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建筑:戈登·马塔-克拉克和勒·柯布西耶(上) | 泰特文件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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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卡塞尔   James Attlee


这是一篇充满了个人视角、情感色彩、历史线索、辩证法,以及西方逻辑学在内的研究性文章。文中的逻辑几乎涵盖了我们理解马塔-克拉克与勒·柯布西耶在建筑概念的论战中彼此互为对应关系的所有链条。虽然马塔-克拉克大学所学都是勒·柯布西耶的理论,但他后来的建筑理念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是一种反击,因为只有一种建筑思想统治下的城市发展是“危险的”,然而现实却遵循着勒·柯布西耶的强大理论发生了下来,这种规划从纽约延展至世界各地,这是历史的选择。作为其他建筑思想代表的马塔-克拉克,在这场大行其道的城市规划中受到了必然的挤压,出于担忧他开始反击,于是才有了这些现代主义的神来之笔:切割建筑——在废弃的建筑上进行切割与操作,他让建筑都成为了雕塑,因为它们有了自己的语言。他的这些行为实践,内在是对勒·柯布西耶建筑理论的反击,我们称之为“反建筑”(Anarchitecture),外在却呈现了现代主义艺术语言的视觉力量。


Tate Papers no.7
Spring 2007

Towards Anarchitecture:

Gordon Matta-Clark and Le Corbusier

走向建筑

文:James Attlee


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 1943-1978)最初是一名建筑师,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建筑切割” ,这些作品通常被人们视为对建筑行业的公然拒绝。但他的合作项目反建筑Anarchitecture,1974)却展示了现代主义的艺术语言,尤其是法国现代主义艺术家、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走向新建筑》(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一书中的论战和警句,很大程度上都成为了他艺术实践中原始素材的重要组成部分。

Fig.1
Gordon Matta-Clark
Bronx Floors: Threshole 1972
2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s
Each 356 x 508 mm
© ARS, NY and DACS, London, 2007


“建筑永远是梦想和功能性的,是乌托邦的表达,是便利的工具”,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埃菲尔铁塔与其他神话》(The Eiffel Tower and Other Mythologies)中写道。在这篇文章中,我希望探索现代主义建筑的语言和它所蕴含的梦想是如何影响戈登·马塔-克拉克的创作的。与同时代的艺术家不同的是,马塔-克拉克在康奈尔大学接受了建筑师的训练,师从当时一些最杰出的建筑理论家,1968年他从那里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一项奖学金研究论文显示出了当时他对建筑专业的热忱。1


他的艺术家生涯很短暂,后来死于癌症,年仅35岁。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剖现有的建筑物,把它们分割开来,并将它们转化为对抗重力的、极度迷失方向的雕塑。 他在布朗克斯区废弃的公寓里进行过一系列的切割,并创作了名为“布朗克斯区地板:阈值”(BronxFloors: Thresholes)(图1)的系列作品。他对新泽西州一所郊区住宅标志性地重新布置,被称为“分割”(Splitting)(图2);他在纽约的海滨码头创了宏伟、圣殿般的空间被称为“日暮时分”(52号码头)(外覆冰) [“Day’s End (Pier 52)  (Exterior with Ice)] ” (图3)。这些与其他在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进行的项目的戏剧性常常导致人们这样的认为:马特-克拉克通过这些项目表达了他对建筑的敌意或反叛,拒绝接受他早期的思想训练。事实上,尽管他把在康奈尔大学的学习描述为“他的第一个陷阱”,2  但他在那里学到的东西为其持续不断的内部对话提供了动力,同时也是他实践的重要素材,如他所操作的建筑砖块、灰浆、地板和钢铁一般。

Fig.2
Gordon Matta-Clark

Splitting 1974

Colour photograph

680 x 990 mm

Estate of Gordon Matta-Clark, GMCT1051 © ARS, NY and DACS, London, 200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名为“反建筑”的合作展览,揭示了一些与建筑话语持续进行的精神较量。与玛塔-克拉克的许多作品一样,这件作品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的物质表现,还在于它创造了一个与玛塔-克拉克有关的词——“反建筑(Anarchitecture)”。这个词在很多语境中都被用来特指玛塔-克拉克的思想行为,因此,在继续之前,我们必须对建筑这个术语有一定的了解,但它的确切含义难以捕捉,它会随着使用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里所讨论的“反建筑”,仅仅指的是1974年3月在纽约格林街112号举办的那场同名展吗?我们也许会想起,在1973年无政府组织下的由松散朋友们与合作者组成的被自称为“反建筑小组”的团体举办的艺术活动。那些马塔-克拉克留下来的作品,它们显然与“反建筑”展上建筑的定义有关,很有可能这些作品是为了被纳入展览而创作的,但又从未经过反建筑小组的筛选流程(当时的展览还不存在体系结构或展览机制一说)。但无论是在展览前后或采访中,还是在笔记本上,艺术家本人都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了这个词——“反建筑”。他死后,这个词便与他对艺术和建筑更广泛的想法密切关联在一起了。当然,也有人会说:“反建筑”一词被那些试图突出自己概念的人给劫持了。


如果“反建筑”最初只是一个群展的题目,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对它现在几乎只跟戈登·马塔-克拉克联系起来的说法感到舒服些? 马塔-克拉克死后,参与了“反建筑”展策划和布展的其他艺术家的职业生涯还在继续,他们对“反建筑”的含义也各自秉持不同的看法。作为泰特现代美术馆展览“开放系统”(OpenSystems)(2005)的一部分:“反建筑的‘再次登台’”( The ‘re-staging’ of Anarchitecture)引发了许多有关作品的作者和内容归属的问题。从最简单的层面上看,仍健在的艺术家们对于哪些内容被展览包含,哪些没有被包含的回忆也存在着异议。最初的展览布置现场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展览需要尝试回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重建工作要根据谁的记忆来?  3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作品本身所产生的经济价值的积累,人们也开始怀疑这些材料是否还能像在格林街112号那样,以非正式的方式毫无闪失地展出。无论这些问题对那些参与组织或出借展览的人来说有多么棘手,20世纪70年代初在苏荷区(SoHo)的阁楼和酒吧里,通过自由讨论孕育出来的作品,在30年后还应该继续引发激烈的辩论、争执与欢闹。这样,我也无需为我只关注马塔-克拉克一人的文字,以及“反建筑”一词的概念如何宣告了对他广泛实践的影响而道歉了。正如1974年的那场展览一样,这些具体的内容仍然是争议的焦点。4

Fig.3
Gordon Matta-Clark
Day’s End (Pier 52) (Exterior with Ice) 1975
Colour photograph
1029 x 794 mm
Estate of Gordon Matta-Clark, GMCT685 © ARS, NY and DACS, London, 2007


《格林街112号工作室》(112Greene Street Workshop)5  这本书中收录了反建筑小组的成员名单,其中包括劳里·安德森(Laurie Anderson)、蒂娜·吉鲁阿德(Tina Girouard)、苏珊娜·哈里斯(Suzanne Harris)、珍娜·海斯坦(Jene Highstein)、伯纳德·科森鲍姆(Bernard Kirschenbaum)、理查德·兰德里(Richard Landry)、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ta - clark)和理查德·诺纳斯(Richard Nonas)。这个松散的团体包含了艺术家、音乐家和舞蹈家,甚至还有经验丰富的建筑师伯纳德·科舍鲍姆(Bernard Kirschenbaum),他们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保持会面,出席人数、地点、时间各不相同,成员资格也是非正式的。因此“反建筑”这个词的起源也就难以确定。


参加会议的人普遍认为这是马塔-克拉克的功劳,但健在的与会者有时也会把它看作是集体的成果,因为“anarchy”(无政府状态)和“architecture”(建筑)两个词的组合是在小组讨论中产生的。6  但无论它的起源是什么,“Anarchitecture(反建筑/无政府结构)”一词都在阿波罗精神和酒神精神对立之间表现出一种创造性的张力,也总结了马塔-克拉克在其短暂的职业生涯中探讨的许多问题。


在确定了展览日期后,马塔-克拉克提议小组成员都提供相同的16 x 20英寸格式的黑白照片,在同一间暗房中冲洗和打印,然后以小组的名义进行匿名展出。当然,这些规则随即就被打破了,参与者们制作了各种拼贴、文字拼图,或者用织物、声音和热灯等媒介创作的作品。1974年6月,《Flash Art》杂志刊登了一组选自“反建筑”展览的现场图片(该杂志是展览与艺术出版物相结合的经典范式),它宣告了一个新运动的诞生。这让人不禁想起1967年德国作家基曼诺·塞兰特(GermanoCelant)在《Flash Art》中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宣告了贫穷艺术的诞生一样。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在格林街112号的展览上真的见证了这个展览,但最有可能的答案也许是:只有极少数人。因为玛塔-克拉克曾遗憾地告诉一位采访者:“这个展览,从未被强烈地表达过。” 7  “反建筑”展在更广泛的艺术界成为了一个里程碑,并作为马塔-克拉克思想的启动平台发挥了作用。马塔-克拉克精通艺术史的策略,毕竟他的父亲——智利超现实主义画家罗伯托·马塔(Roberto Matta)总是把每一次采访和展览记载都视为一次辩论和哲学讨论的机会。“反建筑”展是一种宣言,但它是一种从未存在过的建筑趋势的宣言,是一个在历史同一时刻暂时的创造性联盟。这宣言或许是为对宣言不再抱有幻想的一代人准备的。正如卡洛琳·古登(Caroline Gooden)所言:“在戈登看来,‘反建筑’是一项行进中的工作…”

Fig.4
Gordon Matta-Clark

Letter to Carol Gooden/The Meeting, December 1973

Estate of Gordon Matta-Clark, on deposit at the CCA, Montreal.

© ARS, NY and DACS, London, 2007


从马塔-克拉克给小组成员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并对展览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提出了建议(图4)8  那是一个以幽默、不连贯地拼写、超现实主义幻想和文字游戏为特征的文件。经过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他的想法根植于他在康奈大学学习欧洲现代主义和设计大师作品的经历,尤其是受法国艺术家和建筑师勒·柯布西耶作品的影响。使用“语言逆转的过程”是他创作中最喜欢的一种哲学工具,他用这些作品作为跳板向不同的方向进发,并为自己的探索找到新的起点。


当时他建议:展览的第一个物品是一块普通的板子,上面写着“没什么用”。这一基本的反功能声明,在他的信中描述为“对现代设计斗士首要犯罪公理的回应”。他直接反对了功利主义现代主义的整个思潮,与此同时,它也接近了20世纪70年代初纽约市中心居民的生活经历,当时纽约正濒临破产,垃圾堆满了街道。在脚注中,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的格言“形式服从功能”(formfollows function)在艺术家们强迫性双关语的操纵下,变形成了“形式的自由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这个双关语如果有任何含义的话,那么它暗示着:一是对某种形式的严格坚持会限制物体或建筑物本身的用途;另一种解释可能是,允许物体的外观显示出它自发的新用途,例如在“反建筑”展(图5)所示的照片中,一辆失事火车的车厢突然变成了一座桥。在同一封信中,马塔-克拉克还明确表达了他与勒柯布西耶的关系,他提出了另一个包含其中的想法:“柯布西耶的著作《纸边被毁》[S VERSO UN ARCHITEC (edge of paper destroyed)] 中有一段摘录,展示了他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活在这台原初的机器里。”

Fig.5

Untitled (Anarchitecture) 1974

Photograph mounted on board

406 x 559 mm

© ARS, NY and DACS, London, 2007


20世纪30年代,勒·柯布西耶的思想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在建筑学校,而且在全国上下的规划部门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城市规划者们热切地采用了《光辉之城》(《La Ville Radieuse》,柯布西耶著)提供的规划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拥挤的街道和公寓被高楼大厦和自由流动的高速公路所取代。1923年首次以法语出版的《走向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是玛塔-克拉克那一代建筑系学生的必读书目,也是他所学课程的基础。1927年它被错误地翻译成了《走向新建筑》(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9  科林·罗(Colin Rowe)在他授课的过程中长期使用这本书,并将勒·柯布西耶的思想与帕拉第亚主义(Palladianism)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就像意大利建筑师一样,尽管勒·柯布西耶留下了标志性建筑的遗产,但他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插图书这种媒介实现的。10

勒·柯布西耶在《走向建筑》的论文集中,试图从根本上综合帕特农神庙的古典完美形态和机器时代的设计美学。他认为,工程师们在设计最新的飞机或远洋客轮时所采用的相同过程,应该能够指导建筑师们制定住房计划和规划城市。过去效率低下和不卫生的建筑结构应该被扔进废料堆,就像工人丢弃过时的工具一样。城市本身应该井然有序、清晰可辨,古旧的房屋存量应由大批量生产的新房屋所取代。他的文本中有一种诗意,有自己的节奏,并在走向自己结论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动力,而这些结论在高度现代主义盛行的前衰落时代,实属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配图中有柯布西耶广泛收集的帕特农神庙(图6)、工业建筑、加拿大谷仓(图7)、赛车、飞机、蒸汽船(图8),甚至还有一根荆棘管(图9)的黑白照片。书中穿插着警句,有些警句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就像现代主义的咒语一般,带着几分宗教色彩:“计划是发电机”“房子是居住的机器”“不要忘记架构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还没说清楚”。11

Fig.6
From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 by Le Corbusier,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Etchells 1927, published London 1948, reprinted 1974, p.185

© FLC/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07


Fig.7
From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 by Le Corbusier,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Etchells 1927, published London 1948, reprinted 1974, p.29
© FLC/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07


柯布西耶文章的标题《Vers Une Architecture》(走向建筑)在马特-克拉克的手中变成了《Verso un Architecture》注意变化:Une 变为 un,这并非无关紧要。当你阅读了勒·柯布西耶的重要文本,同时也研究了马塔-克拉克的信件、笔记本和采访时,在没有更好的词或专业术语之前,我们可以称之(二人在建筑认识上的思想观念)为“反向回声(reverse echoes)”:毫无疑问,当你一页页翻开时,你会发现它对艺术家的思考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位法国建筑师的每一项重要声明,几乎在美国艺术家的写作和实践中都发现了与之相反的对应物。“别忘了建筑的问题”,勒·柯布西耶写道。12  马塔-克拉克在他的笔记本中诗意而又模糊的写道:“反建筑并不试图解决任何问题。”在这句话中,我们听到了马塞尔·杜尚的一种无法证实的回音,他说:“没有解决办法,因为没有问题”,他甚至超越了杜尚而直接指向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结论。


马塔-克拉克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大多数建筑师非但没有解决人类的问题,反而除了如何谋生之外什么也没解决。13  这不仅仅是一个攻击建筑师或建筑理论的问题。他还在他的一本笔记本中写道:“设计伦理是有效的。选择功能性的问题是因为它似乎是对学院派、戏剧性的垃圾作品最有效的突破。这在当时是有效的,但这已经过了多久了?70年来,有进行过任何对此激进地重新评估过吗?正是勒·柯布西耶等人这种对美国创造力造成的不利影响(限制了美国的创造力,造成了一种只有这一条霸权路径的城市建筑规划的现实,译者注),才让马塔-克拉克深恶痛绝。然而,那些被他戏称为“国际坐席”的狂热信徒们的信条,则用一种智力柔道的方式进行了转化,用来发展自己的概念框架。这是一个能够提供真实结果的游戏,在同行们的帮助下,马塔-克拉克正在开拓一块工作领域。反建筑,用找到的照片和马塔-克拉克在笔记本上记录的格言陈述,某种程度上对柯布西耶的论战进行了回应,也是对柯布西耶概念的反击。

Fig.8
From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 by Le Corbusier,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Etchells 1927, published London 1948, reprinted 1974, p.93
© FLC/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07


Fig.9
From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 by Le Corbusier,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Etchells 1927, published London 1948, reprinted 1974, p.269
© FLC/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07


然而,勒·柯布西耶在20世纪20年代被一些批评家指责,因为它不够实用主义。为了平衡这种矛盾,后来他采取了一种更加明显的二元立场,在1929年的《建筑防御》一书中描述了他的观点,他反对那些只片面发挥他理念中哲学功能主义的方面,而排除所有其对精神性和审美考虑的理论观点。但尽管如此,勒·科布西耶在美国城市规划的绝对主义方面依然是最受欢迎的,纽约尤其如此,在城市规划专员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领导下,纽约市根据《第1条法案》(Title 1)行使了强制购买权,14  摧毁了贫民窟的房屋,建起了高层社会住房,并将高速公路延伸至城市结构的中心。


甚至在他上大学之前,玛塔-克拉克就已经经历过与这些想法一致的本能碰撞(指他的生存经历,译者注)。他从六岁起就住在格林威治村,直到他离开去康奈尔大学读书;起初他住在拉瓜迪亚广场,直到被纽约大学录取;而后又住到第6大道和第7大道之间的西11街107号。在采访和通信中,一提到了这个地区他就满怀深情,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并谈到住在公寓里从高处的窗户与邻居见面的经历,以及这对他艺术发展的重要性。20世纪是这一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里的手工作坊、波西米亚式的公寓和小型企业都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住宅和商业办公楼,并因此而闻名。马塔-克拉克在建筑工地的包围中长大,1957年12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幅该地区正在开发的地图,其中最大的一个项目就在他家门口。这就是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他的小说《赫尔佐格》(Herzog)中描述的“变质的纽约”。小说中,与他同名的主人公四处游荡,周围是坍塌的建筑物上燃烧着的火堆,他与行人的衣服上都布满了无处不在的灰烬。15


马塔-克拉克也同样意识到他所居住的社区中存在的争论(他周围正在上演的建筑拆除的街头戏剧,这些主题在他的创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译者注)。社区与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计划进行了长期的争斗,摩西计划将第五大道的延伸部分穿过华盛顿广场公园,而此处是该社区备受珍视的中心地带。长期以来,这个公园都是人们迫切需要的一个庇护所,可以远离城市街道上的嘈杂与炎热,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也是举办国际象棋比赛和当地艺术展览的地方。16  摩西的计划刺激了社区,社区因此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乡村独立民主党(VillageIndependent Democrats)”,它发起了一系列的信件与意见的整合,并举行了多场暴风骤雨般的公众会议。纽约的报界对这个计划中摧毁了40多英亩村庄已经感到愤怒,于是他们也加入了这场运动中。“乡村之声”(VillageVoice)1955年诞生,当时正值抗议活动的高峰期,在这场运动中它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万名当地居民在华盛顿广场委员会印刷的请愿书上签名,其中一份请愿书在“罗伯特·摩西:重塑大都会”的展览中展出,17  上面有安德拉·刘易斯(Lleandra Lewis)的签名,她住在西11街259号,就是马塔-克拉克家的街对面,这表明抗议活动离他们住的公寓楼非常近。1959年春天,介于公众的强烈情绪,董事会投票决定永久性关闭公园内的交通,甚至禁止公共汽车通行,这里曾是公共汽车掉头的地方。乡村之声以“赢得胜利”(Victory Won)为题进行了头版头条报道。18  当地居民在公园举行了庆祝活动,并焚烧了一辆汽车以示纪念。19


10年后,马特-克拉克拿到了建筑学学位,又在伊萨卡岛住了一年,协助伊萨卡大学举办了具开创性的大地艺术展,并在附近城市宾厄姆顿市的建筑部门工作。他住在离他童年时于苏荷区(Soho)的家仅几个街区的地方,苏荷艺术社区由于在反对摩西的另一项城市规划的斗争中取得了成功而被确立,并贴上了激进化的标签。摩西计划将布鲁克林和新泽西与曼哈顿下城10车道的高速公路连接起来,这个项目将会把阁楼居民从地图上抹去。苏荷区艺术家通过与中国和意大利社区的居民、村里参加过斗争的退伍老兵,以及分散的相邻城市的铸铁防务保护主义者、城市理论家结成联盟,并一路获得了政治教育。尤其是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著作,在马塔-克拉克还是康奈尔大学学生的时候就已经为他所熟知,并影响力越来大,简提出了“人口密集地区”应该合法化的概念,并提出要通过密切观察城市环境来学到更多东西,而不是强加它那些宏伟的规划。20  这就是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所说的“心灵之风”21  ——它在街上呼啸而过,孕育了建筑。


上期完

翻译:张营营 & 雷鸣

校对:张营营


注:
  • 1. For the best accounts of Matta-Clark’s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see Gwendolyn Owens, ‘Lessons Learned Well: The Education of Gordon Matta-Clark’, in Gordon Matta-Clark: You Are the Measure,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7, and Anthony Vidler, ‘Architecture to Be: Notes on Architecture in the Work of Matta and Gordon Matta-Clark’, in Transmission: The Work of Matta and Matta-Clark, San Diego Museum of Art, 2006.

  • 2. Interview with Lisa Béar, reproduced in Gordon Matta-Clark: A Retrospective, Valencia 1993.

  • 3. It is interesting that Matta-Clark spoke to interviewers of being fascinated by the architectural spaces, or ‘recurrent dream spaces’ as he called them, each of us stores within the mind, and that one of his proposals to the Anarchitecture Group was concerned with ‘designing for memory’ (see note 5).

  • 4. The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Gordon Matta-Clark: You Are the Measure at the Whitney Museum in 2007 made no attempt to remain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exhibition, representing Anarchitecture with a small selection of the photographic elements of the piece shown framed in a formal arrangement on the wall.

  • 5. Robyn Brentano ed., 112 Workshop/112 Greene Street, New York 1981.

  • 6. The first recorded use of the term pre-dates the Group’s discussions. Robin Evans published an article called ‘Towards Anarchitecture’ in the AA Quarterly in 1970. It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whether Matta-Clark was aware of this usage. Another possible reference may be to Duchamp’s concept of An-Art: in an interview for BBC radio in 1959 he claimed to be not an anti-artist but ‘an an-artist, meaning no artist at all’.

  • 7. Liza Béar, ‘Gordon Matta-Clark: Splitting the Humphrey Street Building’, Avalanche, New York, December 1974.

  • 8. Gordon Matta-Clark, letter to Carol Gooden/The Meeting, December 1973, estate of Gordon Matta-Clark, on deposit at the CCA, Montreal, reproduced in Corrine Disserens ed., Gordon Matta-Clark, London 2003, pp.154–5.

  • 9. See note 1.

  • 10. Colin Rowe, As I Was Saying: Recollections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 Vol. I, Cambridge MA 1996, cited in Jean-Louis Cohen, Introduction to Le Corbusier: Toward An Architecture, Los Angeles 2007.

  • 11. All quotes taken from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Etchells 1927, published London 1948, reprinted 1974. Despite the often-noted deficiencies of Etchells’ translation, this is the version Matta-Clark would have known and responded to.

  • 12. Note card no 1153, c.1973, Estate of Gordon Matta-Clark, on deposit at the CCA, Montreal.

  • 13. Quoted in Donald Wall, ‘Gordon Matta-Clark’s Building Dissections’, Artsmagazine, March 1976, pp.74–9, reproduced in Gordon Matta-Clark, exhibition catalogue, International Cultureel Centrum, Antwerp 1977.

  • 14. Programme launch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1949 to wipe out slums and rebuild decaying cities. Moses was chairman of the Mayor’s Committee for Slum Clearance from 1949 to 1960.

  • 15. During the making of Conical Intersect in Paris, Matta-Clark would mingle with the crowd that gathered to watch and engage them in conversation.

  • 16. The Washington Square Art Fair held over two weekends in June. Matta-Clark was famously rejected by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for the Fair in 1973, and instead staged his own Alternatives to the Washington Square Art Fairin Mercer Street, exhibiting his Graffiti Truck.

  • 17. Robert Moses: Remaking the Metropolis, The 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2007. Petition from the Shirley Hayes Papers Collection of 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 18. Vol.IV no.II, November 5 1958. Those photographed celebrating include leaders of the protest Shirley Hayes and Raymond Rubinow and Jane Jacobs’ children Mary, Jimmy and Ned.

  • 19. For a thorough account of the redevelopment of Greenwich Village and its impact on the art community, see Joshua A. Shannon’s article ‘Claes Oldenberg’s The Street and Urban Renewal in Greenwich Village, 1960’, Arts Bulletin, March 2004, pp.136–61.

  • 20. See especially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1961. Jacobs’ theories were formulated and refined during the Greenwich Village protests against Moses’ road-building plans.

  • 21. Fuller, the utopian architect and designer, was best friends with the sculptor Isamu Noguchi, who had a relationship with Matta-Clark’s mother, and also worked with Bernie Kirschenbaum, making him an important presence in Matta-Clark’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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