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邱志杰工作室  文：邱志杰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文字，是我从2003年开始在中国美院教书到2016年调任中央美院为止，这13年期间所做的事情的记录。有的直接是当时的工作文本，如剧场的脚本。有的是当时的笔记，有的是社会调查项目之后形成的调查报告，其中不少内容都可以算是原始档案。那些年中和我一起做事情的同学们，今天已经成为各校教师或各行业翘楚，分布在世界各地。大家倘读到这些文字，回想起那些“闪亮的日子”，应能忆起初心，鼓舞一番志气，再来笑对眼前的大大小小的麻烦。

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发现这13年我在中国美院所做的事情主要围绕着三件事情展开。

贫困设计博物馆计划 2007-2010

最重要的是社会调查和文化研究方法的实验。从2003年我刚到国美，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学生们利用暑假调查各自家乡的中山公园。这个工作后来发展成2012年上海双年展的特别项目《中山公园计划》。然后是“北京地下室招待所调查”，再然后是《总体艺术医院调查》（这些项目这本书里甚至没有收录）。我的社会调查改变了美院传统的下乡模式，成为总体艺术工作室的核心课程，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工作方法。每次都是抱着投影机下乡，白天陪着同学们出去做调查，晚上上课到深夜。13年间足迹遍及新疆、西藏、台湾、印度。一代代的学生，在无垠的大地上，脱胎换骨，成男成女。

2013年10月在景德镇调查陶瓷产业的时候，景德镇正在开瓷博会，旅馆爆满。难得地找到一家能容纳60个学生的便宜旅馆，却没有够大的会议室。于是每晚上150元包场租了楼下的麻将馆开会上课。我记得第一晚讲《摆脱幻觉性绘画的历史桎梏》。隔壁传来猜拳声，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生意清淡的小姐们在粉灯下消磨青春。而楼上包间的麻将客高举着椅子挤过学生们，上楼开战。景德镇之夜生机勃勃！前一天谈判价格时，麻将馆老板娘很是担心我们租场地是要上传销课，满腹狐疑。开课这天，偷偷躲着听了我们几耳朵绘画课，感动得不行，态度大变。下课后跑过来，说我连上三个多小时的课，原来真的是好人。第二天再上课，老板娘就切了果盘送来。

西藏题材绘画调查期间和同学们在藏区 2006

每次社会调查项目，总能收获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因为一起下到过底层，从此亲如家人。但也正因为社会调查课程，老邱工作室的苦和累都是出名的，吓跑了不少文艺青年。每次大二期末学生分流选工作室，喜欢玩ipad和iphone的同学们都会选姚大钧的工作室，大钧那边永远第一。电影青年都会选杨福东的实验影像工作室。选总体工作室的总是和杨福的那边上上下下。

2016年我离开。2018年，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来北京的时代美术馆办了一个展览。我去看，看到了四种东西：大钧的工作室继续做VR做声音表演继续崇拜坏像美学；高世强的文艺影像继续深沉凝重，老管工作室发展出了机械装置，牟森的工作室做着多媒体巨构。而我在国美耕耘了13年的社会调查似乎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留下。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在国美的教学实验也许其实是失败了。

曲阳石雕调查 2010

我在国美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实验剧场。回国美教书之前，我在北京和“后感性”的兄弟们发展出了一种游移在实验剧场、媒体表演和事件艺术边缘的所谓“现场艺术”，但这种集体行动面临着被刚刚要兴起的艺术市场解构的危机，艺术市场只需要自爱的个人。于是我不死心地把“现场艺术”的理想带到国美，开始用剧场作为总体艺术的输出形式，我把它叫做“总体剧场”。我带着学生们做了《木乃伊》、《谜宫》、《九曲》系列、《奖状》系列、《理想国》系列、《独立时代》等很多表演。此外还有很多学生个人的剧场项目，都各有动人心魂的力量。第一个用剧场作为毕业创作的似乎是叶楠，然后牛珂和宋振，然后陈晨，然后贺冰、子月、小鱼……

我之所以选择“总体剧场”作为社会调查、文化研究、媒介研究和理论思考之后的输出形式，是因为这种方式最是打通了个人与群体、虚构与现实、身体和话语。在这里，每个参与者都必须拿出身体和心灵来激烈地碰撞，必须交出自己，没有躲闪余地。在这样的现场里，正如在田野中，青年们迅速地成长，我可以听得到他们细胞分裂、骨骼生长、皮肤脱落时的咔咔作响。

也是在2018年时代美术馆的那个展览上，看着那些舞台模型和文学，我意识到牟森的多媒体巨构当然并不是我的“总体剧场”。再回想，我倾注了巨大心血的“模特队”小组已经烟消云散，“居委会”小组已经烟消云散，贺冰的单人表演也烟消云散。我意识到，我在国美的“总体剧场”的实验也是失败的。

我在国美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带策展学生，这件事情是和高士明、张颂仁一起做的。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非常成功----我们的学生曾经屡获青年策展奖，也曾经年纪轻轻就担任上海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我们的“展研”（今天的正式名称叫“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同学们虽然经常处于自学状态（因为导师太忙），但水平之高傲视国内所有真真假假的策展专业。最难得的是他们心志之高，品味之纯洁令人欣慰。颂仁带来的“亚际书院”和“中土西天”、士明力推的“人间思想”，卢杰的“长征”等项目都标示着一种纯洁的高度和思想的力度。在策展专业，我的主要工作是确保学策展的学生懂艺术，这一点或许也有部分做到了，但是我依然感受到一种失败感。

2013年，在杭州一个叫做《林泉》的以山水画为概念核心的展览之后，我曾经给高士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有点担心你现在接活太密。你成了策展包工头，学生们就成了策展民工，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的策展计划。……任务交给他们之后，我们难免口头上当作例子谈起我们爱的那些艺术家，然后……然后就算我们装低调假民主，再三强调说这只是建议，完全由你们自己来把握，但事实上她们是不会反对的。我们提到过的那些艺术家当然都会最显眼。我想是否可以索性更放手一点，完全让小朋友们自己弄呢？”

事实上，我在口头上比文字中更为激烈地建议士明，越是打心眼里重视的好学生，越是要让他们离开自己，到江湖上闯荡一番，今后他们才会带着满身的伤痕和狼性回来，回报母校。或许不回来，不回来更好，我们培养他们不就是去改变世界去的吗？杭州的这些展研同学们，见识、思辨、心志、写作、言谈、执行力都不错，唯一的缺陷就是胆气。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导师太强大，总是有太有意思的项目分发给他们做，他们就会很自然地守在学校，守在老师身边。派他们到上海弄个西岸双年展，到中国美术馆弄个国美校庆展或者王冬龄个展，都能力极强经验丰富。但那都是被“派”，他们自己从心里长出来的项目，是否就在这样的一次次地被“派”之中消磨了？

唐晓林和刘潇曾经跟着我在曲阳下乡。看着那些被采石坑挖断的田野，一种“国在山河破”的悲怆在我们心中共鸣。我们谈到乡村的被夺名，匠人的真诚和表演，发展与持守的冲突。刘潇在那里誓言要做《国道计划》，要从上海到她家乡贵阳的320国道做一系列的项目。我当时激动了，我认为这是国内青年策展人中心志最高视角最锐利也最接通这个国家和时代的地气的设想，是一个或许有机会超越“长征”的构思。可是接下来就是刘潇忙西岸、忙上双、忙纤维三年展，现在成为了艺术管理专业的中流砥柱，深受学生们爱戴的老师……可是“国道”呢？今天刘潇已经不接我关于国道的话茬了。而晓林的国道又在哪里？帮我做了上双《中山公园计划》的文珊的国道又在那里？如果这些国道没有延展，我在中国美院的策展教育工作，又失败了。

2008年10月，我曾经开着我的路虎卫士从北京到广州，去参加士明和颂仁策划的广州三年展《向后殖民说再见》，沿路用刻了字的轮胎在道路上印下“如何成为失败者”的墨迹。那是一条两米宽，两千多公里长的版画长卷。

其实并不是做过了那么一件作品，就真的懂得了如何成为失败者。在中国美院的教师生涯，当然还有些许成功时刻，但面对这三重的大失败，我将何以自处？

我们回到美术学院教书，本不是来为自己谋一个饭碗，找一个退休的地方，而是把学院当作改造世界的实验室。这个讲台是用来发出呐喊，呼唤同志，是用来与那些包围着我们的毁灭的力量争夺青年。这根教鞭，每天都是打在自己身上。所以十几年来不眠不休，殚精竭虑。我在中国美院教书，曾经从早上8点上课上到晚上三点，然后请学生们吃宵夜，小睡一会儿，第二天早上接着上课。士明形容我上课的风格是“粉身碎骨”。但我虽然投入，其实并不专制。我是很要求学生们把自己当作成年人来看待的。所以推行头脑风暴和自我组织的教学，所以推行课题式的自我研究计划和大型计划，所以实验剧场叫做“群个作品”而不能变成集体创作，所以不断地带着年轻人下乡看社会现实遭遇各种人生史，都意在唤醒年轻人为自己负责，为自己选择，并成为积极的贡献者。这条思路，至今在中央美院发展成了一门叫做《换位教学与自主学习》的课程。然而我们的目标在世界在中国在人生，这目标远远超出了教艺术，而这是一所艺术学校，总体艺术的理想，只是在谈论艺术的温度中慢慢发酵。然而我们注定愿望太迫切，用力过猛，这个意义上，失败早已不可避免。失败感，是因为心愿无尽。

蔡元培、林风眠先生的国立艺专是成功还是失败？”美育代替宗教“是成功还是失败了？“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理想是成功还是失败？艺术大众化的理想呢？艺术运动社的理想呢？吴大羽先生的“势象艺术”的理想呢？潘先生的“两峰对峙、拉开距离”呢？2019年夏天，我读到董希文先生的言语，说：“我这辈子，想画的画都还没有来得及画”。一部校史，看起来竟是一部失败者的历史。那是因为这座学院在它的源头处，就远远地溢出了艺术，就是无尽的愿力。

生也有涯，移山填海之事，岂有成败。我的社会调查课程可能已经渗透到了整个国美的下乡的方法中。“总体剧场”中规模最大的是2011年的《理想国·华西村》，那次大戏成了把牟森吸引到中国美院的机缘。那天晚上，15个“乌托邦市集”地摊在草坪上铺开，牟森拉着我说：你们这里是黑山学院啊！而策展的同学们一定会以各自的方式完成她们自己的国道，即使不是以我们所熟悉和所能理解的那种方式。总体艺术工作室的思想和实践最后必是杀身成仁。正所谓“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我在国美教过的那些学生，从来不是那种坐直升飞机平步青云大红大紫的著名青年艺术家。我并不以为这是失败，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按照这个艺术圈既定的游戏规则和刻板的青年艺术家想象来工作，他们要做的事情更大，他们要走的道路更远，我依然相信他们会为这座学院带来真正的荣耀。

2012年我策划上海双年展。开幕的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的艺评家霍兰·柯特问我：告诉我为什么我在这里看到的，和在纽约听说的中国艺术完全不一样，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他其实有些事情一直在，只是没有被叙述。我和他讲了这么多年来发生在当代艺术教育中的种种事情。他说：如果一个学校居然能够有高士明、张颂仁、杨福东、张培力、耿建弈、邱志杰这样一群人在一起教书，那就是梦想啊！然后他突然伤感起来，说：We don't black Mountain College anymore。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向瑞京宾馆青翠的草木，遥想黑山学院。富勒带着人在搭圆顶，阿尔伯斯在讲色彩，康宁汉带着人在草地上跳舞，池塘里有人泡在水中练瑜伽，劳森伯格正在山下的小镇上捡垃圾。人来人去的黑山学院，二十四年星流云散的黑山学院，又岂有成败！

2006年我和同学们一起做《谜宫》总体剧场，整理台词的时候发现了梁启超先生谈成败的一段话，我经常不厌其烦地用来推荐给学生。梁任公曰：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先破成败之见。然欲破此见，大非易事。必知天下之事，无所谓成，无所谓败，参透此理而笃信之，则庶几矣。何言乎无所谓成？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透一层更有一层，今之所谓文明大业者，自他日观之，或笑为野蛮，不值一钱矣。然则所谓成者果何在乎？使吾之业能成于一国，而全世界应办之事复无限，其不成者正多矣；使吾之业能成于一时，而将来世界应办之事复无限，其不成者正多矣。况即以一时一国论之，欲求所谓美满、圆好、毫无缺憾者，终不可得，其有缺憾者，即其不成者也。盖世界之进化无穷，故事业亦因之无穷，而人生之年命境遇、聪明才力则有穷。以有穷者入于无穷者，而欲云有成，万无是处。何言乎无所谓败？

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则断不能结果，既造因则无有不结果，而其结果之迟速远近，则因其内力与外境而生种种差别。浅见之徒，偶然未见其结果，因谓之为败云尔，不知败于此者或成于彼，败于今者或成于后，败于我者或成于人。尽一分之心力，必有一分之补益，故惟日孜孜，但以造因为事，则他日结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者。

若怵于目前，以为败矣败矣，而不复办事，则遂无成之一日而已。故办事者，立于不败之地者也；不办事者，立于全败之地者也。苟通乎此二理，知无所谓成，则无希冀心；知无所谓败，则无恐怖心。无希冀心，无恐怖心，然后尽吾职分之所当为，行吾良知所不能自己，奋其身以入于世界中，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一字一石·成败》日本金泽 2018

2018年9月我在日本金泽二十一世纪美术馆做个展。我把梁任公在日本写下的这一段话，以“一字一石经”的做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在很多块鹅卵石上。将这六百块卵石，散放在美术馆内外周边，整座城市的各种角落中。这些卵石有的已经被带到了其他城市。但不管它们如何离散，它们曾经聚集在一起，成就一篇雄文。

感激在杭州肝胆相照的同志们和同学们。

20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