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ula 观点|操控“饥饿”的地理学景观
发起人:小白小白  回复数:0   浏览数:94   最后更新:2020/01/23 21:00:49 by 小白小白
[楼主] 小白小白 2020-01-23 21:00:49

来源:Ocula艺术之眼  耶苏


展览现场:“饥饿地理”,泰康空间,北京(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3月31日)。图片提供:泰康空间。


泰康空间的主题展“饥饿地理”(展期: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3月31日)针对当前显性与隐藏的土地状态,以及与这种复杂状态持续联动的艺术实践,作出了一场多层次的回应。展览标题借用了巴西左翼经济学家约绪·德·卡斯特罗(Josue de Castro)的同名著作《饥饿地理》[1],尝试直接外置不断历史化之下的紧迫现实。策展人李佳带来的11组艺术家作品或多或少更像是运动中的间隙,暂时停驻在物理空间当中,等待观者将其间的前因后果逐帧释出。


郝敬班,《慢镜头》,2018。高清录像,6分45秒。静帧截屏。图片提供:泰康空间。


当郝敬班的录像作品《慢镜头》(2018)开始聚焦那些在夜间不得不搬离城市的人影时,艺术家对影像语言的思考便毫无保留地与当下产生了共情。影片中最出彩的镜头,是高速摄像机记录下一个蓝色的球体缓缓地、令人期待地冲撞并击碎一尊头像的瞬间。破坏力的快感被增大,不由让人联想到体育直播节目里通常制造的激情实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观赏破坏力这一行为转变成为某种体验,那么实现它的方式就会变得愈发地精致与精确,所谓的实况又从何说起?

刘伟伟,《稍息2》,2019。展览现场:“饥饿地理”,泰康空间,北京(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3月31日)。图片提供:泰康空间。


“饥饿地理”使用了泰康空间全部三层可用的区域。大多数作品以在地项目的影片、影像、图文、调查等方式呈现。开幕当天,二层展厅里是刘伟伟策划的表演《稍息2》(2019)。游走在一层的观众们的注意力,会不时被楼上气势汹汹的口号声打断。艺术家邀请了一名训练师,对二十位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了连续六个小时的严格训练,同时在一层将这些务工者们的籍贯、年龄、收入状况等基本信息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展出。


曾宏,《金色的田野》,2019。装置、水泥板、水泥、钢丝、高尔夫球、探照灯,尺寸可变。图片提供:艺术家。


就像一块临时土壤的三楼顶层露台,被曾宏的地景式装置《金色的田野》(2019)占据。带刺的金属防盗网此时既作为农作物形态密集排列,同时勾画出圈地行为中的常规手法——将农地转变成广大的高尔夫球场。作为一个直面实践问题的展览,必要的身体表演与景观设置或许能够引发某些紧迫的指向。不过同时,类似的象征手法多少会导致问题被轻易地简化或消费掉。


土地与人共同作为非自然的社会之物,内含不可分割的因果链条。在这两件相对独立的作品里,反而是某种隐藏的生产关系被提示了出来。都市化发展所吸纳的大量无产劳动力,正是由脱离土地的农民转化而来。一旦进入高度资本化的权力场域,那么人就与土地一样,会被直接对象化,难逃技术性的规训和改造。

展览现场:“饥饿地理”,泰康空间,北京(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3月31日)。图片提供:泰康空间。


一层大展厅的主结构是一条通道,由两侧众多的灰色不规则展台组成。在这些类似建筑物的几何体上,观众可以翻阅到被精心复制出来的土地契约或法律文书。由于展示条件限制,导演丛峰的长片《地层2:软流层》(2019)以屏幕截图的方式布满了附属的小展厅及其外侧墙面。于是,原有的观影模式转而变成对这部电影本身的解谜式想象。

丛峰,《地层2:软流层》,2019。展览现场:“饥饿地理”,泰康空间,北京(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3月31日)。图片提供:耶苏。


现场保留下来的电影原声,配以截图里大量历史镜头、网络素材、字幕旁白,共同编织起了人类抗争史的暗线。应该说,土地归属权,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租赁、经营、交易、抵押等复杂权力关系,一惯居于政治革命的核心,并具有近乎天然的排他性。在展览里,很多艺术家所坚持的一个面向,可能首先是打破对于“作品”格式的固有臆想,只身进入事件的现场,以明辨权力运作的状态。

城中村自建房调查小组,《西三村高架桥空间调查》,2019。动画,12分。静帧截屏。图片提供:泰康空间。


于是,不管是来自“城中村自建房调查小组”对于广州城市扩张的细致个案《西三村高架桥空间调查》(2017-2019),还是坚果兄弟那略显残酷的“深圳娃娃”项目(2019年至今)——用一台29吨的抓机代替娃娃机,来逐个抓取400个收集自深圳那行将消失的白石洲村孩子们的玩具娃娃——艺术工作者不仅可能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来深入分析高速扩展中的城市变迁,同时也将焦点集中在了那些因失掉原生土地而进一步失去话语建构能力的群体身上。

坚果兄弟,《深圳娃娃》,2019年至今。录像,2分17秒。静帧截屏。图片提供:坚果兄弟。


充斥信息和媒介的新纪元,土地依然作为根本的权力依托,支撑着各类型产业的发展。在难以掉头的全球化进程中,农地一贯被输送进地产升值与空间再造的计划里。这一过程,就如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所归纳的那样:“空间最终不可避免地要被商品图像、符号与物体来填充。这种发展反过来导致一种伪环境概念的出现(它请求这样的问题:谁的环境与什么环境?)”[2]。

余果,《磧石与危岩:羊角镇的地表现实》,2019。彩色,有声,47分20秒。静帧截屏。图片提供:艺术家。


余果摄制的在地影片《磧石与危岩:羊角镇的地表现实》(2019),将重庆周边的一个古镇改造状态再现于近五十分钟的影像中。片中颇有意味的一幕,出现在所谓建成之后的新城镇,举办的那场别出心裁的大型庆典。被安排好的庆祝人群并不是镇里的原住居民,他们分组身着鲜艳的衣服,有组织地聚拢或分散,甚至出现了有人没跟上指挥的乌龙事件。庆典活动组织高效且迅速,艺术家虽未能及时赶到现场,却通过反复走访与影像解析等手法,给出众多标本式的原始镜头,反证出主流媒体直播里的制作痕迹。

徐坦,《关键词实验室——水,地,地盘 - 2》,1996、2013、2018。影像、物件、录像、竹子、甘蔗、桌子、彩色便签、笔, 105分。静帧截屏。图片提供:泰康空间。


相比而言,展厅里另一侧艺术家徐坦的作品《关键词实验室——水,地,地盘-2》(1996、2013、2018)则以较为放松的方式展开讨论。作品分别以五件录像文献、对话纪录以及一件由甘蔗组成的装置构成。在其中的录像《水上树》(2013)中,艺术家从珠江地域特有的自建漂浮种植方式出发,与当地农民展开了一系列交流,并任由谈话保有日常的随意性。

徐坦,《关键词实验室——水,地,地盘 - 2》,1996、2013、2018。展览现场:“饥饿地理”,泰康空间,北京(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3月31日)。图片提供:耶苏。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另一个屏幕里大量类似幻灯片的图文信息,如以黑底白字显示的“一个笼子去寻找一只鸟(Franz Kafka)”或是“法律是一个以严密逻辑语言描述的非逻辑系统”…… 它们被一页一页连续播放,慢慢将生存与生产的焦点扩散至更为重要的法学概念和图像历史。通过这种不设限制的联结,与其说艺术家在挖掘某种被遮蔽的事实,不如说解构或还原权力作用下的社会纹理。此时的“还原”甚至没有终点。它首先表明意欲打开现实的态度,期间的动作并不带着预设。随着这个项目的逐年更迭,现实被慢慢释出——或者来自人类话语的构建,或者源于赤裸的肉身体验,以至那终始缺失证据的历史。

展览现场:“饥饿地理”,泰康空间,北京(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3月31日)。图片提供:泰康空间。


展览在来到一层第二个厅时,发生了向内的转变。“论电影院”是一个基于广州的放映机构,此次带来的主要作品是一部拍摄年代不详的16毫米彩色科教片——《防止化学农药污染》。片中颇有逻辑条理的镜头,将知识有序地施加给了观者。与影片一同展出的还包括与农药相关的一系列档案,包括幻灯片、信件、研究报告、医学纪录等,内容涵盖农药的生产、推广、使用、中毒与自杀事件等问题。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这些资料的跨度一直从建国后不久的上世纪50年代直至改革开放后十年的1987年。这些碎片化的元素直接关联于“中国农药简史”这一宏大主旨,也迫使观者仔细去考量土地与技术的必然关联。

劳丽丽,《寂静春天来临前 - 序曲》,2010-2019。高清录像、装置(纸本摄影、防虫网、竹、农作物、酵母、微生物),4分16秒。静帧截屏。图片提供:泰康空间。


与地力合作,耕种并收获显然是一种权利,甚至是最低限度自主的起点。来自香港的艺术家劳丽丽经由一次因地铁改造引发的地权抗争,转入到“半农半X”的田野创作实践中。亲身种植农作物的辛劳与收获,被浓缩展示在组合作品《寂静春天来临前-序曲》(2010-2019)中,其中也包括艺术家为展览特别制作的泡菜等食物。一个展台上摆放的同名出版物,提取出了劳作过程里的感性体会,以照片配随笔的方式呈现,如其中的文字:“转化——泥土中无数的生命在转化,这才发现我们也不例外。”

子杰,《番薯游击种植计划》,2017。展览现场:“饥饿地理”,泰康空间,北京(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3月31日)。图片提供:耶苏。


艺术家子杰发起的城市在地行动《番薯游击种植计划》(2017)中,土地里的有意识劳动行为,既可以看作是对饥饿的抵抗,也是对不断威胁着例如“耕者有其田”等乌托邦理念的捍卫。展览的现场那以番薯雕刻汉字的方式所组成的话:“番薯-动词工作坊-或者另一次春游的野餐会”提示着未来将要进行的工作坊——作者建议大家到城市公共绿地里种植番薯等块茎,争取灵活的粮食自主。


或许是由于围绕土地问题所展开的行动往往持久且多变,展览里所呈现的几乎每个实践都或多或少带着持续发酵的意味。“饥饿”作为一种可以被操作的威慑,始终长久地受制于劳动,资本和技术的共同作用,这期间也少不了自然对于人类行为的回应。而在当下,由土地派生出来的权力早已转化成更为抽象隐秘的社会机制,加速作用于日常的消费生活及信息管制。那么,展览通过这样一次切入现实的尝试,是否也可以说是在警示另一种必要的“饥饿”状态?因为至少需要保持对于周遭的敏锐与不满足,才有可能在既有的社会结构下开拓出变革的空间。


[1] “这部书不是人类庄严的记载,而是关于人类痛苦的地理,一种悲剧性矛盾的地理,它研究的不是土地怎样以粮食供给人类,而是人类怎样成为培养土地的养料”,《饥饿地理》,J.de.卡斯特罗(J.de.Castro)著,黄秉镛译,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9年。


[2] 此文收录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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