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替代空间的幽灵,在北京游荡
发起人:colin2010  回复数:0   浏览数:188   最后更新:2019/08/01 13:42:54 by colin2010
[楼主] colin2010 2019-08-01 13:42:54

来源:艺术界LEAP  郭鸿蔚


编者按:“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是正在北京泰康空间举办的一场展览,其中的档案部分以文献、录像、实物等形式回顾了12家中国的替代空间。这些空间目前已经没有了实体存在,故将它们称作“幽灵”。


本文作者艺术家郭鸿蔚曾于2010年在北京创办艺术家空间“分泌场”(Gland),举办过“当被光穿过”、“最差的展览”、“矫饰”和“乡村诗学”系列等展览。“分泌场”是“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出的替代空间之一,郭鸿蔚也以空间负责人的身份参与了这场展览的研讨会。


在为LEAP撰写的这篇文章中,郭鸿蔚作为亲历者,从他参与替代空间的经验出发,阐释了他对“替代性”的个人观点,思考了处于中国社会现实和当代艺术系统中的替代空间在定位、实践、价值、社会介入和资本等多个层面的意义与症结。


一个幽灵,替代空间的幽灵,在北京游荡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泰康空间,北京,展期:2019年6月27日至8月24日


泰康空间为展览“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组织的闭门讨论会像极了一次中国的替代空间团建。它囊括了仍然活跃的、尚处休眠中的,以及完结态的替代空间的各路人马,一同“启发共同愿景、形成内部共识、凝聚向心力、促进协同合作1”——而这也许正是一场讨论会最积极、最理想的形式。讨论从上午各空间的自述和简介开始,气氛略微拘谨和含蓄。不过被午餐的热闹熟络调和后,大家下午的发言都变得主动和热烈了许多。对于这些“目前已暂停、关闭或处于休止状态”的空间来说,谈论得较多的是空间负责人并不愿意接受参加这次展览的缘由:他们都不愿空间被当作已经“死去”或者“失败”的个案来展示与之相关的经验和过往项目。失去了实体空间也许就像失去了肉身一般,但这并不能阻碍意识在游荡中找寻下一次的寄宿之所:期望回魂归位也许意味着面临一种更具长久意义的转型期。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研讨会现场,2019年7月26日


当然,对于替代空间来说,作为结果的失败或成功的标准本来就和主流机构所构建出的价值观有很大差异。或者,替代空间的初衷并不指向一个结果式的绩效价值:不需要报表,没有系统审核,实在是不正规。不“正规”,是的,这或许是之前大多数替代空间所凸显的特质。但这也印证着他们独立于系统评价,甚至可以不计较功利上的考量。从这点上看,我们当然可以更坦然地面对这段进程和历练的结束,因为这就是转型的开始。而从替代空间的本性出发,我们已经赚到了。对我自己来说,我做“分泌场”的初衷就是反对过度职业化的艺术行业对个体标准化的要求,就是自然的对系统的反叛,而趋近于诗学的艺术自治。艺术的自治也许既是理想同时也是躲避,正如格林伯格在讨论自治的前卫艺术时所说,对极权主义的政体而言,主要问题不是因为它对政治的反对和批判,而是因为它太天真2。所以,能有几年保持在这样的天真里,我们真的赚到了。

“乡村诗学 II - 生长”展览现场,分泌场,北京,2014年


讨论会中,关于替代空间社会介入的功能也引发了不同的见解。也许社会介入在这些年的替代空间经验中更像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它像极了另一个版本的“文化下乡”。不论是否具有社会性问题的讨论土壤,还是有无空间周边的文化辐射,大部分的替代空间还是在以机构外的方式解决行业内本身的艺术问题,当然也就是作品、展览、艺术家——这正是艺术本身的义务。这些没有政治目的和倾向的艺术的行动,也许是最政治的:因为这样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艺术自治——摆脱限制而建立自足而有力的主体性和主导权。

“当被光穿过”展览现场,分泌场,北京,2015年


这样看来,替代空间的实际价值并不是在于社会介入,而是在于赋予行业更个体化、更独立的自治经验。“一个孤立的、自治的系统如何保持与其周遭世界之间的反思性,甚至是批判性的关系?”伊戈尔·扎贝尔在他的《个体体系》中自问自答,“通过在他/她的作品中运用系统的范式或发展出一套特殊的系统,艺术家却可以在不直接对社会、政治或人类学进行分析,或不摒弃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语言及方法的情况下,对现代性的矛盾及其重要维度进行反思。”3 这也许就是作为一个独立体系的自治个体于技术、知识、社会及文化的有序系统的作用的方式和意义吧。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左 :李翔伟,《面壁思过》,2017年,行为纪录,数码照片;葛宇路,《查账》,2018-2019年,综合媒介


最后,讨论终于落在了资本的问题上。这仿佛是在说所有无法继续的空间的根本问题还是在钱上。这么说也没有太大问题,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基础但又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资本本身是一个指向性的指标,它决定着空间的义务。即使在1943年的解放区,作家丁玲、周立波等参加的文化下乡也是另一种文艺义务的体现:他们必须懂得农民的情感与需要,了解农民的生活和语言,努力创造出一套群众所欢迎的写法,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喜爱——他们的艺术是必须为这些群众服务的——因为整个政权依赖于这些农民的力量,他们为红色政权提供着粮食和劳力。从政治上说,这和机构获得资本后要尽相应义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在什么样的框架下为谁生产意义,取决于从谁那里获得了权利。无论是替代空间还是文学民刊,抑或是地下音乐,如果想要获得这样的权利,你必然不能再寄宿于“天真”的自治中。

“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现场,泰康空间,北京,2019年


在泰康此次展览的新闻稿里,引用了纽约新美术馆(New Museum)1981年的传奇展览“回顾替代性:1969-1975历史综览”中的概念“替代性空间”作为对这一类独立的、另类的、自治的、非营利的,甚至无法定义的空间的称谓。最早的替代性空间是指本身非艺术属性却行艺术之实的空间(可以是任意的空间),替代性的英文原文为“alternative”,从1970年代末开始也被用来界定音乐风格,指代那些地下的、独立的、另类的,当时无法归类的音乐。由此我突然想到了最近热播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投入到主流价值的怀抱中是否就不再“替代性”了呢?走出地下室而接受群众“雪亮目光”的照射是否需要足够勇气呢?站上了那个大舞台是不是就回不了我的乌托邦、桃花源了呢?“如何在不排他的情况下表明自我?”无论如何,我们都只有试了才知道——否定所有“替代性”的定义而开始新的创造,才能不可替代吧。


注释:

  1. 引自网络上对于“团建”的表述

  2.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前卫与媚俗》,1939年

  3. 伊戈尔·扎贝尔(Igor Zabel),《个体体系》,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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