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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八零年初的艺术家赵赵，在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成为了第一批需要习惯独处的孩子。他说他习惯了自己踢足球，自己看夕阳西下，他在地广人稀的边疆度过了他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少年。三年前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展出的作品《塔克拉玛干计划》中，赵赵好似还是那个笃力前行的少年——一个带着100公里的电缆驱车4000公里，为了让一台装满新疆啤酒的冰箱在空旷无人的沙漠里运行24小时的人。
赵赵西岸项目现场。图片：致谢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赵赵享受的不是那样一幅被营造出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景观，而是对其背后严格的制度，巨大的财力、物力以及时代语境的反叛。而这里的浪漫主义则是作为讽刺系统理性原则的对立面而存在着的，罗曼蒂克是以瓦解为目的而建造的丰碑。
赵赵个展：弥留，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2018
在赵赵的作品中，与浪漫主义并存的是观念艺术的理性与批判。他的作品总是对社会现实及其意识形态的惯例提出挑战，但与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的观念艺术不同的是，他并不反对物质性，甚至有意强化和渲染那些投射着批判的物质形象。通过打磨、切割、刺绣等方式，将普通的物逐步塑造为富有罗曼蒂克的符号。以从2014年开始创作的系列作品《星空》为例，艺术家以玻璃被**打穿后留下的发射状的开片为题材，用油画细致地笔触描绘着这些瞬间爆发的能量，似乎只有这样剖丝剥茧，才能在宏伟的细节中觉察微小的个体与控制的交织。油画已不足以满足赵赵放缓时间进程的野心，在近期的新作品中他选择了工艺更为精密和复杂的刺绣继续《星空》系列的创作，一张被**暴力冲击的网，在温柔细腻的丝线下被浪漫化为和星空一样遥远而虚无的符号。
赵赵，《星空》，200 cm × 120 cm × 5 pics，布面刺绣，2019
赵赵《星空》（局部）
赵赵也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在讽刺，他把它形容为一种自嘲。也许正因如此，赵赵作品中的对原始生产语境的抗争与批判并不同于高声呐喊的口号，它们不想撼动或是改写什么，甚至没有留下任何探讨和交流的空间，更像是在要害处锋利地插上一刀，让它成为事件，留下伤口。
赵赵个展：赵赵，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2016
在2015年创作的《西装》中，他用一件近十万元的Dolce & Gabbana西装剖切出三种不同的对于价值的评判——赵赵买下了这件激起家庭冲突的西装，并通过邀请身为党员的父亲撰写近万字的批判文章，和为母亲提供基础的材料费以仿制一件新西装的行为创作了一件作品《西装》。这件西装成为了一个符号，由这个符号延展开的是获得权利，和支配权利的不同方式与思考，以及以三位家庭人物为代表的三类人群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时代变迁。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是通过说服其他人而获得的资源，也是在社会结构中获得的权力。购买西装而不穿，消耗的是一种在完成社会劳动之后所获得的可以支配的权利，对赵赵而言，不论是与自我还是与他人的交流都是为了寻找界限，而交流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突破意识形态的界限。赵赵关注个体经验，他认为个体事件在创作过程中可以被无限放大，而集体事件则会被无限缩小。因此他关注的往往是个人事件，以此辐射出个体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环境。
赵赵个展：沙漠·骆驼，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2017
对于如何敏锐的捕捉到这些个体经验，赵赵是这样答复的：“对生活的认识和运转自己是有控制和把握的，只有撞到墙上的那一刻，才能反身出停顿的意识。而停顿过后如何理性的表达就像还原犯罪现场，解剖五具尸体可能都没有意义，那枚烟头才是信息。”赵赵的最新作品《控制》与其说是在实施一场控制，不如说是在用时间编织一张控制的网，以观察控制与被控制之间的博弈，它不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软性的存在。葫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多种层次的象征性，它是道教的仙物，彝巫的祖灵，它自身的对称性迎合了人类对完美的追求。
《控制》（效果图），木质、不锈钢，135 x 135 x 250 cm，2019在作品《控制》中，葫芦生长的每一刻都被精密的计算和控制着，在被定制的精致模具中生长成型。技术使我们获得结果的方式太容易，一棵树二十年的漫长生长过程可以在三秒内被快速播放，失去等待耐心的同时也失去了期待，赵赵希望在《控制》这件缓慢的作品中抵制逐渐习以为常的关键帧式的信息获取方式。从种子埋进土壤那一刻起，甚至在此之前，控制就像空气一样在各种复杂力量的制衡下牵制着生命的生长，模具只是将控制外化的一个步骤。就如同看似开放的全球化也不过只是物质的共享，是区域性的局域网无时无刻不在互相牵制，欧洲的难民问题、脱欧、中美贸易战等层出不穷的事件外化着本土与全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赵赵个展：一秒·一年，当代唐人艺术中心，香港，2018
技术和消费消解了我们的距离，复杂化了身份与文化，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和以前一样精确的描述今天的感受，不仅仅是在文化的对比性上，反抗的对象也逐渐消隐在消费背后，但能不能预感到危险，才能够保持原始的锋利。
文丨戴西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