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he Shortest Shadow  Disparity

清晰的种族主义元素到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歇斯底里

齐泽克/文

Disparity/订：标题里的两个短语非并置 后者含有前者

Getty Images / Gregor Sawatzki

我们中的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偷偷地遐想身处于当前的武汉，体验一种后末世（post-apocalyptic）电影设定的真实生命。城市里空荡荡的街道提供了一幅怡然自在的非消费主义世界图景。

冠状病毒遍布所有新闻，我不会假装成一个医学专家，但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事实终止于何处，意识形态从何处开始？

第一个引人注目的谜题：远比武汉肺炎糟糕的流行病正在发生，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其他传染病，为什么我们固执于这一种？

显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1918-1920的流感大流行，被称为西班牙流感，估算死亡人数不低于5000万。当时，西班牙流感感染了1500万美国人：至少有14万人住院治疗，死亡人数超过8200。

似乎此处种族主义妄想（racist paranoia）作用显著-回顾种种幻想（fantasy）：在武汉，一个中国妇女活剥蛇皮，还有喝蝙蝠汤。鉴于在现实中，一个中国大城市大概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但有一个更深层的悖论在起效：我们的世界联系地越是紧密，一个地区性的灾难越是能引发全球性恐惧，最终导致一个大灾难。

2010年春天，冰岛的小型火山喷发产生的一个云团导致了绝大部分欧洲航班停运——提醒我们尽管人类拥有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其依然不过是地球行星上的另一个现存物种。

如此小型事件对社会经济的灾难性冲击应归于我们的技术发展（航空旅行）。一个世纪前，这样的火山爆发不会被人们注意到。

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更加独立于自然，同时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更加仰赖于自然的奇怪发作。这同样适用于冠状病毒的传播——假如它发生在改革开放（中国）前，我们可能甚至不会听闻到它。

拾起棍棒（Taking up cudgels ）

那我们如何与病毒作战，它仅是以一种古怪不可见的寄生方式繁殖，其精确的机制基本不为人知？正是这种知识的缺乏导致了恐慌。假如病毒以一种无法预测的方式变异进而引发真正的全球大灾难，将会怎样？

这是我私人的妄想：当局没有表现出恐慌是因为他们知道（至少是怀疑）某些事情，有关可能的变异，但他们为了避免公共混乱和动荡隐瞒了此事？因为到目前为止，实际的效应相对来说较轻。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隔绝（isolation），进一步隔离（quarantine）不会达到预期效果。

需要完全无条件的团结和一种全球协同的反应，一种曾经叫做共产主义的新形式。假如我们不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么今天的武汉可能是我们未来城市的景象。

许多反乌托邦（dystopia）已经想象过类似的命运。我们绝多数人待在家里，在电脑上工作，通过视频会议交流，在家庭办公室角落里的机器上锻炼，偶尔在播放无码**的屏幕前手淫，然后获取派送食品。

武汉假日Holiday in Wuhan

然而，一种意想不到的解放性前景潜藏于这个噩梦般的景象。我必须承认在过去数天中，我发现自己梦想造访武汉。

大都市里半废弃的街道——往常熙熙攘攘的城市中心看起来如同鬼城，大门敞开的商店，没有顾客，四处仅有孤零零的步行者或汽车，人们带着白色口罩——不正提供了怡然自在的非消费主义世界的图景？

上海或香港的空荡大道使我想起了某些久远的后末世电影，例如《海滨》（On the Beach），展示了一座大部分人口被抹除的城市——没有壮观宏大的破坏，仅是非常规的世界，不再触手可及，不再等待我们、看着我们和为了我们。

甚至闲逛的少数人所戴的白口罩提供了一种令人愉快的匿名性，以及对社会压力和社会认同的解脱。

许多人都记得1966年学生们的情境主义宣言中的著名论断：“Vivre sans temps mort, jouir sans entr**es”——无僵死时间地活着，无障碍地享受。

假如弗洛伊德和拉康有教过我们什么东西，那就是这个公式——超我命令的首要情形，如拉康恰当地演示出，超我从根本上是一种肯定的命令：享受，而不是一种禁止某物的否定行为——是一个灾难的配方。指派给我们的以强烈参与填满每时每刻的敦促不可避免的滑向一种令人窒息的单调。

僵死时间——抽离（withdrawal）的时刻，古老的神秘主义者称之为宁静（Gelassenheit），释放（releasement）——对于我们生命经验的重唤活力至关重要。也许，我们可以希冀中国城市里的冠状病毒隔离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某些人至少会利用他们的僵死时间从忙碌中释放出来，并且思考其困境的（无）意义。

我充分意识到公开这些思考给自己招致的危险——难道我不是在进行一个新版本的把一些更深入的真实见解赋予受害者的苦难，从我置身事外的安全位置，进而犬儒地合法化他们的苦难？

种族主义的低语Racist undertones

当一个戴口罩的武汉市民到处寻找药物或食物，他或她的心里肯定没有反消费主义的想法——只有慌张、愤怒和恐惧。我的辩解是就算可怕的事件也可能有出乎意料的正面后果。

卡洛·金斯堡（Carlo Ginzburg）的观点，为祖国感到羞愧，而不是对它的爱，可能是归属于它的真正标志。

也许某些以色列人有足够勇气为内塔尼亚胡和川普代表他们所行的政治感到羞愧——当然，不是那种作为犹太人的羞愧的意思。相反，为以下感到羞愧：在西岸的行动对犹太主义自身最宝贵遗产的违背。

也许某些英国脱欧派也应该足够诚实，为把他们带向脱欧的意识形态美梦感到羞愧。但对于武汉人民来说，现在不是感到羞愧和污名化的时刻，而是聚集勇气和耐心地坚持斗争的时刻。

如果在中国有人试图淡化疫情，那他们应该感到羞愧，如同切尔诺贝利周围的官僚应该感到羞愧，他们公开声称这里没有危险同时疏散他们自己的家人。或者如同那些高管（top manager）应该感到羞愧，他们公开否认全球变暖但已经在新西兰购买房屋或者在落基山脉修建生存掩体（survival bunkers）。

也许公众对这种所谓的两面人行为（double beh**ior ）的愤怒（已经迫使当局承诺透明度）将会孕育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正面后果：中国的政治发展。

但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