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逃逸线及其殊途——关于替代空间的历史与此刻
发起人:小白小白  回复数:0   浏览数:168   最后更新:2019/09/25 11:07:45 by 小白小白
[楼主] 小白小白 2019-09-25 11:07:45

来源:ARTSHARD艺术碎片  王子云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泰康空间,2019


今年夏天,泰康空间举办的展览“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已经结束,但由此展开的探讨却并未落幕,并在不同时间段里发出不同的声音。9月初第四届北京独立艺术空间节开幕,如果说替代空间[1]的当代艺术实践是一处舞台,有人出现并离去,有最后散场的表演,但没有最后的歌曲。本文主要围绕此次展览所涉及的历史情境,替代空间实践在当下需要追问的问题,相关的案例,以及它在整个艺术生态中的困顿、希望、位置与功能等角度展开。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


一、替代空间的画像


1998年在北京和上海,由焦应奇创办的“艺术家仓库”和乐大豆(Davide Quadrio)、徐震等人创办的比翼艺术中心(BizArt)是中国早期成立的独立艺术空间。前者在2000年之后几经搬迁最终关停,后者在十多年间共计举办198场展览,参展艺术家440多位。直到2010年10月变更为没顶艺术空间,成为新成立的没顶公司的一部分。

藏酷新媒体空间顾德新展览现场


1999年初位于北京工体北路的藏酷(音同“仓库”)新媒体空间成立,它不仅成为展示新媒体艺术的平台,也是北京与国际接驳的桥梁。2002年第四届光州双年展侯瀚如带着策展团队在此召开新闻发布会,“藏酷”作为全球25个另类艺术空间实践的案例之一参与光州双年展“暂停”[2]主题展览单元。同年,随着798艺术区的出现以及在展示与交流功能上的转移,“藏酷”在2003年后渐渐退场。不同于90年代临时空间内的“游击”,此后,中国各地的艺术社区陆续兴起,由艺术家租用的Loft工作室到延展出更为公共的展示空间,这些艺术基建在旧工厂,老仓库和居民楼中推进。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9


这是中国第一波替代空间的浪潮,从工作室到公共空间,前智能手机时代的个体,因为某些共同的议题和认同感聚集,在并不完善的艺术体制中撑起一片独立于官方系统之外的天地。从以上几个案例可以看出,从诞生之日起这些空间实践就有着消亡或转生的结局,新世纪的之初还有很多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艺术空间,比如维他命艺术空间(2002)、长征空间(2002)、站台中国(2005)、北京公社(2005)等等,但随后大都转型成为商业画廊。 [3]一方面临时性与过渡性成为这些替代空间一种宿命;另一方面在运营期间密集而频繁的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使得它们成为艺术系统中野生而活力的一部分——“生如夏花之绚烂”,这仿佛成为替代空间的画像。


二、替代空间与另类空间


在泰康空间的展览“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中,以1981年纽约新美术馆的展览“回顾替代性:1969-1975历史综览”作为展览的对比语境他们追认这种“替代性”的精神,并认为该类型的空间实践为艺术机构提供了自我反思以及对抗主流和权力秩序的途径[4]。需要补充的是就替代空间这一空间实践而言,从1990年代开始在亚洲却有着不同历程。吕佩怡主编的《搞空间—亚洲后替代空间》一书中归类出“替代空间”和“后替代空间”两个层次的“替代性”的实践类型。前者是指90年代起亚洲艺术家在有限的资源和条件下组成各种实验性的展演平台,并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大胆的行动和创作,开拓了前卫艺术的版图;后者是指97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在保持批判性的基础之上,替代性实践以更为灵活的经营策略,在商业销售、资本操作与公共募资等方面兼顾,以更为折衷和弹性的方式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5]这种从经营操作层面而区别开来的“后”,虽然有助于归类,但却模糊了替代性实践的复杂性。

Nancy Holt, "Crossed Locators"(1972) 于纽约新美术馆“回顾替代性:1969-1975历史综览”展览现场,1981年5月9日-7月16日,Photograph by New Museum

姚嘉善在《通向一种空间政治:另类空间与当代艺术在中国》一文中以另类空间(Alternative Space)的称谓,更加详细的梳理出80年代以来空间实践的理念和各个阶段,从“观念空间(Conceptual Space)”到“非体制空间(Non-Institutional Space)”再到“另类空间(Alternative Space)”,在这三个角度下,物理场所、地点的性质与空间语境与中国当代艺术的生产、展示和接受密切相关,并是其更为内在的驱动力。所谓空间政治(spatial politics)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历程中即体现于80代初对官方展览机制的主动融入、争夺与取代,在“89现代艺术大展”达到顶峰;也体现在90年代后自我放逐于官方、学院和已经建立的评价系统之外,以地下和边缘的姿态走进私人和公共空间;更体现在其后各个地方和地域不断上演的自我组织和另类实践,它们试图与僵化的展览体制和市场保持距离,又回应自身的在地性及现实处境。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9


替代空间或另类空间的概念本身并不重要,对于当代艺术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实践逻辑而言,这些概念本身所指示的方向与艺术的生产所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无法去武断地定义正在发生的现场,只能完成阶段性的总结之后再次出发。


三、生命有限且不可替代


显然,此次“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也是一次阶段性总结的尝试。其实最早从2002年冯博一、巫鸿等人策划的首届广州三年展“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开始,时至今日,关于另类实践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除了展览介绍文本中所提到的一系列研讨和展览活动,策展人侯瀚如在第二届广三时所列出的主题之一“自我组织”,鲍栋2014年在时代美术馆所策划的“积极空间”,都聚焦这些在另类实践中展开工作的艺术家个体、团体和小组以及展览项目。可以说,替代性或另类空间的艺术实践,相对年轻化的实践者与艺术体制之间形成了一种关于工作方法、知识生成和话语建构的“中间地带”,或者说他们本身就补充和丰富着画廊和美术馆之外的当代艺术生态和面貌。


展览分成两个部分,文献部分由12个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已经结束使命的替代空间构成。在熟悉90年代以来的空间实践历程的基础之上,我们很难把12个空间档案中涉及的替代空间与以往做出明显的区别,更多是延续和继承了之前阶段的替代性精神。虽然生命有限每个空间所具备的特质却不可替代。不管是在青年公寓、居民社区、工作室、书店还是咖啡馆,每个空间案例都可以讲出一些特点鲜明而热情洋溢的故事。从这些空间档案中可以读出:所谓替代空间绝对不是提供一个可以进行展示作品的地方;空间实践的特点常常是周边的环境所赋予的;艺术家主动而自觉的自我组织是工作的核心;物理空间并不是最重要的,空间功能属性随时变化且开放;不同于西方,在现有的条件下反体制或体制批判只是一个相对空泛的概念,替代性空间实践本身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体制的一部分,也存在懒惰、套路和僵化,更需要先反思自身……

第一行左至右:PARK19,“微波”展览现场,黄小鹏作品“从没碰过像你这么多问题的人”;Arc Space的外观与庭院;第二行左至右:ding-ding-fing! 合作社的图书室;扬子江论坛,李景湖个展“鎅” 展览现场;回声书店的露台外;第三行左至右:分泌场,展览现场;iGallery /我的画廊,郭强个展“海归派” 展览现场

左至右:Action Space,“五星级大饭店”展览现场;灰空间CAS部分展览现场

左上至右下: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李一凡“红蓝主义” 展览现场;A307,刘辛夷“朝阳群众”展览现场;华茂一楼外部环境


现场的展示部分,艺术家的作品似乎也在回应着文献部分的余烬和余温。展场的展示效果以及之后的活动安排,仿佛复刻了一个有两个月生命的替代空间。然而,如同之前有些关于替代空间费力不讨好的大型群展一样,进入展览现场同样让人感觉莫名,因为这种集中的展示抽离了作品的在地语境,每个项目在出现的时候都是一场场即刻而偶发的“事件”,而此时在搭建好的展厅中却变成了一件件乖巧的作品。当然,除了像石青2014年拍摄的情景剧般的关于展览体制诸多关键词的演绎,这件作品所探讨的话题在当今也相当具有普遍性;以及“机智”的葛宇路,他的其中一件作品是用一块电子屏幕滚动播放此次展览的账目明细,这些跳动的数据本来是一场展览中不宣的秘密,却被葛宇路广而告之,他友好而善意的撩动着展览系统中隐晦而致命的部分。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9


四、另类实践的逃逸线


替代性实践的核心议题与行动方向正如一条·德勒兹意义上的“逃逸线(line of flight)”,逃逸在这里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以积极的态度使主体批判和质疑主导系统的局限性,以重新带来创造上的可能。“艺术本身就是作为逃逸线在起作用的, 它在个体和集体之间来回移动, 并将中心化的系统结构推向临界, 它以一种共生的方式, 结合了多种感受和认知。”[6]就替代性实践而言,其本身就是个体不断地出入于外在的现实、社群和他者之间,并与之形成相互扭结的合力。

展览“一个人的社会”海报

在经验与现实越来越复杂化的今天,个体与各种复杂关系遭遇的时刻,构成了替代性实践需要重临的现场。由李一凡、满宇等人正在进行中的项目“一个人的社会”,企图先放弃艺术家的身份和知识性判断,而从个人的成长史,家庭和社会关系展开重述。他们将已或待联结的个体作为工作的入口,记忆与人性、家庭、家族、社会、历史……相互交错。该项目直接触及每个参与者最为相关的日常性、身体性和意识性因素,在他们抽丝剥茧的一件件小叙事的背后,过往和此刻盘旋着的各种宏大幻觉无疑显得无凭又无据。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9


同样,替代性的辖域已经不只停留在地理空间与心理层面的在地性和问题意识,近几年,除了物理空间上的另类实践,基于媒介空间而发生的案例也不可忽略,比如鲍栋发起的线上艺术计划“文化馆”(2016)。在展览信息如雪花般在微信朋友圈纷纷扬扬的当下,该项目首先质疑的就是实体空间展示的传播力,智能手机已经化作人们延伸的肢体时,线上也是一种更为活跃的艺术现场。同时08奥运之后中国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美术馆-画廊体制,其本身的艺术生产方式已经相当明确并具有一定的惯性,能否从中 “逃逸”并激发出新的实践方式?另外,还有最近周姜杉和龙星如发起,以手机和互联网为媒介,带着互动性、游戏性和共享特征的项目“屏幕间(screenroom)”。的确,屏幕是当下视觉的中介,它也兼具阅读和观看的窗口,情绪的搏动器,分秒必达的穿梭机,媒体艺术的画框……“屏幕间”的实践更像是复制了一个线上的艺术系统,交流、销售、收藏、策展、征集等等,都是基于屏幕的媒介特征而展开。整体来看这两个项目,与其说他们提供了一个因为手机屏幕而将人组合在一起的创想平台,不如说他们将艺术的创作与传播有绝对的中心推向一种临界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参与者得以自由。


在历史与此刻,替代性/另类实践从既有系统秩序和行动惯性中划出一道逃逸线,并随时准备再次逃逸。由此,空间实践形成自身的语境,以及生产和接受的公众。从实践主体角度来说,这种逃逸也在生成一种不断变化的“感受系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感知的、语言的和历史的,甚至包括经济的链接被再次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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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替代空间(Alternative Space),也被翻译为另类空间,或被称独立艺术空间,非营利艺术空间/机构等,这些用法和概念暂且不辩,按泰康空间的展览语境使用替代空间的称谓。


[2] “暂停”为本届光州双年展的总主题,同时也是第一部分展示方案的分主题,“暂停”意在一种停顿的视角反思和批判全球化的秩序,同时关注亚洲与其他地区的交往,另类艺术空间实践和艺术家群体的自我组织。


[3]《通向一种空间政治:另类空间与当代艺术在中国》,作者姚嘉善,杜可可译,2015.


[4]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前言


[5]《搞空间——亚洲后替代空间》作者: 姚瑞中/监制,吴达坤/策划,吕佩怡/主编,田园城市出版社,2011年。


[6] The Deleuze dictionary.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图片资料致谢泰康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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