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可:广场上除了恐惧,还有每一个人
发起人:聚光灯  回复数:0   浏览数:585   最后更新:2020/02/06 21:12:32 by 聚光灯
[楼主] 聚光灯 2020-02-06 21:12:32

来源:艺术界LEAP  彭可


编者按:2020年的春节必定是很多中国人非同寻常的一段经历。深夜里刷着手机的我们感受着相似的无奈、愤怒、焦虑、悲哀,但又彼此隔离在自己局促的现实中,无力,失语。LEAP,或者大言不惭地说,我——抱歉,一个编辑确实不应该代表一个具有一定公共性质的平台——邀请了周围从事创作的朋友们,用最贴近属于自己的真实的语言写一封信,尝试描述这个春节期间的所看所思。能够在当下做这样的表达是一种奢侈,这是一个任何个人主义的创作都显得苍白甚至令人羞耻的时刻,但这也可能是通向某种希望与共同行动的开始——借用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彭可的话:“即便是这样,无论是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 只有你想好好地活,你才能好好地活。



广场上除了恐惧,还有每一个人


11月的厦门很热,我站在展厅里,解释这次的展览标题 “广场爱恋症(Agoramaniac)” 是自己造的词:受 “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 的启发,却是它的极端反面。和非典时期、恐怖主义盛行时期的人人自危不同,它描述的是人在城市公共空间之中,与目光所及的一切共生、共情的体验,从而感受到无比的兴奋,甚至是一种平静的安慰。如此抽象的情感,却是我12岁起所有图像创作的底色。


观众之中,一些年长者漫不经心,大概觉得我的作品“无关政治”,不痛不痒;一些法国人想用二元对立的逻辑套牢我,他们离中国现代性的语言无比遥远,但我并不奢求;一些年轻朋友最好奇,在大部分对外的工作里,我也从他们身上得到最多的能量。一位衣装体面的男士认真地听完了,他走进展场时,跟着涌进来一百多号人,从他的沉默和轻松收获的目光中,我感受到他是一位重要人物。我用流利的英语解说时,一些人也会投来类似的眼神,好像我们之前的无效沟通都不作数,而我丝毫不享受这种注意力。导览四五次后有点累,可能是说话太用力了。拿出手机,爸爸发来我和重要人物面对面的照片,隔着屏幕能知道他是满意的,会发在他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微信群里。在“让父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的路上,我又进步了一点点。

彭可,《星星游乐场》,2019年

收藏级微喷打印,110 × 88 厘米

“彭可:广场爱恋症”展览现场,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

厦门集美新城市民广场展览馆,2019年


我没有相信过语言,虽然我一直在写。真正自由的书写少之又少,我看到大部分人用它夸耀,打压和操纵他人,搭建壁垒却不自知。我称这些文字为没有“信息量”,当它们无意与我分享真正的知识时,演讲抑或书稿,我很快地把目光移开。有时候坐飞机会在呕吐袋上写一些,“我每天像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学习关于这个世界全新的知识”。在我们最后的当代冥想里,时间回归完整,注意力可以集中了。还是得依赖图像和颜色的帮助,甚至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忘了,为什么文字越来越无法承载期待。是因为那些红色标题的文件,它们替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关重大的决定,是某种沉重却沉默的核心,而我们并没有参与其中。


1月回到上海赶工,不打算回家过年。我想自己不坐班,没必要给春运添麻烦。去年我做了一个项目“流动 The Flow”,本来想叫队伍,但英文里找不到合适的词。我创造了很多角色,给他们做了轻巧但具备功能性的造型,找了身边气质相近的朋友、熟人和邻居当模特。他们是一些极少出现在公共商业图像空间的流动人口,项目介绍里只有一句话,我描述他们为“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我们身边”。这个项目被今年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50周年展览委任,要做一个香港在地的版本,作为官方户外广告包裹三辆叮叮车。如果艺博会照常开幕,这三辆车会在港岛行驶一个月。由于要赶在所有人休假之前,从确认到拍摄完成,我们只花了十天不到。那天我和策展人说,希望有一个人物是“记者”,她觉得时局太敏感,担心叮叮车被涂鸦,说要再看看,我还在考虑这个人物应不应该蒙面,冠状病毒疫情就爆发了,香港的反蒙面法自动作废,传闻有数十万武汉人“流动”到了上海,因为上海是离他们最近的、医疗条件最好的大城市。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比我要快太多了。人们开始陷入恐慌,街道严查有武汉接触历史的人。我的朋友覃小诗做了一个虚拟横幅:“今天全国对武汉嗤之以鼻,明日世界对中国避之不及。


在这个死寂的大城市的黑色新年很安静,因为没有人要过年了。我勉强买够了食物、水、口罩和清洁用品,跟进微博上令人窒息的进度,和男朋友争论跑步时是否需要戴口罩,间隙中瞥见哈默美术馆(Hammer Museum)公布了今年的“洛杉矶制造”(Made in L.A.)新锐艺术家群展名单,这些举动都没能带来什么力量。展览中仅有的两位图像艺术家,一位继续记录美国新教徒白人社区,人们对权利与财富的偷窥欲是无尽的;一位拍带有恶魔气息的静物,在一立方米之内见缝插针。


我对敌托邦(dystopia)叙事从来不热衷,因为现实之中可看的要多得多。此时此刻疫病遍布的上海就是蔡明亮的《洞》,一部非常好,但音量调成20%我才能强忍着看完的电影。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世界还在幻想湿身地狱,但被阉割愤怒的亚洲女性艺术家,已然在地狱中时,还如何再做一个撒旦女孩呢?那种艺术不是一种替代性的活法,而是我们现有的处境。回到赛斯·普莱斯(Seth Price)在作品《再分配》(Redistribution, 2007-)中说的:“就像在医学里,有时为了产生抗体,你摄入一滴你正在抵抗的病毒。西方先进的图像文化想将暴力从自身转移到图像领域。有些东西要求那些暴力依然存在,但以某种方式散落在图像之中,这些图像代表着世界上其他地区正在经受的暴力,对我们来说,除了图像以外,这些地区不以任何其他形式存在。” 而我无意在任何饱和的图像空间里过久地停留。


我逐渐意识到一些,自己必须要打的,关于意识形态的仗。对于创作者来说,这些战场很危险,因为深渊底下并不是无尽的黑暗,只是另一个世界而已。你就选一次,只有一次,你选你是谁,但其实不由得你选择,你只能是你自己。


自我隔离的日子见不到阳光,外面又湿又冷还刮风,生物钟完全颠倒了。我发现自己对走出家门产生了一种恐惧,意识到自己是恐惧的,而产生的羞耻感让人更加失落,这种无力的恐惧就是我要求自己抵抗的“广场恐惧症”。我一直知道自己非常需要“舒适”,但不是贪图享乐。充足的阳光、柔软的布料、平实色彩的花、活泼的动物和干净的水,有这些就足够了。我没有什么“野心”,大部分时候我没有任何想购买的东西。所以住在千禧年上海的市中心人民广场,我依然可以每天持续创作,不会分心。相反,还要刻意离大家被培养向往的乡间生活很远,因为一靠近就很有可能掉进去,再也出不来了。


我缓慢地尝试工作,临睡前收到一封NPR(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图片编辑的冷邮件,问我能不能去武汉与江西交界处的疫区采访。和一个在纽约的新闻媒体图片编辑的朋友确认,她说真是的,他们找中国摄影师都找疯了,没有基本的安全保险,其实很不负责任,为什么不把美国记者飞过来拍摄?我都想回复说,你们别再找中国摄影师了!看着她的回复,我躺在床上想啊,想啊,到底要不要去?那一夜就没有睡着觉,以及接下来的好几个夜晚。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距离起笔过去了十天。湖南禽流感,伦敦恐怖袭击,四川地震,小行星靠近地球又相继发生了。我没有去疫区采访。覃小诗的横幅应验了,各国开始暂停中国人签证和封锁入境,香港的关口封闭只剩下深圳湾和另外两个。2020.02.02,今天的日期是某种特殊的数字组合,我很幸运,又平安地度过了一天。我的朋友一万今天和我说:小我太小了。是啊,但我们就这样被困在一具身躯和一只脑袋里。“我活着”这件事,每天变着花样切肤地笼罩着我们。小我真小,但每一种感受都太大了。虽然已经竭尽所能地在描述,但把庞大的事件和自己联系起来的时候,我还是只能从一个“年轻创作者”的角度出发,然而和满屏的绝望、愤怒和小心翼翼的憧憬相比,“创作”又算得了什么。毛姆说,“世间的真理都太伟大了,容不下什么新意。” 而我依旧不擅长把一些自认的常识说清楚,最后只是七弯八拐地在一份艺术家基金的申请书里表态,以回应基金会提出的,今天谁来负责全球性的挑战:个人可以负责,即便是这样,无论是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


这几天出太阳了,我逼自己每天起床就戴好口罩,离开家里。街上没有人了,变成了我一直拍的那些照片里的样子。记住广场恐惧时期的世界,日后我们再次拥有公共空间时也绝不要忘记。为什么要爱广场?因为松弛,对彼此的信任,关爱他人的自由,走在阳光里的权利,这些是我们应得的;因为从我们身边夺走它们的人不在这里,从来就只有我们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里;因为只有你想好好地活,你才能好好地活。


文字*及全文摄影:彭可

编辑:赖非

*原文有删节

彭可,图像工作者与写作者。工作生活在上海和洛杉矶,毕业于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摄影系。她相信“观看”这一静止行为的动态力量,以及图像这种包罗万象且自由深远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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