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意大利。米兰。

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

一条红线

穿梭于冰雪之间。

《意大利边界》（Italian Limes）

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线，而是代表着奥地利与意大利的国界线。两国约定的边界为阿尔卑斯山脊，但由于近期全球变暖导致的冰雪消融，雪线不断下降。艺术家创作团队以每小时一次的频率，在1:3000的模型上，对这一由自然书写的国界线进行实时勾勒，似乎是隐喻在后申根时代的欧洲，全球变暖和冰川消融对政治不可避免的影响。

《意大利边界》（Italian Limes），图片及视频（动图）来源：Italianlimes.net

这是在米兰三年展上的作品《意大利边界》（Italian Limes）。米兰三年展始于1923年，展览覆盖设计、艺术、建筑、城市规划等领域。今年由意大利籍的保拉·安特那利（Paola Antonelli）担任策展人，她同时也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门的资深策展人。

在谈及此次展览中的主题“破碎的自然” （Broken Nature），她写道，“2018年地球超载日（Earth Overshoot Day）是史上最早到来的一次，8月份已经将这一年的生态资源份额用完。其他重要指标包括生态多样性，食物产量，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人口数量，资源耗竭都令人堪忧。这些后果导致了大量激烈的公共辩论。

◎1880年-2017年全球各国气温反常情况

米兰三年展试图在不同尺度和系统间，连接人与环境（政治、社会、文化、政治）以及其他物种（动物、植物、微生物——生命之树的全部，包括未知物种）。“‘可持续性’的定义不仅涉及污染、材料消耗、全球变暖，也针对家庭、性别、种族、阶级和国家等基本结构能保持开放和流通。”

在展览一开始即切入主题，策展人将人类面临的70余种环境问题用图标做了宏大呈现， 既有几千年面对的永恒话题，比如严峻气候、饮用水、食品安全、野生大火，也有新千年的问题诸如上升的海平面、社交媒体、宇宙开发、城市密度、电子废弃物等。其挑选的作品最大程度融合了艺术、设计、建筑等各个领域对于此话题的回应，通过5个主题共100余组作品呈现。

在第一部分主题——“变化的气候”（A changed climate）中，包含了大量思辨设计类的作品，意在重新反思我们与所生存地球之间的关系。艺术家/设计师Neri Oxman的新作《图腾》（Totems）将生命之色——黑色素（melanin）融入创作，并制造了大型的装置作品。

她认为黑色素不仅在人体中承担了防止辐射等生物功能，并且具有跨越物种的宏观性，从人体的毛发到蝴蝶鳞片、孔雀羽毛甚至成熟的水果中都含有黑色素。

作品《复现崇高》（Resurrecting the Sublime）将保存在哈佛植物标本馆中三种已灭绝的植物提取DNA，并分离出其中负责香味的酶。

《复现崇高》,图片来源：resurrectingthesublime.com

复制酶是否能还原植物当时的气味，复现这些植物，抑或只是一种徒劳?富有诗意的声音作品《ALMA音乐盒：即将消逝星球的音乐》，音乐家和艺术家合作将1500光年外一颗红巨星的“垂死”前的行为转化为乐符，这一肃然的音乐似为即将消逝的星球致敬。

第二部分题为“复杂的环境”（Complex Environment），以史诗般的声景视听作品《伟大的动物乐团》（The Great Animal Orchestra）开篇，该作品由卡地亚基金会资助，艺术家Bernie Krause和英国多媒体装置团队United Visual Artists共同创作，曾在上海展览过，但是每次观赏都会感觉心潮澎湃。Bernie花了五十余年旅行于世界各地，记录了5000余小时的声音数据：从亚马逊森林到深海，从草原到近人类居住区。每处的生物的声音都在屏幕上有一个独特的点位，所有的合鸣组成了壮丽的声景之图。而由于人类活动的介入，在某些地域中的动物声音的多样性和活跃度都趋于下降，有些甚至陷入永恒的沉默。

对于“自然”概念的思辨，除了正视与批判现有的环境情况，另一条途径是寻求古老的智慧的解决之道。艺术家Abel Rodriguez用质朴的画笔，反思了古老文明如何与自然相处。Abel生于哥伦比亚的亚马孙雨林地带，该区域对于自然（包括动物和植物分类）的理解由家族口述代代相传。在Abel的作品中，四足类动物围绕大树行走，而禽类则栖息于叶丛之中，所有动物被艺术家仔细标注了名称，艺术家的笔触融入了其对世界的主观想象与善意，并不等同于博物志式的临摹写实。

第三部分“做与未做”（Made and Unmade），偏向设计领域，有大量作品探讨新型生物材料的可能性，例如《藻类地理学》（Algae Geograhies）呈现了位于法国阿尔勒的文化项目——“藻类实验室”对于全球范围内将藻类作为生物材料进行创作的调研。

《Hy-Fi砖》则是2014年MoMA的PS1青年建筑师项目的获胜者。通过将菌类的菌丝合成建筑用砖，建筑师讨论了一种有机可降解的未来建筑方式。

今年开设的20多个国家馆秉承了“破碎的自然”这一主题，以各国的多元文化视角探讨这一问题。中国馆是今年众多国家馆中面积最大的，总策展人苏丹教授，联合清华大学、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策划了主题为“设计中的环境意识”的展览。

德国馆则由Anselm Franke策划，生态问题是其长期关注点之一。曾在柏林的世界文化宫（HKW）开展了“人类世计划”的研究项目。此次德国馆的项目中，他邀请了长期合作的艺术家阿尔敏·林克（Armin Linke），展出其十余年基于研究型旅行创作的影像与摄影。艺术家的足迹遍及气候数据中心、生态环境剧变的森林/河流/海洋、国际会议、科研旅行等，截取了当下政治、科学、经济之间的纠结现状。

从“行星花园”到“后自然”

“非人类”进入创作与展览

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近两年集中出现在国际大型双年展中，2018年位于欧洲和亚洲的两个展览——欧洲宣言展和台北双年展是典型案例。这些展览在谈论生态问题时，也切入与自身的地区（城市）的政治经济问题。

第11届台北双年展名为“后自然” （Post-Nature）由本土策展人吴玛悧与意大利籍策展人范切斯科．马纳克达（Francesco Manacorda）共同策划，他们认为亚洲由农业转型为工业社会之后，成为世界工厂，为维系全球的经济发展而牺牲了环境保护。台湾作为亚洲城市的缩影，需正视和关注环境问题，并将生态意识发展为一种持续而普遍的思维，而非只是美术馆中的展览。

策展团队借由研究自然生态系统，将台北市立美术馆化身为“探究人与自然之间，交互且紧密联系的生态系统结构”。两位策展人认为“美术馆如过于僵化地自限于建筑体与概念本身的框限，将成为孤立的艺术沉思场域”，因此希望打破艺术家/非艺术家二分法的界定，将大量自然生态保护相关的社团、作家与小说家、建筑师、纪录片导演等不同知识领域的专业人士引入次展览，另外大量的“非人类”的生物媒介例如植物、微生物、昆虫等的艺术作品也参与了展览。

乌苏拉．毕曼（ Ursula BIEMANN），《声海》静帧，2018，录像装置，彩色，有声，片长18分钟，图片来源：台北双年展提供

而第12届欧洲宣言展去年则游牧到了地中海的心脏——西西里岛。欧洲宣言展以其流动性闻名，每两年选择一个欧洲城市作为主办方，并致力于将流动的艺术双年展转变为可持续的社会变革平台，根植于对城市的整体分析，以期通过文化活动为每座主办城市留下有形的遗产。本届的主题为“行星花园，孕育共存” （The Planetary Garden. Cultivating Coexistence），展览甚至取消了策展人的概念，由四位跨学科的创意协调员来规划展览。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地处非洲、欧洲（以及亚洲）交界之处，是数千年来各种文化融合浓缩的枢纽重镇，而此次展览则探讨了这一地区（也象征着整个欧洲）在新千年最严峻的两个问题：气候变化和移民。展览主题的灵感来自于法国植物学家吉尔斯·克莱门特（Gilles Clément）的环境宣言，他将地球视为一个行星花园，而人类则是它的园丁。花园是各种生命形式混居共存的地方，也允许各种文化的“异花传粉”。

四大展区之一设置在巴勒莫的城市植物园 ——Orto Botanico。这也是近年此类展览的趋势：展区并非只是人类主场，物种共存与相互了解亦非常重要。艺术创作的展示区域已超越白盒子的范式，进入曾经属于自然博物志的领域，组成新的融合话语。

早在2012年，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主策展人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也做过类似尝试。在文献展主展场前的黄金区域，培育了3000余株各式植物以及45种蝴蝶，蝴蝶被视为人类工业化“单一种植”（monocultures）前的出现过的美好信号。

重拟人与自然的契约

全球范围内前沿技术同步性爆发，引起人工智能、脑科学、基因编辑的热议，使得科技艺术类作品大量涌现。而生态艺术 却是一支与此平行且稳定涌动的潮流，它不一定总与当下最新的技术变革结合，但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超越人类本身的视角，对于人与环境、其他物种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实践。

“生态学” 一词于1866年，由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其定义为“动物与其有机以及无机环境的关系”。这一定义辗转至今200余年，已经远远超越了海克尔当年的认识，并延展到了生物体与其生存环境的总体关系。对于艺术界来说，探讨物种、环境与艺术的交叉领域并非是近期才出现的主题，而是历代艺术家们持续关心的内容。因此每隔数年，“生态艺术”便会有新的讨论主题，伴随的创作媒介和材料形式也非常丰富，涉及到“影像、纪实摄影、创意性的行动主义、建筑和社会参与艺术”等多种形式。

T.J.Demos在《去殖民的自然》（Decolonizing Nature）一书中回溯了生态艺术的几个阶段。他认为，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思潮是对传统价值的质疑，以及对政府所制定的越战、种族隔离、女权与生态环境等政策的强烈不满，《寂静的春天》（1962年）等著作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政府的环境政策制定以及“生态运动”的开展。当时由大量艺术家从事“环境艺术”和“大地艺术”相关的创作来回应这些运动，例如汉斯·哈克（Hans Haacke）、牛顿·哈里森（Newton Harrison）、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等。1992年在美国皇后美术馆的《脆弱的生态》（Fragile Ecologies）就是回溯该时期创作的展览。

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对“生态学”的理解在生物元素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技术和社会因素。在理论家杰克·伯纳姆（Jack Burnham）、艺术家吉奥基·基伯斯（György Kepes）和建筑师巴克敏斯特·富勒（R.Buckminster Fuller）等人的推动下，”系统生态学” （Systems Ecology）概念的提出，为这一时代的艺术家开启了新的视野。环境的构建不只是“自然”事件，“控制论”概念的提出使得系统的可持续性被视为一个复杂的整体。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改变，冷战结束而全球化日益明显，一些超越意识形态和国界的问题，诸如可持续发展、气候问题成为生态艺术的重要话题，而“政治生态学” （Political Ecology）一词也浮出水面，成为艺术界的讨论热点。

“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着眼于气候变化、人类世（Anthropocene）等话题，这些生态问题着眼于人与非人（nonhuman）的关系，并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今年刚去世的法国学者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是这个领域超越时代性并富有洞见的学者。他在《自然契约》（Natural Contract）一书中认为“西方现代性对待自然的关系就像是发动战争，是一种征服和掠取的姿态”。相较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试图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新型民主关系，塞尔则建议通过“自然契约”来建立一种基于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平等性的政治生态学。

此书影响了包括布鲁诺·拉图尔在内的大量学者和艺术家。另外，我们也观察到生态艺术超越了当代艺术与媒体艺术的二分话语藩篱（这一分离主要发生在欧美地区），而是一种具有完整自我命题的混合（hybrid）艺术实践。

由此，生态、自然、环境等关键词在艺术界中的使用频率增加绝非偶然，这些紧迫的关注来自一种超越人类视角的普世危机。当下的政治危机，带来了全球化的逆转以及普遍的右倾，全球政治格局走向极端化、民粹化，但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人类如何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共存，并避免将这一多物种共居的家园毁灭，才是更为长久根本的问题。这两者并不矛盾，最终都将转为人对于自身定位的永恒思考，这对于任何时代的艺术家来说，都是值得书写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