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卓睿
长征计划：赤字团
时间：2019.11.2-2020.1.8
地点：长征空间，北京
编者按：2020年的当下，生态危机迫在眉睫。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存在主义困境，本篇观点文章的作者卓睿（Jacob Dreyer）透过近期的展览“长征计划：赤字团”涉及的研究与艺术家创作，点明了生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历史在中国的关联网络。
"长征计划：赤字团"展览现场，长征空间，北京，2019年
全文图片由长征计划提供，摄影：ARTEXB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1927年在江西的奠基开始，马克思主义政治和思想在中国就与其诞生地欧洲有着很大不同。它一直围绕着农民生活条件和农村土地所有权结构展开。时至今日，全球各地的组织与团体都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特殊挑战，在北京的长征计划的工作者和艺术家们，已率先展开研究，意在找出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实践和经验与生态运动之间的联系。那么，中国的“生态文明”是什么，它的意识形态起源又是什么？毫无疑问，这里的空气、水、土壤已处于污染严重的境地，长征计划的“行星马克思”读书会用“赤字”或“匮乏”来理解这种状态，在此情况下，中国及其背后的政治又能给气候变化带来什么？更重要的是，在充斥着商业主义和花边新闻的艺术界——这个由一群道德妥协的冒险者组成的独特的全球性团体，我们能否从“香槟社会主义者”转变成“低碳马克思主义者”？
"长征计划：赤字团"展览现场，长征空间，北京，2019年
长征并非唯一一个通过当代艺术的空间、话语和实践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气候变化这一议题在今天如此令人不安，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应对。放眼大中华地区乃至全世界，策展人和知识分子正致力于让当代艺术领域的资源发生作用，去思考城市文明如何与地球上的资源产生联系，以及在不违背平等的前提下，如何重构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我们难免心生螳臂当车般的无力感。长征计划的“行星马克思”读书会用“赤字”一词，恰好表达了这种无力。我们发现自身处于一个预先存在的境遇中，我们对此无法选择也难以改变，但又不得不与之共处。在马克思粗略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 1 在这样的社会文明里，艺术家可以自由创作，追求梦想。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尤其在中国，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形成的思想框架下，艺术家的作品在形式上是和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想法在这个危机重重的时代难以为继。和今天的每个人一样，艺术家们必须找出自己的方式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存在主义困境。全世界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们对这一议题都有所思考，这确实值得肯定，但更大的现实是，在面对比如来自美国政府的抵制时，中国政府正在带头发展绿色技术。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历史在中国如何与生态思想相互发生作用，比如长征计划所在做的实践，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正处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弃状态”（geworfenheit）中，这点已被学者阿克巴·阿巴斯（Ackbar Abbas）用“破理论”（poor theory）的形式武装化，人们并没有如海德格尔所希望的那样去观察世界，观察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存在。阿巴斯，和长征，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周遭的环境，投向那些我们能够用以改变环境的工具——“活用手边工具来盘活当下” 2 ，即便是在冬日灰蒙蒙的酒仙桥。就这方面而言，破理论和长征的策略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去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停留于观察。
在陶辉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新时代的数字经济下四川到深圳的商品流通之路。毛晨雨的《自动化稻》以其“基于稻作的生态系统失调的思辨”——一个由“光的稀缺、粮食的稀缺和人类的稀缺”构成的未来，唤起湖南农村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探索 3 。梁硕的《砼木石集》，通过中国画的绘画技巧，将当下的新景观（这些新景观往往并不美观）放到了传统的美学框架里。下笔的此刻，2020年即将到来，距离全球气温升高2摄氏度只剩下10年时间了。“赤字团”的艺术家们走遍大江南北，从湖南到陕西到珠三角再到东北，带观众走进了中国及周边地区变化多端的生态环境中，郑重地提醒着我们当下所处的境地。
梁硕，《砼木石集》，2019年
纸本设色，576 x 25.5 厘米
"长征计划：赤字团"展览现场，长征空间，北京，2019年
卡尔·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8页。
阿克巴·阿巴斯，《破理论：为宣言而备的笔记》（Irvine: Critical Theory Institute, 2011），中译版本收录于《长征计划：赤字典》（2019）。
参考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
文/卓睿（Jacob Dreyer）
译/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