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多诺的眼里,流行文化毫无价值吗?
发起人:之乎者也  回复数:0   浏览数:70   最后更新:2019/11/28 10:10:31 by 之乎者也
[楼主] 之乎者也 2019-11-28 10:10:31

来源:界面  Owen Hulatt


在阿多诺看来,流行文化不仅仅是糟糕的艺术,它还让我们陷入了千篇一律的无聊漩涡,并剥夺了我们的审美自由。

凯蒂·派瑞在底特律的演出 图片来源:Scott Legato/Getty


古典音乐和高雅欧洲文化是西奥多·阿多诺的哲学与人生观的核心。阿多诺1903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在音乐的熏陶中长大,既是聆听者也是实践者:母亲玛丽亚·卡尔维里-阿多诺是一名歌手,阿多诺在年轻时就展露出了钢琴上的天赋。他进入了霍克学院,师从奥地利作曲家阿尔本·贝格。1931年,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教职,走上了职业哲学家这条路,但音乐和文化仍是他的主要兴趣点。

阿多诺一向坚持高标准——文化不只关乎技术过程(如创作更优美、更复杂的音乐),也关乎道德(哪怕只是间接地)。音乐与一切文化类似,既可以促使社会朝更大自由的方向进步,也可以起到阻碍作用。这一进程正面临威胁。甚至于在战前的维也纳,阿多诺就已经发现了欧洲文化崩溃的不祥征兆。他认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1913年推出的芭蕾舞作品《春之祭》代表着一种“针对文化的宣泄,直指文化之为文化的本质”,其“吸引力恰好来自与文明的对立”。该舞“与野蛮主义的眉来眼去”不只关乎音乐——它还反映了社会事实,实质上体现出一种倒退的文化趋势,以及社会整体对个人的宰制。

这一系列迈向倒退和宰制的趋势与纳粹的兴起不无关联。阿多诺之父奥斯卡·维森格伦德是犹太人,1933年纳粹撤销了阿多诺的执教资格,他只得前往牛津求学,在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门下读博士。

阿多诺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一道移民美国,最终于1941年在洛杉矶安顿下来。这位曾经怒骂斯特拉文斯基的哲学家如今要和米老鼠面对面了。在《最低限度的道德》里,阿多诺以决绝的口吻写道:“每去一次电影院我就会变得更蠢和更糟,哪怕我有所提防。”

与许多政治流亡者类似,阿多诺一开始也对美国的大众文化感到困惑,当时它尚未像战后那般席卷欧洲。这一困惑后来成为了一种坚定的不信任。他声称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爵士、电影、流行歌曲等——在操纵我们,使我们得不到真自由,且只能扭曲我们的欲望。大众文化不是民间的自发表达,而是利润驱动的产业——它夺走了我们的自由,使我们屈服于它的利润诉求。

《最低限度的道德》


这种对美国文化的不信任是相互的。阿多诺和其哲学上的合作者马克斯·霍克海默大体上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时会受到FBI的监视。他们的电报会被截留,与阿多诺一同著书的汉斯·埃斯勒在1947年被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传唤,1948年被驱逐出境。

FBI不信任阿多诺,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如今民众也不信任他,理由是他的优越家境与进步主义有冲突。对于阿多诺对流行文化的谴责,一种简单的回应是他不过是在摆谱。他不喜欢大众文化无非是因为他看不起大众。他有家长主义倾向,把人们看成是愚蠢且易被误导的,把流行文化斥为浅薄且存在操纵性的。根据这种看法,阿多诺对流行文化的批判并无洞见,而不过是精英主义的一种表现,事实上流行文化取悦了普通人,且让其有了发声的渠道。

但这种简单的回应存在误读成分。阿多诺并非简单地谴责流行文化,他也没有鼓吹高雅文化要占据统治地位。他认为两者都有严重的问题——这源自他对愉悦的高度尊重和诉求,也源自对人类福祉的强烈道德关怀。虽然看起来有些古怪,但阿多诺全方位批判流行文化的理由,仍在于他希望识别和避免某些阻碍人类繁荣的因素。流行文化不仅是糟糕的艺术(尽管他有这么一说),而且是有害的艺术——它阻碍了我们实现真正的自由。

为理解这一道德立场,我们不妨考虑一个熟悉的例子:“歉疚的愉悦(guilty pleasures)”。平均而言,我们如今工作得更久,保障更少,薪酬也更低了。世界上充斥着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短期内难以找到解决或缓和的方案。我们的闲暇时间有限,用来摆脱一下平日对自己的高要求,远离一下日常世界的压力,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尽管歉疚的愉悦是有缺陷的,但好歹也让我们在繁忙之余能有那么一丝愉悦。有观点认为,与高雅艺术相比,流行文化能带给我们更即时的享受,所需的时间、注意力和开销也更少。

阿多诺并不反对愉悦。但他对“歉疚的愉悦”高度怀疑。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才会把歉疚感和愉悦绑在一起?什么样的愉悦会伴随着一种——且不论其清晰或模糊——对事情应该变得更好的意识?阿多诺提出,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愉悦不过是一种伪装成真相的赝品;重复被伪装成逃避;劳动之余的简单休憩被伪装成奢华。大众文化表面上释放了我们被压抑的情感和欲望,让我们的自由得到了提升。但真相是,它对我们的自由构成了双重剥夺——在审美(未能给予我们享受艺术的审美自由)与道德(阻碍了真正的社会自由的实现)两方面。

审美自由的缺乏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阿多诺看来,它是一种体验、诠释和理解艺术作品的自由。这一自由需要艺术作品给予我们沉浸其中的空间与时间,令我们可以将其体验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然而,阿多诺指出,流行文化并没有构造这种沉浸式的、统一的整体的能力。相反,如今产出的各种作品都只是一些片段的松散集合,体验起来也是转瞬即逝的、互不相关的。

歉疚的愉悦:真人秀《与卡戴珊一家同行》海报


一个常见现象是,电影会因其“布景”或“特效”而获得称赞。如果我们深入这种习以为常的语言背后——我们因一些能带来快感(且昂贵)的片段而赞赏一部两小时长的电影:追逐、爆炸和动作戏。我们已习惯于将单一的整体打碎,将其变为一系列不相干的碎片的集合。这一论断关乎我们如何体验电影——但我们在平日谈论电影的话语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例子。譬如,我们可以在** Club网站上查到2017年度的最佳“场面”——此清单里都是从电影中截取下来的、彼此不相关的片段,其描述也是彼此孤立的。《综艺》杂志则走得更远,列出了2017年的十佳“镜头”,其中仍是一些独立于赋予其意义的电影——甚至动作——的图片。

我们在音乐里也会留意到同样的现象。热门歌曲会有一些“钩子(hooks,指一首歌中最能钩人的部分)”,即副歌和桥接部分里的一些吸引人的旋律片段,编写歌曲时会令这些要素反复呈现。说到这里,我们或许会立即想起滚石乐队的《(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一曲,这首歌的副歌流传极广,经常出现在广告、电影配音和预告片里。它孤立地、仅就其自身而被欣赏,不少从未听过整首歌的人对其丝毫不加怀疑。歌曲可以被拆分而不损失意义——其片段可以被截取下来,并加以再利用。作为一个整体的歌曲被设计来传递和释放张力,这一张力与反复地盼望而后听见同一段副歌相伴随。在阿多诺看来,这不仅是对真正的审美自由的颠覆,也阻止了我们实现这一自由——即一种怡人而自由的、将一件艺术作品的各部分统一或造就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游戏。没有妥协或者不受限的审美体验是不可预测的、流动的,它始终具有一种复杂的结构,并随着时间的缓慢推移而有所发展。比较之下,文化产业则把我们训练得只关注分钟级别的时间和内容,令我们将艺术作品体验为一个整体而复杂的对象的能力和意愿变得迟钝。

此外,它还让我们习惯于特定类型的审美体验,而这种体验恰好是其声称要让我们从中解脱出来的,经常性地检视艺术作品是否符合某些预设的标准和修辞手法。譬如,不妨回想一下,我们在观看流行电影时几乎肯定会留意特定场景的功能何在——某一场景明确地奠定了一些对后续事件起形塑作用的关系,另一场景则交代了大反派的动机。我们对每一场景的功能经常有一种下意识的理解,甚至对其长短也有所预期。当某部电影的开场画面是一个人大清早在凌乱的房间中醒来,我们一下就认定这是主角,闹钟一响,主角便会匆忙地赶路以防迟到。当007与Q见面时,我们就知道这里展示的某些小器具随后一定会派上用场,于是我们便记住了它们;我们知道对话不会太长,不会发生真情实感的交谈。我们的预期很少落空。我们在观影时不自觉地做着这样的工作:对电影里的各环节进行编排、核对和归类。我们并没有得到用来思考和诠释的闲暇,而是忙于分门别类、对号入座,但这恰好又是我们希望逃离的日常工作内容。

阿多诺正确地指出,许多电影都遵循这一模式——其叙事遵循人们熟悉的路径,主角也代表着人们熟悉的原型。但这并非新现象。我们几乎不会认为诸如《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这样的流行大片可以和严肃电影《安德烈·卢布廖夫》相提并论。我们根本不希望它严肃——能用两到三小时给我们找点乐子就行。我们也不愿意严格地审视它。我们只想享受它的本来面目——一种歉疚的愉悦。

《安德烈·卢布廖夫》剧照


但歉疚的愉悦之耐人寻味就在于它带有歉疚感,我们知道自己原本可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但到头来却安于享乐。在阿多诺看来,这正是流行文化的问题所在。只要我们还在乎阿多诺这番分析,我们就还没有被愚弄。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也知道自己享受的是赝品,但仍然期盼如此:

这是文化产业里广告的胜利:文化商品的消费者强迫自己效仿自己明知为假的东西……“世界想要被骗”这句俗语已变得前所未有地真实。如它所言,人们不仅主动接受欺骗,哪怕向其许诺的愉悦是极为虚无缥缈的,他们在明知上当的情况下也仍然甘心受骗。

阿多诺指出,你对自己的作为和选择一清二楚;但文化产业仍是一种“大规模的欺骗”且是有害的。何以如此?我之前说过,阿多诺对我们的福祉高度关切——但这一关切的基础是什么?如我所言,这一道德关切导向了流行文化有害的结论。要理解这一论断,我们就要回头看一看先前考察过的一系列“审美”特性——即重复、体裁、修辞和熟悉性在流行文化中的运用。我们将会发现,对阿多诺而言,审美自由和社会自由是紧密相连的。

阿多诺认为,流行文化的危害很大一部分在于它损害了我们自由而自发地行动的能力。他提出,流行文化既是愉悦的来源,也是一种规训。它将我们置于一些思维定式和自我理解中并对其加以强化,而这不利于我们真正过上自由人的生活。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地在于可预测性。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里谈到:

在一部电影里,结果一定能从开头推出来——谁会被奖赏、惩罚以及遗忘——在轻音乐里,准备停当的耳朵在听完某首流行歌曲的第一段以后总是能猜出后续,且能因后续的确如此而获得莫大满足。

消费者毫无展现“想象力和自发性”的空间——相反,他们被赶进了一连串前后相继的、可预期的片段,每一片段都易于消化,故而“甚至于在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也能被有意地消费掉”。阿多诺相信,如果我们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里也面临着不断增大的压力,不得不顺从、生产并将我们的精力尽数交给工作,从而失去了自由思考、想象和构思新的可能性的空间,那将是一项深刻而惨重的损失。哪怕在我们不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无法真正地享有自由而自发的愉悦,而这种愉悦正有助于我们意识到工作生活中缺乏愉悦的现状及其危害,进而对之加以拒斥。

审美自由的欠缺也阻碍了社会自由的实现。如果说流行文化让我们在闲暇时也不得不工作——如果我们得不到自由而不可预期地思考和体验的空间——那我们也就无法想象一个不被工作霸占的世界的可能性了。我们将愈发难以设想这样的事物,也愈发难以体验到工作要求之外的东西。

《启蒙辩证法》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 著 渠敬东/曹卫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4


阿多诺进一步指出——他对如今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的预测体现出了惊人的精准——这种僵化的千篇一律还会把自己伪装成叛逆和新奇:

这种模式化的普遍影响力可能已经比官方的法规和禁令更具约束力;如今一首流行歌曲若在结构上天马行空,反传统结构而行之,将能赢得更大的宽容……现实的愤慨正是新理念贩卖者的一大卖点。

这也构成了一种危害。我们内心里真实的怨气和攻击性在号称有反叛色彩的艺术里找到了发泄渠道。以音乐为例,诸如大门乐队(Doors,原属Elektra公司,该公司目前已并入华纳音乐集团)和暴力反抗机器乐队(Rage Against the Machine,属于索尼音乐旗下的Epic公司)等,均有大企业作为后台,惯于贩卖以社会挑衅和抗议为主题的快餐音乐,提供各种人畜无害的不满释放渠道。在此释放过程里,流行文化确实满足了我们的需求,但又将其与盈利的过程相捆绑,消磨了我们原本可用于推动真实变革的精力。在流行文化中,我们在满足需求、发泄挫败感时所得到的短暂愉悦,阻碍了更有力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恰恰有望更深刻、更持久地缓解我们的挫败感以及为我们带来愉悦。我们的满足本身欺骗了我们,致使未来更加持久、更加自由的愉悦迟迟无法到来。

对阿多诺来说,流行文化之坏并不在于它提供给我们的满足是即时的、易得的,达不到现代“高雅艺术”的高格调。相反,它坏在许诺了愉悦但却未能以本真的方式来传递这种愉悦。归根结底,阿多诺对文化产业的抨击并不是对愉悦本身的抨击,他批评的是打着愉悦幌子行骗的各种做法。在写给哲学家***·本雅明的信里,阿多诺提到“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的两半,但二者被割裂开来,简单的加总并不能得到完整的自由”。流行文化为我们带来了愉悦,这既是我们的需求也是我们的权利。但它同时也损害了我们自由思考、使自己真正摆脱工作与利润的世界的能力。高雅艺术能带给我们真实的审美自由,使我们从劳动中解脱,这是其优点。但它的门槛也是相当高的,体验这种艺术的上佳条件只有少数人才享受得到,大多数人则被拒之门外。欣赏一场交响乐演出不仅需要金钱,还需要时间,且不能被短期的生存需求和焦虑所困——它需要一个人不去担心金钱、食物和安全,这些都与一个失业率高企、薪资微薄的世界无法兼容。

“高雅艺术”和流行文化都被败坏了且都有害。阿多诺并非针对其中某一方,而是要同时废除两者。我们都理应享有不带歉疚、不造成伤害、不心怀忧虑地追求愉悦的自由——但我们的社会极不平等,真正的艺术自由和真正自由的艺术欣赏开销极大,导致几乎所有人都与之无缘。如果流行文化让人变蠢且有害,但却没有门槛且能为人带来快乐,那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它如实地反映了高雅文化造成的损害,以及纵容了这种情况发生的不平等:

轻艺术……体现出社会对严肃艺术不怀好意。后者无法理解的一个真相是,令轻艺术具有一种表面上客观的正当性的,正是严肃艺术所依赖的社会前提。二者的撕裂本身就是真相:它至少表达了一种文化的否定性,这种文化恰好是上述两个领域的加总。

以此观之,阿多诺并不是看不起通俗文化的势利眼,与寻常的评价不同,他的激进一面要大于保守一面。首先,我们本身似乎就有错,对大众文化的沉迷和支持表明我们身上有某种道德缺陷。如今看来,真正不道德的是这个阻碍我们实现自身潜能的世界,它还使我们只能得到一种单纯重复日常工作内容的愉悦,或者说这种愉悦本身就依赖于深刻的、不道德的不平等。阿多诺的抱怨并不针对一般人,而是针对那些阻碍我们进步的因素。他严肃对待愉悦,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充满愉悦。但他见到的却是:现代世界的结构使得我们的愉悦始终是不完整的、具有高门槛的。一方面,我可以在流行文化里即时地、轻而易举地得到愉悦,但同时我也不得不屈服于它对注意力的干扰,以及对我的感受与情绪的碎片化、不真诚的操纵。另一方面,我可能运气不错,有大把时间和金钱可以用来欣赏高雅艺术。但我在这方面的优势却来自于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我一时的自由是以他人的不自由为代价的。

在阿多诺眼里,有些艺术作品就是优于其它的艺术作品,流行文化总体而言属于“垃圾”。但他心目中的完美世界也并非只有演奏厅和装满了被砸碎的电视机的废料集装箱。阿多诺并未完整地描绘完美世界的图景,他只是大致地勾勒出:我们的社会允诺了长久的愉悦和享受,但未能予以兑现,且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本文作者Owen Hulatt系约克大学哲学教员,著有《阿多诺关于审美与哲学真理的理论》。

(翻译:林达)

来源:Aeon

原标题:Against popula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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