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Ocula艺术之眼 田萌
展览现场：“从街头到语言——2008年以来的西南行为艺术”，麓湖·A4美术馆，成都（2019年11月23日至2020年2月23日）。图片提供：麓湖·A4美术馆。
研究西南艺术生态的展览“从街头到语言——2008年以来的西南行为艺术”（展期：2019年11月23日至2020年2月23日）在成都麓湖·A4美术馆开幕。展览规模虽然很小，但叙事的框架却是宏大的。此展试图勾勒出一个关于西南行为艺术的历史轮廓，同时以一种历史的视角呈现2008年以来西南行为艺术的“语言”转向。
展览现场：“从街头到语言——2008年以来的西南行为艺术”，麓湖·A4美术馆，成都（2019年11月23日至2020年2月23日）。图片提供：麓湖·A4美术馆。
无论在地理还是政治和文化上，西南总是作为一个总体而被认识和书写。何谓“街头”？高名潞于2007年写的一篇《“街头前卫”与成都叙事》的文章中提出了 “街头前卫”[1]，并以此指出成都前卫艺术的反学院、非职业化与市井化的特点。策展人蓝庆伟借用了这一“街头”的概念，用以描述2008年之前西南行为艺术的总体特征。
关于“街头”，展览是通过文献部分来呈现的。文献区主题墙面由不同报道过行为艺术的报纸喷绘覆盖，墙上挂着一些重要艺术事件现场的照片，悬挂在墙面上的展示柜中的是有关行为艺术报道的报纸、出版物等实物。虽然这些文献时间跨度近三十年，但重点放在了1990年代中期至2008年这一阶段。一方面对观众展现了西南行为艺术“街头”——艺术发生的公共空间——的特征与关注问题的公共性；另一方面呈现了行为艺术在过去二十多年存在的争议以及其合法化的过程。
《华西都市报》，1995年8月30日。图片提供：麓湖·A4美术馆。
1990年以来，西南以成都为代表的行为艺术异军突起，而且很快进入公众的视野，甚至被官方所接纳——和同时期在北京处于地下状态的行为艺术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现象的产生有诸多原因，如地方文化、艺术生态、生活方式等，但根本在于，艺术家们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去建立与政府以及公众的关系。可以说，这从一开始就是他们行动和生存的策略。
二十多年前，行为艺术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生存空间。政府、公众乃至艺术界都对行为艺术存在着极大的偏见。戴光郁、刘成英、曾循、朱罡、尹晓峰、张华等艺术家将行为艺术置于政府热切关注、又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问题与公共空间中，例如他们以水污染为主题的系列行为艺术活动。这些活动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市民的理解，也获得媒体的关注。他们几乎是以群体行动的方式改变着地方的艺术生态，改变着人们看待行为艺术的目光。这是早期西南行为艺术家所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它为行为艺术创造了更多可能性的存在空间。
和丽斌，《“还乡三部曲”之“红海”》，2016。行为录像，3分55秒。图片提供：麓湖·A4美术馆。
艺术的每一次转向，都包含了来自于艺术内部的自我批判因素，也包含了艺术对已经变化的环境的回应。展览将2008年作为西南行为艺术转向的时间拐点，一方面是新一代艺术家在早期艺术家所创造的生存空间基础上，自觉地寻求一种有别于他们前辈的方式来定义行为艺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一代艺术家的成长、教育经验以及当下生存环境与上一代艺术家有很大的不同。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引起的政治与经济的动荡、西南各地行为（现场）艺术节的出现、行为艺术进入学院教学、智能手机与新的社交媒体的普及与更新等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一代艺术家的创作。
何利平，《一个展览的生成》，2014。局部。展览现场：“从街头到语言——2008年以来的西南行为艺术”，麓湖·A4美术馆，成都（2019年11月23日至2020年2月23日）。图片提供：麓湖·A4美术馆。
“从街头到语言”，展览指出了2008年以后西南行为艺术的变化。何谓语言？蓝庆伟没有展开对这一概念的阐述，也没有以全景的方式展出西南行为艺术的变化，而是通过7位长期生活在西南地区的行为艺术家周斌、和丽斌、幸鑫、何利平、童文敏、王彦鑫、胡佳艺的作品来说明。而这7位艺术家的组合是有结构性的，根据他们开始艺术创作的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周斌与和丽斌为第一个阶段（1990年代中后期），幸鑫与何利平为第二阶段（2000年初），童文敏、王彦鑫、胡佳艺为第三个阶段（2008年以后）。这种结构性似乎在提示着：2008年以后的西南行为艺术的转向是整体性的。
周斌，《跟踪》，2009。行为录像，4分30秒。静帧截屏。图片提供：麓湖·A4美术馆。
展览场刊《从街头到语言：西南行为艺术》（蓝庆伟、王娅蕾合著）的最后一个小结是“行为语言的个体化”。作者通过分析2008年以后的西南艺术家的作品来说明，行为语言的个体化是语言转向的落脚点。从展览的作品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如行为主题的多元化。早期行为艺术家有意识地选择政府与公众所关心的公共问题，这些公共的问题构成了他们的共同主题。2008年以后，艺术家们很少在一个共同主题下创作，而是每个人都在自己所关注的问题中展开创作，比如和丽斌的《“还乡三部曲”之“红海”》（2016）所关注的信息与实在之间的关系、童文敏的《海浪》、“城堡”系列所关注的身体与自然力的关系等。
童文敏，《城堡-草坪》，2018。单频高清影像、彩色无声，5分58秒。静帧截屏。图片提供：艺术家。
或者是空间的多元化。早期行为艺术家对公共问题的表达，所对应的空间也是公共的开放空间，如1988年艺术家曹力、陈启基、章治华在贵阳与朋友们实施的“人·生命·信仰”系列行为活动[2]。在这次展览的作品中，行为艺术发生的空间是多元的，如街头、美术馆、海岸等，而且，这些行为艺术的发生地更不局限于西南这样的区域。幸鑫的《黑匣子》（2009）在第53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期间在威尼斯大小河道中实施，王彦鑫的《当我们再次相遇》（2018）在福岛核电站隔离区的房屋内实施。
还有行为方式的多元化。艺术由艺术家的方式所定义。在展览中，艺术家所采用的行为方式是不同的，他们也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人们对行为艺术的理解，比如周斌的《365天创作计划》（2016-2017）、何利平的“MC.行为参考”系列作品、胡佳艺《达利的胡子》（2017）等等。
胡佳艺，《冰刀》，2014。单声道视频，6分1秒。静帧截屏。图片提供：麓湖·A4美术馆。
尽管从街头到语言，看起来就像西南行为艺术从一种总体性特征转向了另一种总体性特征。但是，这7位艺术家的作品所呈现的主题、空间与方式的多元化传递的是他们之间的松散关联，甚至毫无关联。这是否意味着，这次转向是关于西南行为艺术的总体性叙事的解体呢？
[1] https://news.artron.net/20080221/n41673_.html
[2] 曹力、陈启基、章治华在贵阳野外，居室等场所策划实施了长达三年的行为艺术活动”人·生命·信仰”，参加者达数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