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社会 ——从个人的现实到社会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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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olin2010 2019-11-26 11:07:40

来源:艺术界LEAP  刘曼堃


一个人的社会

时间:2019.6.23-7.22

地点:新造当代艺术中心,广州


社会实践项目“一个人的社会” 集中了十组艺术家围绕着特定对象展开的田野调查;从筹备阶段的精神分析分享会,到在广州新造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共经历了两年有余的时间。在此期间,艺术家与各自的合作者进行长期的交流,构成了田野工作的第一现场;与此同时,面对交流中的症结,策展人和精神分析专家在“如何理解”以及“如何应对”两个层面为艺术家提供参考,帮助他们进入合作者的生命经验,并在此过程中疏解艺术家自身的疑惑,形成了项目的多重田野。

梁广年 × 喻旭东,“一个人的社会”展览现场,新造当代艺术中心,广州,2019年


进入现场的两种途径


发起人之一满宇在过去几年中策划了 “居民”、“六环比五环多一环”,以及“临时艺术社区”等项目。比较之下,其先前的工作面对的是外部权力在社会现场的整体运作,而“一个人的社会”所关注的则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然而,从个体出发在社会实践工作中也并不是一个新思路,而上述两种进入社会现场的模式也不仅仅在视角的宏观和微观上有所区别。在满宇看来,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艺术家进入个体现场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作为社会实践新的出发点的可能性上。1 具体来说,艺术家的工作不再基于特定的政治理想,或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和伦理,而是从主体层面出发,体察包括自身在内的,不同个体与外部宏观秩序的偶然性遭遇,以及这些遭遇如何塑造了每个主体之间的绝对差异,进而在看到彼此的基础上,尽可能为介入行动和创作实践寻找更加合理的方式。

梁伯在为居民理发,2014年10月。拍摄者:喻旭东


在艺术家喻旭东与广州西三村居民梁伯的合作经历中,上述实践方法的转变得到了生动的呈现。梁伯在高速桥底用废弃木材搭建了一个“夕阳为民剪发点”,屋子的里里外外立满了他手书的标语木板:“奉献快乐“、”厚德美满人间”、“实践硬道理”等等。经过周围邻里朋友的参与,梁伯的手写板和临时建筑蔓延到连接着附近小区侧门的道路上,对这条路的定期维修和改造也成了他们的日常工作。喻旭东在2012年遇到梁伯,后来又在“居民”项目中进一步加入了梁伯的闲暇事业,通过搭建“鲜花照相馆”进驻了剪发点生发出来的松散社区。在他看来,剪发点是一个在社会秩序的缝隙中自我组织的成功例子。2 然而在“一个人的社会”中,这段叙事急剧地复杂化了:梁伯在七十年代后期的社会政治变迁中感到失落,曾有两年的精神失常,关于这段经历他避而不提。当喻旭东再次追究这段个人生活史中的“黑洞”,他发现搭建剪发点实则是梁伯重新打开那段经历的方式。在剪发点的标语图像和文字逻辑所创造的空间中,曾施加于个人身上的意识形态反复地循环;这也提示了在社区建设和参与的行为背后,每个人都有不能用公共话语一概而论的欲求和动因。

梁伯的剪发点,2016年11月。拍摄者:喻旭东


无名者的实践


上述工作方法的转变体现了对现有的、关于群体性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的叙事的不满足——我们对系统性解释的迷恋几乎注定了自身的情绪将始终得不到疏解,话语如同无法再被放大的像素点,揭示整体的同时也在遮蔽着个体;与此同时,宏观叙事往往也划定了艺术家和社会现场的主客关系,它无法确认艺术家立场和行动的合理性,也就无法对艺术家自身的生命经验作出回馈。作为对后一则问题的回应,在“一个人的社会中”,首先得到确认的是艺术家参与项目的欲望,亦即回答自身在生活中和创作实践上某种巨大疑惑的需求。作为每个项目的起点,这种需求也决定了艺术家对合作者的选择。

山河 × 徐琳瑜,《半边树生——第二幕:礼物》,影像,彩色,6分50秒


艺术家徐琳瑜与大学生山河的合作,是由后者的一句话开始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妈妈是对我最重要的人!”在山河身上,徐琳瑜看到了和自己相似的、与母亲和原生家庭羁绊。经过在言语构成的生活史中的漫长跋涉,艺术家进入山河的精神世界。那里住了三个人:楼上的小女孩,楼下的成年男性和山河自己;面对家庭和外界对自己造成的身心伤害,这是山河应对的心理机制,也是其身心在成长过程中分离的结果。对照着山河作为男性的生命经验,徐琳瑜开始理解自己对于自身女性身体作为被注视和伤害的潜在对象的不安,以及这种不安如何塑造了她的身体表达和行动。

李莉君 × 东启,“一个人的社会”展览现场,新造当代艺术中心,广州,2019年

东启以母亲李莉君的名义,模仿其字体,写给舅舅的二十封信
李莉君 × 东启,“一个人的社会”展览现场,新造当代艺术中心,广州,2019年


在另一些项目中,艺术家对个人欲望的探究与对合作者的勘察更明显地纠缠在一起。诗人东启的工作对象是在他六岁时就去世的母亲。家人为了保护他隐藏了关于母亲的一切,这也导致东启对母亲作为一个人的具体存在和她的死亡始终存在疑惑。他让家人将自己打扮成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在镜头前寻找与母亲音容重叠的时刻;穿上母亲的衣服,在她撒骨灰的地点拍照;进一步地,以母亲的身份申请微信号,与其身前的亲友互动;在对家族史的梳理中,重新挖掘母亲作为责任承担者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与之相似,唐浩多选择自己的父亲作为合作对象。多年以来,他和母亲以及兄弟姐妹深受父亲家庭暴力的影响;受害者与施暴者的彼此拒斥拉扯着他在项目中作为创作者的行动力。在艰难的对话之后,他最终重新疏理了父亲的生活史,也理解了暴力、赌博等等行为实则是乡村宗法、家庭伦理以及不自由的婚嫁习俗在父亲身上运作的结果。即使世代更迭,暴力仍得以在外部秩序和家庭中传递,因为每个受害者都无意识地成为了施暴者。

父亲唐昌旺自制的武器"三叉戟"

唐昌旺 × 唐浩多,“一个人的社会”展览现场,新造当代艺术中心,广州,2019年


2015年,满宇曾在策展工作中提出了无名者的三个维度:被外部社会秩序遮蔽的人;在与外部秩序相遇的过程中,被压抑的无法言说的、对自身与他人的欲望和焦虑不能理解的人;最后,对自身相对于外部秩序的位置无法定义的人。一方面,这三个维度被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所划分,分别对应着前文中艺术进入社会现场的两种途径;另一方面,关于后两个维度的叙述也解释了艺术家在“一个人的社会”的田野过程中为何无法置身事外——作为秩序当中的人,同时作为艺术家,理解自身的工作几乎是和理解他人的工作同时发生的。


从田野到展场


“一个人的社会”与许多出自社会现场的艺术项目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其背后复杂缠绕的工作机制,艺术家进入个体生命经验的现实漫长而纠结的过程,以及长篇累牍的笔记中的言语细节难以在展厅内、甚至线上文字中得到完整的呈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关注最显见的结果也许有助于越过需要艰涩理论作为阐释基础的部分,从而观察田野工作和作品构成逻辑之间的扣连。

“乌龟屋”是石炳煌于老家湖南宁乡修建的第一栋自建房,最初是用来配合身体康复和以舞(武)会友,里面设计建造了舞厅的回廊、供小孩玩的滑道和用来练习太极的太极眼等。后来由于尸毒的原因空置了好几年,但今年又开始了装修改建(图注来自谢剑波文章)。拍摄:腾挪小组。湖南宁乡,2016年


湖南宁乡市的村民石炳煌是谢剑波的合作者,他在镜头前连贯地讲述了自己在家乡附近的竹林中与“守墓人”相遇、斗法、结识的经历;故事中对传奇元素的调度,口述时抑扬顿挫的方言和富有节奏的叙事结构具备非常的完整度。长年来,石炳煌通过修炼太极、求诊中医,以及不以创收为目的养鹅等手段治疗自己的旧疾,为创造和维持理想的生活方式自主设计和修建太极行宫“乌龟宫”和“休闲宫”。在周遭看来,石炳煌身上的种种症状——从个人对外部世界的阐释系统到作为其宇宙观外化的奇特建筑形式——对于现代生活的秩序来说都是异质的,是隔离和纠正的对象。然而,在与谢剑波、乃至先前与腾挪小组的合作时,石炳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得到了疏导和重新确认。在谢剑波看来,石炳煌在展厅中搭建的竹林布景是一次“拓展自我确认途径的尝试”,而自己则是那个配合着“拉幕布的人”。3 对于石炳煌这样需要进行创造力实践的个体,如何能够帮助他更完整地实现叙述和构筑的工作也决定了项目在展厅中呈现的形态。

石炳煌 × 谢剑波,“一个人的社会”展览现场,新造当代艺术中心,广州,2019年。拍摄:姚鹤立


另一则例子是徐琳瑜与山河的合作。由于个人处境的不可言说或不便言说,山河习惯了用谎言对抗外界审视或关心的目光;而在面对艺术家时,他的叙述直白而激烈。对言语的敏感让徐琳瑜知道山河需要被看到和聆听;于是她将山河的独白整理成六段完整的叙事,并以此为蓝本创作了由六个章节组成的移动影像作品。在语言和图像编织的世界中,现实的裂隙开始弥合,山河的遭遇也得以被观者和其自身体认。这是徐琳瑜为他重组身心的一次尝试,也是给他的礼物。

山河 × 徐琳瑜,《半边树生——第一幕:谎言》,影像,彩色,3分55秒


在与满宇的对话中,我们谈到了对“解释的闭合”的忧虑:如果在理解、进入和指认个体遭遇之后没有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那么围绕着个人历史和身心境遇展开的言说只能停留在归因阶段,这还不足以打破根植于潜意识中的宿命论,甚至会带来对工作意义的否定。面对这种担心,上述用艺术创作回应日常实践需要的成功案例已经给出了正面的回答。不仅如此,部分艺术家更在田野项目的范围之外,尝试展开长期的社会行动。如东启在收集母亲病历资料的过程中,开始接触在职业环境中需要时时面对死亡焦虑的医生,由此延伸出以死亡讨论为主题的论坛剧场计划;而唐浩多对家庭暴力的理解,推动了他开设“聊社”等项目,在问题家庭中的青少年、他们的父母以及学校之间创造了交流的渠道。就这一点来说,“一个人的社会”有着行动主义的长远目标。


如果还有激进性


“圣状”这一来自拉康的术语在“一个人的社会”项目前期的筹备工作中被援引,用以概括个体自发性地、重新整合自身散失的主体性的实践。4 离开精神分析的学科语境,我们可以对这种个人实践的定义做出延伸:从石炳煌、山河和梁伯这样的例子,到用宗教、民俗文化、前现代的生产方式等等编织起特异主体现实的人,再到城市占地者、游牧者和社会运动家,这类个案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它们正在越来越频繁地被当代艺术所挪用,在理想的情况下,激起展览现场或艺术学科的话语在审美和伦理层面的变化;在另一些时候则变成了标本式的景观。

唐昌旺 × 唐浩多,“一个人的社会”展览现场,新造当代艺术中心,广州,2019年


“一个人的社会”也许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除了在艺术系统创造的真空中将这些被主流秩序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的实践方法典范化,将其作为对外部权力结构批判的背书之外,更重要的也许是理解它们如何作为一种“症状”,回溯性地指向每个实践者具体的诉求。在最基础的、生命政治的层面上,这些诉求与创作的动因依循同一种逻辑,即回应实践者自身的处境。这共同的伦理基础也为艺术家与合作者在“一个人的社会”项目中共同工作创造了可能。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在关于创造力和艺术话语权的泛泛讨论之外,重新思考“人人都是艺术家”,或“所有工作都应该是艺术的工作”的涵义。这样做不是为了艺术工作的意义辩护,而是要通过行动绕到权力话语的生命治理术背后,瓦解关于正常和非正常的标准,撕去将所有关于身体和精神症状疾病化的标签,让每个人的具体现实可以被言说,从而使非政治性的联合成为可能。


*感谢满宇和翁欣欣,文中的观点部分出自我们的谈话。


注释:

  1. 满宇采访,2019年9月12日。

  2. 喻旭东,“夕阳为民剪发点”,发布于“共时办公SynchronicOffice”公众号。

  3. 石炳煌 X 谢剑波 | 一个人的社会”, 发布于“热带病艺术研究所IATD”公众号。

  4. 从无名者实践到《一个人的社会》”,发布于“热带病艺术研究所IATD”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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