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DBL

陈立

6月22日，《比赛继续，舞台留下》于广东时代美术馆开幕，《打边炉》对策展人陈立进行了采访，问题隐去，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这是《打边炉》“做展览”系列的第8篇。

受访人：陈立

采访、编辑：黄紫枫

从2016年开始，我在持续进行一个关于身体和政治的研究计划——After Party。研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触及到一个更加内核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政治的期许？在不断变革的社会语境中，面对未来蓝图美好愿景的时候，你是否还相信“希望”？

从关于身体的体验，到对未来愿景的思考，再到表演性的挖掘和探究，这是我一步步的研究脉络。顺着这个方向，我一方面在试图整理涉及不同领域学术研究的交叉地带，另一方面也在梳理自身和与艺术家进行的紧密合作。我希望能够将研究转化为实践，让它切实地发生，因而展览是我所乐见的一种思考和呈现的方式。展览和我的学术写作只是说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它既不是验证我研究的工具，也不服务于我的研究计划，我将展览实践视作研究的重要部分，当然这也许会有所争议。

这种工作方法没有那么容易被归纳，但我尝试发掘它的可能性。有趣的是，近几年的展览项目下来，我被询问、质疑、包括我自己都意识到，它们之间呈现出了一种相似的“暧昧”观感。我想这与我的态度直接相关，不轻易给出一个左右的立场、清晰的结论，这是我更明确的立场。工作于当代艺术领域中，我坚持的是研究和实践的开放性，或者说对简单化的拒绝。例如在《比赛继续，舞台留下》关于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讨论中，我试图呈现一定程度上对它的抵抗。身份政治不应只是一个标签，它关乎着我们如何观看自身的主体性。当政治正确，立场的左右，成为一种方法与策略，又仍旧无法回应政治危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找到其他的通道，把这背后的复杂性面貌呈现出来？因此，我一直无意去树立单向度的取向，在展览中给出一个“解释”，这很危险。我更想呈现的是一个非二元对立的复杂立场，我相信视觉艺术自身的力量，也希望让答案在时间当中去发酵。

杨嘉辉：《消音状况#2:消音舞狮》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

当我们从官方的叙述、既定的事实来看待某一段历史时期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地陷入一条明晰的线性叙事。与此同时，个体是以什么样的角色或立场置身于宏大叙事当中？个人化的表达往往被隐藏，但它们并非完全以对立的姿态抗衡，甚至可能是贡献于主流和权威的一部分力量，也可能处于“被对立”、“被舍弃”的位置。这种复杂的立场是我想通过展览传递的想法：当明确的目标和对象的边界经已模糊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自处？

展览的题目来自于“马照跑，舞照跳”。这是一个有着强烈中国南方属性的俗语，身处南方的人一听其名就能捕捉到其中的政治色彩。有趣的是，把“马照跑，舞照跳”译作英文、再转译为“比赛继续，舞台留下”的时候，另外两层意思出现了：比赛和舞台，契合了展览更加切实具体的面貌；继续和留下，则指涉了在场与离场这一方向上的思考。我选择以香港作为切入南方地域性的视角之一，但我从未把一种“看得见的”在地性当作展览必要的因素，这个展览中的在地性更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双向契合关系。如果展览自带一个与之对立的强烈属性，它也许是“清楚”的，却引导了大家观看的偏差，这也有悖于我的工作方法。在这里，香港和南方，更多是互为参照的语境，当个体面对现今的环境时，大家所面对的焦虑、无力和思考的状态是存在共性的。

我有意在展览中着重强调从感知层面去调动视觉的力量，和通过表演本身调动心理。表演和表演性的内核是主体性的问题，这是贯穿整个展览的线索。表演区域的设置，是为了把进程中的工作状态以表演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它会在展期内不断变动，发生，而后离场，舞台却恒久伫立在原处。我选择了很多具有表演性的作品，演员却并不在其中，人只是一个表演物质化的视觉标签。亲身在场，并不能代表主体性的在场。

李然：《新邻舍》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

展览的大部分作品，至少它们在视觉上的表现是很“简洁”的，也没有既定的空间形态，所以空间得以有更为多样的发挥。作为一个在美术馆的展览，我非常希望它能够在艺术行业内的讨论体验之外承担一部分的公共职能。就例如文献区域的设想，我希望让观众看到艺术家的工作，他们的视觉形式并不服务于趣味与商业，为了视觉而视觉，而是主动选择下的美学表达，这背后累积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以及恰如其分的筛选。既然作品本身已经有它的线索，作为单独的个体其叙述的力量也已经足够充分，我不希望文献以说教、补充的方法，生硬地摆设在作品一旁。所以在文献区域，三位适合展示的艺术家工作文献，和展厅中的作品本身形成了既相关又分割的联系，打开一条通道，让观众保持一定距离地看到，一个作品的形成其实是这样的。

对于这次展览中的文献部分，我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艺术中的思考方式。艺术家怎样通过他们的工作，以一种更有想象力的方式使用素材，挖掘、揭开被遮掩的历史与当下现实。这些存在于我们记忆和生活中的素材，在具体的语境中，它的构成、成因有着太多的面貌，我尝试在一个具体的项目中，对恰当呈现和看待它们的方式发问。是把它视为历史案例？还是展览的延伸？史料的开放性也就在这，它提供了不同的切入视角。

文献区域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

展览中另一部分可循迹历史线索的作品，也呈现了一个模糊的状态。它不如历史和官方叙述中看到的那样铁板一块，也不是艺术家的简单观察。艺术家重访历史、反观现实，使得作品所呈现的面貌，是在区别于“历史”的同时，又再提供了另一种自我观看的可能性。

以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作为整个展览研究项目的历史开端，是因为这一时期大陆处于后文革时期，将开放未开放的意识还在萌发，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们怀揣着对未来憧憬的同时，又无法把握对未来可能性的许诺。对香港来说，八十年代正在进行关于中英主权问题的商讨，确定了回归的事宜，他们面对的是在政治许诺之下无处出逃的焦虑困境。在同样一段时间里，大陆和香港这两个区域之间形成了对“未来”观感的落差，两地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呼应和参照。对于这一段时期的主流叙事，通常忽略了改革开放不单限定在1978年这一节点上，可能要经过十年的发展，它才在不同的区域达到其属性上的平衡。我希望在展览中扩大这种时间线索上的复杂性，牵引出改革开放在时空进程中的层次厚度。

陈维：《“S”》，《一支关于未来的广告》现场

©️广东时代美术馆

展览对我而言，更多是如何面对自己，我的周遭，我的生活，我所处的现实。它也许只是现实的某一个面向，但我们也共同面对着它的同质性。当然这离不开我的个体经验。过往几年，我在南方城市（深圳）和特别行政区（香港）之间生活、工作、往返的经历，触发了我对分裂而紧张的空间体验的表达，以及去追寻其背后原因、理论研究的进展、实操的欲望。可艺术不是自我宣泄和自怜的工具，毕竟和我有着同样工作状态的人并非少数，太多人在流动了，工薪阶层不停地出差，农民工从各地流向大城市，这种流动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渗入到了各个阶层的生命体验中。它所带来的关于身份的焦虑、和劳动力的流动与脆弱性，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矛盾。在资本和宏观规划的运作下，个体是被操纵、被选择的，我所关心的是，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又能以何种方式去回应。

我一直在行进的状态中工作，它不指向对未来给出确切的答案，亦不全是对历史的再度造访，更多的是对当下特定语境的回应，期待观众对于我所呈现的展览，能有最直接的触动。做一件事，我也不觉得它就要被写进历史书里，再也动不了，答案的正确与否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我欢迎历史的被遗忘与再发现，也希望我这一阶段的工作能够被回访，或者被推翻，这个行动者，也许会是我自己。为什么不呢？就像展览中提出的问题一样，在变迁中谁被遗忘了，在洪流中谁还在继续；谁在场，谁离场；它被看到了吗？还是被涂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