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Ocula艺术之眼 李素超
展览现场：“美丽新世界”，昊美术馆，上海（2019年12月12日至2020年3月15日 ）。图片提供：昊美术馆。
统治着美丽新世界的人或许神智并不健全（以这个词语的绝对含义而言），但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社会的稳定。正是为了实现稳定，他们才通过科学手段发动了最终的、个体性的、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革命。
——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1932年，英国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发表《美丽新世界》之后，这部反乌托邦文学作品就成了对人类社会的某种悲剧性预言，而事实证明，随后不久到来的纳粹政权以极其相似的方式从许多方面实践了书中所构想的世界。自17世纪初莎士比亚借由他的剧作《暴风雨》中人物米兰达之口歌颂这“美丽的新世界”，从此“美丽新世界”自身就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一个美丽的、和谐共生的、统一安稳的乌托邦，在科学技术持续增长的刺激下逐渐内化成我们当下的真实部分。2019年年末，上海昊美术馆以此为标题的展览“美丽新世界”（展期：2019年12月12日至2020年3月15日 ）不禁让人想到了那样一个美丽的新世界，那里，玫瑰花和电击根深蒂固地联系在一起。
展览现场：“美丽新世界”，昊美术馆，上海（2019年12月12日至2020年3月15日 ）。图片提供：昊美术馆。
展览以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三位先驱式新媒体艺术家张培力、汪建伟、冯梦波的联展呈现，他们虽然都以新形式的媒介进行创作，三人的工作方式和观察视角却截然不同。张培力的作品常以录像、声音和机械装置为媒介卷入社会生产和个体生活中，同时批判性地回应网络媒体时代下的种种无形的信息控制与监控；汪建伟以跨学科的方式在不同媒介和艺术形式间来回切换，其作品常常提出另类的观看世界的可能方式，并对现行的制度与规则抱持警觉和质疑；冯梦波则从电子游戏里汲取创作灵感和素材，在作品与观众的娱乐性互动中传达个人横亘于真实与虚拟世界之间的处世态度。于是，“真实”、“虚拟”、“网络”、“监控”、“游戏”成为该展览的几大关键词。
张培力，《同时播放》，2000。展览现场：“美丽新世界”，昊美术馆，上海（2019年12月12日至2020年3月15日 ）。图片提供：昊美术馆。
如今看来，科技就像“穿着现代服饰的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1]。三位艺术家的展陈作品均从科技，或从科技衍生而出的全球化和控制论出发，旗帜鲜明地从各自不同角度对“美丽新世界”作出回应。张培力的录像装置《旗杆的阵列》（2019）与《同时播出》（2000）构筑起跨越地缘的国际政治场域；前者通过56根没有旗帜的旗杆和循环播放的天气预报消解了此处对当下紧张政治格局的暗喻，后者以同时播放着世界各地电视新闻的，被排列成圆形的22台电视机明确地将视点聚焦于全球化时代下的信息传播与接收方式：电视/媒体包围着观众，持续播放来自全球的新闻，裹挟其中的观众却难以从这些大量而碎片化的信息中去主动地捕捉、甄别。
此外，信息科技时代下的大规模监控文化是张培力作品的另一个母题，如在烧毁的电子产品上安装针孔摄像头以实时记录并播放现场观众行为的《现场报道：物证二号》（2019），运用监控录像重现制衣厂女工现场作业的《480分钟》（2008-2012），通过固定机位录下一栋公寓楼的正中景观、带有窥探意欲的《正面拍摄的公寓》（2013），以及由两间装有监控摄像头和视频显示器的房间构成的《相对的空间》（1995）。比起从精神上进行教化的“美丽新世界”，这无处不能及的监控网络更像是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它如此坚不可摧，又在集体无意识下逐渐深入人心。
汪建伟，《用赝品等待》，2011。8频录像装置，尺寸可变。静帧截屏。图片提供：昊美术馆。
对于剧场的实践使汪建伟的作品呈现不断在真实与虚构间游离。出现在该展览的两件录像装置《用赝品等待》（2011）、《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2011）均来自汪建伟2011年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个人项目“黄灯”。结合了剧场表演、声音、移动影像，作品透过同时呈现的八个不同的场景片段，建立起一连串似是而非的日常叙事。其中出现的每个人物看上去完全服从于各场景设置的需要，对规则的绝对遵循、对建制的绝对服从和附庸，汪建伟在他的作品里大胆地刺探个体与社会间本来模糊不清的关系，并将其放大至观者可能察觉的程度，放大至形成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变体。在《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2010）和《时间消失的早晨》（2014）中，艺术家借以文学和电影作品，以近似的场景制造及叙事手法，再次处理“真实”（the Real）这一哲学议题。
冯梦波，《Q3D》，2004。装置、电脑、平板电视、热带鱼和鱼缸，尺寸可变。图片提供：昊美术馆。
如果说汪建伟的作品是试图质疑和揭露现实世界的既定规则与秩序，那么冯梦波则直接将我们拉进该世界，展示它特有的娱乐方式之一——游戏，恰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他的著作《娱乐至死》中提醒我们的。从冯梦波早年的互动装置《阿Q》（2002）到《真人快打》（2011/2019）以及本次展览的委任作品《你就是我的明星》（2019），它们以电子游戏或卡拉OK包间的娱乐性方式出现，这些充斥于当下日常的媒介重新定义和塑造着社会各领域的内容和意义，与此同时亦建构起一个一切皆可娱乐，娱乐即文化精神的世界。装置《Q3D》（2004）中，美人鱼将玫瑰花束作为抵御同类的武器，与《美丽新世界》的玫瑰有着几近一致的意象，这些诸如游戏、玫瑰花等等流于表面的美好，才是赫胥黎所称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教化和社会化的力量”[2]。
展览结束在张培力的《现场报道：物证二号》（2019）的监控显示屏部分，该部分与那些被烧毁的二手电子产品仅一墙之隔，这也是最叫人毛骨悚然的部分，科技既然被发明和利用至今，就注定了它的如影随形，不论你意识到或者愿意与否。我们控制它并不比受其控制更多。是的，“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3]。
[1] 语出《美丽新世界》。
[2] 同上。
[3] 语出《娱乐至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