩成了“好”或“差”、“最好”或“最差”这样的形容词。

刘艾真(Jen Liu),《粉红肉渣凯撒扩散:黄金版》,2019。展览现场:“正确方向的每一步”,2019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美术馆(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图片提供:新加坡美术馆。


在实际层面上,你如何处理自己在策展和学术上的多种角色?可否分别谈谈你这些角色的范围和要求?


我教授艺术史,运营一座大学美术馆,独立策展,也做学术和策展研究。我认为这些角色相互渗透,相互改变。


我注意到你在指导他人上相当慷慨。这种导师制在本届双年展以你为中心的策展团队里十分明显。你为何对导师制和代际分享怀着如此的热情和坚韧?又是如何施行?


我愿意向年轻策展人学习。他们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如果说受过教育的艺术史学者拥有“时代之眼”的概念,从而捕捉风格或涵义,那么今天的策展人则拥有一种专注力,能够分离形式,令形式变得脆弱,从而重申无形化。

Busui Ajaw,《Ayaw Jaw Bah》,2019。展览现场:“正确方向的每一步”,2019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美术馆(2019年11月22日至2020年3月22日)。图片提供:新加坡美术馆。


你希望此次双年展给观众留下什么?


双年展邀请我们思考往前一步的必要,朝向个体与集体所决定的正确方向行进。


对于艺术和话语的未来,你的期盼是什么?

我希望话语成为情感的启发,艺术成为这个拥有如此多奇异物种、无常而通达的世界的标志。道德与地缘诗学应该联合起来。德里达曾说过,面临难局(impasse)时,需要下决心拥有一个未来。


翻译:钟山雨

返回页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