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宝在图书馆

王景：大家好！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OCAT工作室”是OCAT深圳馆常规项目，始于2006年。今年邀请到了三组艺术家跟策展人，包括今天的纪录片导演罗宝和另外两位在场的艺术家组合克里斯·滨本(Chris Hamamoto)和费尔德雷克·佩雷斯·维洛罗(Federico Perez Villoro)，以及策展人卢恒。这个项目从9月份持续到11月份，作为一个驻留形式的项目，它不是一次性呈现艺术家的作品，而是艺术家有三个月比较完整的在地创作过程，对于每位受邀请的艺术家、策展人、研究者，我们也希望在此期间以对应的方式呈现他们创作的脉络历程。今天是这个项目的第一场公共活动。罗宝是居住在洛杉矶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和艺术家，她的作品已经在全球一百多个电影节上播放、展示，包括戛纳电影节、伦敦青年导演电影节，等等。今天播放的主要是她2014年到2017年完成的四部短片，她定义自己的创作为“非小说类短片”，主要以观察的方式来创作，她说她不喜欢对拍摄对象进行采访、访谈，因为她认为用镜头捕捉到的画面更接近于现实本身。今天的放映，我们专门做了中文字幕，是这四部短片中文字幕版本的首播。接下来有请罗宝，她会针对每一部短片做一个简短的介绍，之后大家可以互动、提问题，任何反馈都欢迎。

罗宝：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播放我的短片，所以我很激动。今天放映四部片子，第一部短片是我在斯坦福大学读书的时候创作的，最后一部是2017年我毕业之后拍的。王景刚才介绍说我不喜欢用访谈的形式，其实还是有一些的，比如刚才放映的第一部片子，它时长5分钟左右，在里面我就有用到访谈的方式，同时我开始意识到访谈不是特别适合我的创作，也成了我改变的一个契机。

大家刚才看到的这几部片子，或多或少在主题上有一些关联，始终跟“不平等”有关系。第一部片子《终点站》是关于我们的宠物，它们的生命是否允许延长和缩短？延长或缩短它们的生命究竟是不是这些动物自身想要的？这是我要讨论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香港人），作为一个女性移民，我始终对社会中的“人格”流动或者其他任何状态感兴趣，即使“不平等”是社会普遍现实，我始终想用电影媒介弥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尝试去颠覆那些关于谁的观点是重要的、谁的观点是不重要的概念。拍摄这部片子，目的是为了讨论由人类决定动物的生死是不是有问题，也探讨了让这些动物继续生存或结束它们的生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何更好地探讨这个问题。拍完这部片子，让我开始思考，用访谈的方式是不是具有说服力。大家看到，在放映的第二部片子《野牛头》当中，我就尝试用别的方法针对这个问题。

《野牛头》影片截图

对我来说，有一部分美国人是值得被观看的，特别是那些认为自己是原住民、认为自己是被殖民的人，可能他们有一部分人不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大家看到在影片的这些片段中，这些人每年都开着他们的SUV，拿着*回到猎场，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为了验证履行150年前即1850年美国政府曾经作出的承诺（即原住民在本地有狩猎权）。但是今天，政府无法继续履行诺言，所以他们觉得这样的动作其实是在捍卫自己的狩猎权。我是香港人，在香港成长，但现在也算是一个美国人。在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些少数族裔的每一个人都想融入美国的文化当中，但当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些人并不愿意成为美国人的时候，我很震惊。在今天，他们认为殖民仍然存在。在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些人仍然相信这些土地和这些行为，其实是他们财产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历史的创伤。在这部影片中，没有什么旁白或访谈，透过我拍摄的这些画面去呈现这些事情。

第三部片子《母亲节》更直接、更容易懂一些，因为它是关于家庭的故事，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一段故事。这里面我有用到访谈的手法，因为我觉得片中的这个小男孩，在访谈当中他所谈到的内容非常有力。

《22号旅馆》影片截图

今天放映的第四部片子《22号旅馆》，是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拍的。当时学校距离我住地五分钟路程有一段公交车，这个社区应该说是最富有的社区之一。我对公共交通有很浓厚的兴趣，是因为在公交车上，把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陌生人集中到一个空间内。在这次拍摄的过程，我关于访谈的思考是什么呢？其实我本来可以一个一个地给每位乘车者做采访，他们每个人都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可挖掘，因为电影对很多人来说是虚构的，构建一种意义，但是对我来说，用访谈的形式并不能真正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在这部片子中你们看到的很多只是谩骂和歧视的语言。虽然它也只是一个9分钟的片子的呈现，但实际上这些人在这一路段的公交车上渡过了很多年，他们一直在生活的各种不稳定当中等待。不用访谈的方式是希望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尝试去想象这些人的感知或感觉，在我看来，通过观看而产生想象的过程，才能够产生真挚的共情，而不是被告知一个故事。

王景：谢谢罗宝。刚刚大家看到的是她从2014年到2017年创作的短片，每一部短片都关注一个很具体的美国社会现实问题。通过她刚才的介绍，我现在也比较清楚地理解是关于访谈的问题，对于她来讲，并不是“用不用”的问题，而是用了之后是否会削弱她的关注点和表达的问题。下面的时间，大家可以和罗宝一起交流、分享。

提问1：我有一个问题，看罗宝的片子，每个故事本身其实都有一段较长的时间跨度，那么在你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如何取舍拍摄的片段？制作前期要做哪些工作？周边的人包括被拍摄的对象和观看你片子的人，他们有怎样的理解？谢谢！

罗宝：可能当时在我拍摄的时候，我正在学习做电影这件事情，我知道自己只是做短片，而且我觉得，电影播放的时间跟真实的时间不一样，一分钟在电影里会让人感觉到有10分钟的时间。我拍摄的素材有时候多达400个小时，最后剪出来却只有几分钟，但是这样的长度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各种各样的观众，比如通过网络的方式，像在《纽约时报》的媒介上它就能够被很多人看到。有一些人会鼓励我说，这样的素材可以剪成正常的长片，比如90分钟左右的片子。一部90分钟的片子可能造成更大的影响，比如在当地做一些放映活动，我、巴士公司以及乘坐巴士的这些流浪汉都去参加放映活动，大家可能都会很有感觉。但9分钟的片子和90分钟的片子可能一样很有影响力，只是影响力度稍不同而已。回答第二个问题。其实做每部片子的情况都不一样，在我开始拍摄《22号旅馆》这部片子之前，大概已经乘坐这趟巴士有一个月了，所以我对巴士上的乘客和司机都已经很熟悉。但当我真正开始拍摄的时候，每次都有人让我把相机关掉，他们会表现出不满，我也会尊重他们，当然也有一些人无所谓，不在意我这样拿着相机对着他们拍摄。

提问2：选题对于纪录片的导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很想知道，您影片的选题是怎么产生的？是您生活中的或者是社会的话题？比如像是《野牛头》的片子，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选题的？我想在整个拍摄过程会遇到很多问题，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罗宝：关于选题，从刚刚放映的每一部片子看，契机都不一样，可能更多是我为自己设定的美学范畴，比如我对在移动的交通工具上面发生的事情感兴趣，我喜欢通过表面的观察得到一些有质量的故事，或者是去做有质量的表达，所以更多的是从我为自己设定的兴趣作为出发点。比如《母亲节》或《22号旅馆》，都是根据我的兴趣去寻找的话题，再比如《终点站》，也是因为我个人一直对跟动物有关的话题很感兴趣。我认为，关于动物权利的话题，就是关于社会正义和未来前沿的一个议题，我想去关注它，比如《野牛头》，在里面你们看到猎杀牛的画面，那些所谓的“原住民”与真正的原住民之间的纠缠，让我思考如何去重新书写西方的历史。同时我的兴趣还在于关注这些牛到底是怎么被杀的，被杀之后这些人的感受是怎样的。这种不平等不只是存在于动物身上，或者不只是存在于这些有色人种身上，这种不平等需要在这些课题当中探讨，所以也都延续呈现在我的纪录片里面。

提问3：我想问一下，您觉得在中国和在美国创作的氛围、环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在国内，独立纪录片导演的创作有点艰难，比如资金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您在创作的时候会申请基金还是有其他什么方式的支持？

罗宝：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放映这些片子，说实话，我的片子在欧美国家很容易被广泛接受，所以我就是通过申请机构基金来支持我的创作。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片子在亚洲好像不是很受欢迎，这是我第一次跟国内的机构合作，感谢OCAT的支持。

提问4：很感谢你给我们分享这几部影片，非常精彩，我个人很欣赏你的拍摄手法：通过告诉我们一些故事去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对事情的理解也很不一样。有一个问题是，我看到这个活动的介绍，说你在驻留期间会做关于香港和深圳两个城市的拍摄，请问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话题？

罗宝：谢谢你的提问。我手头在做的这部片子还是一种延续，是我对“公共交通”系列兴趣的一种延续，主要是采访深圳和香港的出租车司机，有点打破我刚才所说的我不做采访的做法，我目前在做的就是在采访他们，内容是关于目前正在香港发生的这场危机。关于这些访谈，我很难讲清楚情况，因为它很复杂，我采访到的这些人肯定不会单向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但我也尝试通过这样的访谈呈现不同的观点。为什么选择出租车司机这个群体，是因为出租车司机永远是最早感知到经济变化——“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那些人。香港的出租车司机会一边开车一边听新闻，深圳的司机也经常听新闻，对我而言，他们就是生活在城市当中流动的“哲学家”。为什么我要关注目前正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我感觉到这是一种历史的结点。为什么在这部片子里我要去做访谈，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是单纯地去呈现一些画面，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肢体冲突，这样并不能很好地表达出这里面真正的现象，现在的状况已经过于复杂了，我无法通过画面去呈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倾向于去听听大家脑子里面在想些什么，他们关于自己的身份做什么判断，我也对一些每天流传于社交媒体当中的留言感兴趣，也对大家在这个阶段产生的微妙心里变化感兴趣。

罗宝在工作室A

提问1：在《红的》中，为什么你选择的士司机作为切入拍摄这个片子的第一视角？

罗宝：因为想采用第一视角直接来表现香港事件主要考虑到士司机在城市当中到处游走，关于香港最近发生的事件，他们表达的观点也是比较多元化的。我觉得通过的士司机的视角来捕捉的画面更有意义，也更能揭示香港问题的根源所在，因为的士司机的视角更加接近日常。

《红的》影片截图

提问2：请问你的生活背景是怎样的呢？

罗宝：我在香港长大，但是我妈妈是美国华侨，我18岁就去了美国读书，一直在那里住了十二年，所以我的国语不太好。我希望弄明白为什么西方人会到中国香港或者是中国内陆讲民主、人权这些话题。

提问3：你的工作室在中国吗？

罗宝：不在中国，在美国，我的片子从来没有在中国播放过。这部片子是在OCAT深圳馆驻留期间拍摄的，我用项目的费用支付出租车费用，我自己拍摄和剪辑。你们对《红的》这部片子有很强的感情或者是意见吗？我希望通过这部片子可以了解一些不同的声音，不只是反抗或者反对。

提问4：您是保持中立的角度吗？

罗宝：是。

提问5：《流浪狗》的拍摄团队有多少人？用什么机器拍摄的？

罗宝：就两个人，我自己拍，另外一个人完成声音部分。我是从2017年到2019年夏天，总共拍了六个月的素材，一直跟着那些流浪狗，还有那些睡在街头的孩子们。主要用的是Canon的摄像机，很旧的机器。

《流浪狗》影片截图

提问6：影片中最后那个镜头，狗从街角醒来，缓慢地游晃到旁边草坪的花海之中，让我回想起影片开始的时候，我们看着它在草坪上踩着白色心状的花朵，是否这里面有什么隐喻的结构？

罗宝：一开始的镜头是一只狗独行，最终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孤单的一只狗，而是有许多同伴的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正如刚才那位观众所说的，是梦境当中醒来的一种感觉。这些流浪狗是没有主人的。狗通常被认为是家庭的一部分或是财产的一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的巴黎、美国很多地方，已经不允许流浪狗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街上，因为在这些国家，这样的狗不会带来经济效益，没有价值，所以就不允许它们在街上出现。但是在土耳其那个地方，这些狗完全独立自由，在街头靠自己过着流浪生活，它们好像来自完全自我的一个世界，也不关心我——作为艺术家的镜头，对于它们来说，这样的生活就是一种自由。同时我们看到经常跟这些流浪狗在一起的这些男孩子，他们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下，在生存条件极其不易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为这些狗提供一些家的感觉，用刚才另一位观众的话来说，是有“爱”在里边——人和狗的关系。这些男孩子大多是没法获得身份的难民，比如叙利亚人，他们经常被抓，因为睡在街上是违法的，但是72个小时后，他们就会被放出来，而他们出来之后的生活还是一样，在街上流浪，挺惨的！因为土耳其不接收他们为本国的公民，所以他们没有签证，也没法去工作。

提问7：我知道在土耳其好像野猫也很多，但是相对地，狗是被驯化过的，它有种很无助的状态，作为媒介，它好像是观察人类社会更好的生物。我特别感动的是最后一段，因为我看到那只狗好像有一种想要唱歌的冲动，最后好像狼嚎的那种状态，我挺感动的。

提问8：从第二部片子中，我看到的是现实意义，我很敬佩你能跟踪拍摄六个月，拍出这么好的片子，表示敬佩。但我想问一下，2017年土耳其正好是难民潮开始的时期，我看你的电影里有难民、流浪狗。请问你拍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表达人和狗共同享有利益吗？

罗宝：我的概念是怎么样去探讨这个世界。我原本的初衷是，用拍摄的视角在诠释这个世界的时候，去留意最不受关注的东西或者是社会最底层的一部分群体，通过他们展示我们的社会。在我拍摄狗的同时出现了难民这个部分，但是难民的出现根本不是在我原来计划当中的，是一种偶然的关系。同时我提到片子是在伊斯坦布尔拍摄的，让我比较惊讶的一个地方在于，无论对于这些流浪狗也好，或者是难民也好，这个地方的人民还是有一定容忍度的，他们会施舍食物给难民，会去喂养这些狗，允许他们\它们暂时居住在街上，我感受到包容性的存在，这大概是他们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