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杀马特》:生产夹缝里的人,博眼球解决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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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动次大次动次大次 2020-02-03 10:24:08

来源:新京报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加剧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同时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步伐差距。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挣扎在南方最基层的生产线上的工人,正是被我们在网络上嘲笑和消费的“杀马特”。艺术家李一凡关注这个群体多年,制作了纪录片《我爱杀马特》。

撰文丨余雅琴


今年的春节长假显得过于漫长,在绝大多数人都选择蛰伏在家的同时,打工阶层可能不得不踏上背井离乡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加剧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同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步伐差距。但是,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那些挣扎在中国南方最基层的生产线上的工人中的一部分,正是被我们在网络上嘲笑和消费的“杀马特”。


打开“快手”app,我们不难发现另外一个中国。尽管受到不少诟病,但是不可否认,“快手”的崛起让我们身处城市的人看见了一个意外的乡村。也是在这股风潮的推动下,本来已经销声匿迹的“杀马特“又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提及“杀马特”,我们的第一反应恐怕都是报以戏谑式的嘲笑,这似乎也是城市人群对“乡村非主流”的最常见的反映,在文化优势的心理指导下,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杀马特”的土味审美和他们夸张的表达。


在网络搜索“杀马特”这个词,弹出来的词条会显示该词源于英文单词smart,意思为时尚的、聪明的。2008年,年仅12岁的罗福兴偶然将英文“smart”翻译成了带有“山寨”色彩的“杀马特”,这个群体从小众渐渐走向了大众的视野。罗福兴自封“杀马特教父”,一时间拥有无数拥趸。


原始的大部分杀马特都留着五颜六色的长发,画着很浓的妆;穿一些很个性的服装,戴着稀奇古怪的首饰;喜欢自拍,在网吧的摄像头前做些奇怪的动作;自称是一个集潮流、视觉、杀马特为一系的群体。至于中国的“杀马特”家族,已与摇滚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喜欢模仿视觉系的服饰、化妆罢了。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另类甚至是怪诞的青年形象,这群另类青年正不停不断挑战大家的审美神经,他们被称为“杀马特家族”。


“杀马特”在巅峰时期人数据说达到20万,但随着他们的兴起,网络平台又掀起对“杀马特”的“围追堵截”,遭到看不惯这个群体进行各种辱骂甚至线下的殴打。此后,“杀马特”渐渐从大众的视野消失,变成了一个“都市传说”一般的存在,直到直播平台的兴起。


在一些社会学家那里,“杀马特”具有很复杂的社会背景,是很好地研究对象。有文章认为:                          


“杀马特显然已不单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青年族群,更是一个被‘想象’出来的共同体,进而被强势话语贴上了寄居者和越轨者的标签。城市精英在与杀马特形成社会阶层差序的同时,也赋予了其集体性的污名。对杀马特的普遍敌意仍然复刻了城市管理之于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陈旧逻辑。”


尽管众说纷纭,生活中我们几乎很难看见这群活跃在网络上的人群的存在,“杀马特”是谁,他们活跃在哪里,如何生活?带着同普通人类似的疑问,四川美术学院教师、艺术家李一凡跟踪多年拍摄了纪录片《我爱杀马特》。


近日,广东时代美术馆首映了这部作品的长片版本,将这个我们在网络上熟悉,在现实中陌生的群体展示出来。

李一凡、罗福兴和一位真实存在的“杀马特”(从左到右)


新京报:《我爱杀马特》的缘起是什么?我最早知道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一个短片。其实这个片子90后的观众应该都很有共鸣,我们这一代青春期就流行所谓“非主流”了。


李一凡:根据我的研究,2003、2004年开始流行“非主流”,一个叫“劲舞团”的游戏开始流行,当时玩这个游戏的人很多,不论城乡,由此派生出不少玩游戏的“家族”。但是在2007年左右,“非主流”群体就发生了变化,就有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乡村非主流”。


“非主流”在此时发生了分野,城市里的“非主流”开始玩豆瓣等网站,不断地去寻找更有个性的东西。农村或者一些落后一点地方的“非主流”没有条件GET到这个潮流,他们就开始往夸张的地方去发展,所谓“乡村非主流”延伸出各种各样的不同流派的“家族”


“杀马特”其实是个小“家族”,是一个叫罗福兴的人发起的,结果突然就在“乡村非主流”的圈子爆红,吸引了很多家族靠近,比如“葬爱”、“残血”、“视觉系”、“皇族”……这些都属于气质相近的“家族”,后来被统称为“杀马特”。


新京报:你是如何了解到“杀马特”,并想要拍纪录片的?


李一凡:我是在 2012年前后关注到这个群体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些“杀马特”的资料。当时的感觉首先是很吃惊,超出了我的想象。单说“非主流”,在我教学的四川美院并不少见,不过就是头发染个颜色什么的。但当我突然看见那种极其夸张的头发形状的时候,还是挺吃惊的。


我当时认为社会好像发生了变化,社会底层自己长出了一种自觉性,它很有意地抵抗我外部的“景观社会”,他在抵抗一种主流审美,这点挺厉害的。生长出这种东西可不简单,糟践自己来抵抗主流。那时候觉得从主流审美这个角度来说,“杀马特”是有问题,但是我也希望我们审美的宽容度大一些。


于是我开始寻找真实的杀马特,我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群体,但是我到处找,甚至找到QQ群、空间、贴吧……都进不去,没人理我。我开始以为是我年龄太大了,说话的方式人家感觉不对。 于是我请我的一些学生去接触这个群体,但也不行。


很多年以后罗福兴告诉我,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进群。这是一个审核群,审核的时候要看QQ空间的,一看QQ空间里面这个人头发没搞,服饰也没有,根本就不鸟你。于是我们只能在网上看到有“杀马特”的存在。


新京报:2008年之后,“杀马特”似乎就变成了一个“都市传说”。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没有人见过他们。


李一凡:我开始的时候也是到处问,问到一个理发馆,理发馆的人说知道一些从广西到广东打工的人,但是不知道行踪,线索就断了。偶然的机会,深圳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人认识罗福兴。我们就开车跑到深圳边上的龙岗,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他。


罗福兴那个时候已经好多年不留头发了,但还出没在网络上。2015年快手、抖音等平台让“杀马特”有机会再次出现在网络上,有种“解封”的意思。也有一些媒体采访罗福兴。


但是罗福兴见到我们还是很紧张,我们一行三个人,罗福兴只和我谈,让其他人离开,他带我在一个小宾馆开了钟点房谈话。我能感觉到他对不同身份的人还是很警惕的。


新京报:他这种恐惧是来源于身份的差异,还是他知道外界对他的看法?


李一凡:都有,2013年以后“杀马特”有点被全社会打击,被认为低俗、庸俗和恶俗。 不论是网络还是现实生活中,他们都遭遇了不少恶意,甚至有人会打他们。另外我觉得罗福兴对于不熟悉的阶层,不熟悉的人,挺警惕的。这其实也是“杀马特”的特点:大部分是最底层的工人,普遍也没什么文化,一般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就是我们说“普工”。

罗福兴在展览现场


那天和他聊了半天,效果还不错,就这么开始了拍摄。最初,我照着那种一般拍纪录片的方式拍:有个中心人物,导演的视点盯在这个人物身上,看他怎么行动,和什么人交往,有什么样的恩怨情仇……隔了几天发现这样不行,他和这个群体的其他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联结。这个所谓的 “杀马特教父”只是网络上的符号,是一个“人设”,现实生活中,罗福兴是一个挺普通的人。他告诉我们以前龙岗不少杀马特,但是随着一些工厂搬出去,也很难找到这群人。他只能把网上一些还在玩的朋友介绍给我们。


这些人很难找的,找到了也未必见我们。有一次,我们几乎都跑到惠州见一个人,他不愿意出来,以前我们是那种“同城代打(打手)”,自己最近在网上比较嚣张,会有人要来收拾他。 他死活不愿意见我们,给我们发了一个“葬爱十大杰出青年”,说让我们不要打他,去打这些人……


后来,我们在东莞清溪碰见一个以前也玩“杀马特”的女孩,告诉我们东莞石排镇有一个溜冰场还聚集不少人,我们才见到自然状态下“野生”的“杀马特”,他们都是一些年纪特别小的孩子。罗福兴之前介绍的都已经不是那个打扮了。


我自以为对深圳很熟悉,我一开始所了解的深圳是南山、蛇口、福田等一些地方,这时的深圳干净也很舒服,还很高科技。后来,我开始接触一些城中村,像白石洲、草铺、清水河,这时候感觉到深圳有些不一样的东西了,像是有了第二个身份。但是当我们进入工业区,我才发现另外一个与此前毫无关系的深圳。


富士康一个小孩跟罗福兴争论,他说深圳的高楼建得太少,还没有贵阳多。结果吵了半天,他既没有去过贵阳也没有真正在深圳市区待过。坐火车经过的时候他见过贵阳的高房子,在深圳则一直住在工厂。很多人都是这样,大巴把他们从老家直接拉到工厂门口,他们再也没出来过,等于被隔离了。


他们的工作一个月就休息一天,一天12个小时工作,一般晚上10点之后才下班。他根本没机会出来到社会上,只有在工业区才看得到这群人。


新京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杀马特”不是一般意义上农村或者小镇留守的“无所事事”的青年人,他们其实是在生产夹缝里面的人。


李一凡:是的,“杀马特”不是乡村的产物,“杀马特”是从工业区里面出来的。甚至不是城乡接合部,完全是工业区的产物。 我们认识的“杀马特”很多、拍到的也很多,做了深入采访的大概有七八十个。


我们采访到的“杀马特”普遍都是留守儿童,也就是我们说的打工二代。他们普遍很早就辍学了,十四五岁就外出打工很正常。辍学的原因很多,有因为穷的,有些不完全是,主要觉得上学没有意义,反正都要出去打工。感觉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就无所谓,既然上学也是受苦,还不如早点挣钱。

“李一凡:意外的光芒”,广东时代美术馆展览现场,2019


因为很小就出来打工,他们有很多压力需要去释放,在工厂工作的那种强度,如果不是一个很强烈的东西根本就看不到。比如我们头发里面一丝红色,对于他们是绝对看不见的。一个孩子跟我说有时候自己从流水线下来后,一两个小时耳朵是听不见的,得慢慢恢复。他们的视觉系统需要很强的刺激性。


留守儿童往往会感觉缺乏存在感。他们和我说自己想要被看见,需要被关注。只要是关注就行,哪怕这种关注是一种“鄙视”。他们不少人两三岁的时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早些年买票也不方便,种种原因有父母甚至几年都不回来。等到父母开始回乡的时候,他们又出去打工了。他们普遍缺乏家庭的温暖,想要得到这种被关注的感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上的需要。


这种强烈的东西是具有吸引力的,一些工厂女孩也只喜欢这种弄头发的男孩,她们看不上流水线上跟她一样工作的男孩,觉得没出息又不浪漫。弄了头发,就会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弄出来以后就觉得好看、刺激。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这群人出来之后年纪小,很多人一到广东来就受骗、受欺负。弄个头发,给人感觉有点社会,就不会受欺负。


通过网络,类似的审美把这群人自然地聚集在一起。类似的身世和经历让他们找到了有共同语言的人,他们互相安慰,甚至彼此介绍工作。某个意义上,形成了一个以发型为符号的小“乌托邦”。这给人一种安慰,自己是如此渺小,但是弄个头发什么的就让人不看也不行。


他们太弱小了,太需要证明存在感。他们的遭遇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刚到广东行李就没了,说好来接的亲戚也找不到了,身无分文等等。很多人出来很久都不知道怎么坐公交车,怎么去银行,甚至不知道怎么回家,他们对外部世界是恐惧的。


“李一凡:意外的光芒”,广东时代美术馆展览现场,2019


我记得第一次去那个溜冰场的时候,那些小孩顶着头发:那个自如、那个骄傲、那个快乐啊,他真的觉得自己是很好看的,是美的。这颠覆了我一开始说的“自我糟践”论。溜冰场上的快乐震慑了我,那是一个完全属于他们的世界。


我于是开始反省,我们是不是把美限定得太窄了?这种中产的审美观让我觉得很羞耻,原来我们对美的宽容度那么低,而且越专业的人就越低。我们习惯把事物分成三六九等,这个世界太不宽容了。


新京报:也有一些其他表现和关注中国“亚文化”的纪录片和文字,但我感觉大部分作者都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审视人群,带有某种居高临下的意思。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你的这部作品不同,是真的在试图寻求一种和这个群体的共情。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李一凡:我们今天做作品不能把自己当成外国人,像个游客。在自己的语境里就必须要做深入。今天的艺术生产为什么那么多毛病,恐怕原因就是我们模仿外国艺术家,以“游客”的心态做作品。我们对自己的语境其实是可以了解的,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意进入,把“杀马特”像人一样看待,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怪动物。他们也要上班,是很普通的工人,当这么看待问题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不同。


我经历了一个特别漫长的发现过程,我们第一轮拍摄大概经历了四个月,以深圳为中心四处做采访,知道了很多东西,但是不充分。原因是,他们的谈话里在工厂的内容其实要多过于他们的头发,因为这才是他们痛苦的部分。我感到自己并不了解工厂的状况,进入工厂拍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我们就决定到“杀马特”最多的地方待一阵子看看,我、罗福兴和乌鸦和一个学生就住进了石排镇。

“李一凡:意外的光芒”,广东时代美术馆展览现场,2019


石排镇可以说到处都是工厂,甚至整条街都开满小工厂,这是为何这里聚集了如此多的“杀马特”,大工厂的要求严格,不许有这样的头发,也不允许工人文身。这群孩子就聚集到了东莞石排或汕头澄海。这些地方大部分是小工厂,要求比较低。


这次时代美术馆展览有一个部分是展示他们自己拍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要进工厂是很难的,于是就付费征集工人自己去拍。罗福兴在快手上发出去以后,很多工人拍。买了700多条,展示了400条。当然因为大厂拿出手机拍要罚款,所以主要是小厂的视频多。


新京报:他们处在中国生产线的末端,保障是不是也更低一些?


李一凡:当然。大厂其实是没有“杀马特”的,像富士康这种地方都不会有,因为他们进不去。他们要进富士康之前就得把头发染回去或者索性剃了才可以。“杀马特”主要还是分布在沿海的各种小厂,挣扎在小流水线上。大厂需要各种各样的补充,就有了小的配件厂,类似这样的产业末端是“杀马特”最主要的生存环境。


“杀马特”的分布也有变化,以前广西、河南是最多的,广东客家地区也不少,其次是安徽、江西、湖南这些地方。现在就基本集中到云南、贵州、四川的彝族地区。可以这么说,“杀马特”开始来自更加贫穷的地方,这和地区间的贫穷分布是有关系的。


网上黑杀马特的人也很多,这群孩子没有能力去反抗,自己也难受和害怕。他们不再确定自己的审美是正确的,既然那么多人嘲笑自己,应该就是有问题的,那就放弃好了。他们真的处在一个完全劣势,没有能力也不想反抗的境地。


我们在网上看到大部分关于“杀马特”的视频,一些歌曲都不是他们制作的,都是一些戏仿和“黑粉”, 我们以为是他们,但其实所谓的数字霸权让他们和我们分隔得很开。算法永远不会推送真实的“杀马特”给我们看。


他们并不真的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看到周围的人放弃做“杀马特”,自己也就放弃了。何况工厂给他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多。后来发展到连警察都会管他们,顶着那样的头发租房都租不到。后来渐渐就开始特别少的人在做了,一直坚持的人很少。


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生代的“杀马特”,一方面他们受到上一代哥哥姐姐的影响,因为打工阶层很多都是一个带一个出来的。还有就是直播的出现。


2015年算是一个拐点,“快手”出现后,有些人发现直播的形式既能解决孤独感还可以博取眼球。有人通过这个聊天,也有了家族感。甚至不少人通过这个赚到钱,有人因此把“杀马特”当成了事业。

《我爱杀马特》,李一凡,2019,单屏彩色有声影像,125分钟,影像截屏,图片由艺术家和广东时代美术馆惠允


新京报:我们城市里面的人可能有其他的方式去解决所谓存在感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李一凡:对,有时候自我强大的话,存在感不需要被证明,但“杀马特”太弱小。“杀马特”好像有个自我组织,但只是以头发为符号连接起来的群体。他们其实只是关心个人的事情,制造一个幻觉,让自己不再那么容易感到受伤。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经常觉得“杀马特”是他们的保护装置。一遇到让自己感到挫败没有自信的事情,它张开就可以保护自己。这部纪录片也许不太像通常意义的纪录片,那些纪录片会有导演的视点,引导观众。我这部是没有导演视点的。基本上是“杀马特”讲“杀马特”的故事。


我之前拍的那个短片可能还是以他们的“头发”作为一个切入点,自从我去了石排镇,对工厂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加重了这部分。我还增加了这群人今天的处境,比如做直播,返乡以后的状况。


罗福兴接受采访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会说小时候不懂事,要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这种话。他很难审视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而且我觉得这群人在社会上是没有机会说话的,也无法有机会去讲述自己,那么我们就给他们这个机会。我们把“杀马特”当成一个正常普通人的故事,这是一个 “祛魅”的过程。当他们讲到发型的部分,我也有机会理解审美这件事,后来剪辑的阶段,我甚至觉得这些头发并不难看,因为我开始真的理解他们的想法。


现场采访丨戴安琪

音频整理丨郑汀兰

撰文丨余雅琴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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