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ula 观点|我们如何讨论替代空间?
发起人:clclcl  回复数:0   浏览数:211   最后更新:2019/07/29 10:10:33 by clclcl
[楼主] clclcl 2019-07-29 10:10:33

来源:Ocula艺术之眼  钟山雨


展览现场:“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泰康空间,北京(2019年6月27日至8月24日)。图片提供:泰康空间。


在泰康空间的“51平方”展厅里,似乎未完工的布展现场搭着架子,地上铺着装修用编织布。大量照片记录,旧文献与新访谈,乃至墙上的宣言,展览”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期:2019年6月27日至8月24日)将十二家业已关闭或暂停运营的替代艺术空间重新拉入视野中。这些空间均创立于2000年以后,分布在北京、大连、重庆、广州、南京和武汉,曾于艺术区、城中村、学校与居民区公寓等区域各自开展在地实践,而如今这些实践只得以档案形式留存为某种精神的象征物。

李山,赵天汲(社会敏感性研发部),《自然·社会·人》(2019)。综合材料。尺寸可变。展览现场:“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泰康空间,北京(2019年6月27日至8月24日)。图片提供:泰康空间。


展览没有沉浸在对替代空间的缅怀中,而是将空间的命题延伸,视当下诸多艺术家与小组的自发实践为前述空间的延续。在另一展厅中呈现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项目,其中最显眼的当属李山和赵天汲的大型作品《自然·社会·人》(2019)。作为“社会敏感性研究所”项目的一部分,装置由艺术家与工人共同创作完成,包含工厂组合架上的植物、声音装置、明信片,以及墙上的照片等。

郑国谷,《从帝国时代到了园》(2000至今)(左)。展览现场:“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泰康空间,北京(2019年6月27日至8月24日)。图片提供:泰康空间。


一些特定场域的项目,如郑国谷占地近四万平米的建筑项目《从帝国时代到了园》(2000至今),在此只得以模型与照片一瞥;胡向前将艺术品以口述方式再现的表演《向前美术馆》(2010)与石青2014年在“激烈空间”现场上演布莱希特的剧本《决定》等,以录影和照片档案出现,似乎昭示着无论是替代空间还是与此相关的实践,仍有着强烈的空间物理属性与不可复制的即时场域。

胡向前,《向前美术馆》(2010)(静帧截屏)。行为录像。14分31秒。图片提供:艺术家与泰康空间。


展览有意建立起替代空间实践与体制机构批判之间的共通性:一块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此次展览的全部开销,此为葛宇路特为本次展览创作的《查账》(2018-2019)。旁边则是李翔伟穿着印有处分文件的T恤介入红专厂艺术中心开幕的行为《面壁思过》(2017)。年轻艺术家反讽与对抗的动作,在此被视为艺术实践者前辈独立精神的接替。

李翔伟,《面壁思过》(2017)。行为纪录,数码照片。尺寸可变;宇路,《查账》(2018-2019)。综合媒介。尺寸可变(从左至右)。展览现场:“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泰康空间,北京(2019年6月27日至8月24日)。图片提供:泰康空间。


从2018年青年研究者周婉京所做的《2018北京独立艺术空间调查》,到今年刚在的︱艺术中心落幕不久的“我们在做什么——独立空间2018文献展”(展期:2019年3月20日至-5月25日),再到泰康空间的展览”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期:2019年6月27日至8月24日),一系列替代空间研究将这些各自野生在不同地域和不同城市区域的艺术空间聚合起来加以讨论。但与2010年外滩美术馆举办的“对话:大陆及港台的替代性空间的发展及其社会意义”研讨项目,以及2015年在深圳画院、曼彻斯特华人当代艺术中心和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的“独立艺术空间的生存方式”国际论坛等活动不同,近来的研究更由替代空间或企业资金注入的后替代空间,主动进行内部反思。[1]

展览现场:“我们在做什么——独立空间2018文献展”,的︱艺术中心,北京(2019年3月20日至5月25日)。图片提供:的︱艺术中心。


此次展览大量档案研究与访谈的结果,是直指替代艺术空间最残酷的关闭问题。在“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中,不再存在的空间并未显示出某个明确的生命界限。在存续与消失之间,替代空间的命运永远是瞬变而模糊的——仍在经营,或是被关停,被迫休止或暂停,或是放弃实体空间转向项目,甚至重新运营……或许存续的脆弱正是替代空间的意义所在,流动的命运是其活跃的基础。有企业资金或政府赞助的后替代空间——正如泰康空间本身——或许更能够集合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有效的资源,从而实现某些野心勃勃的非商业和实验性项目。相较之下,替代空间具有更强的自主与自发性,如艺术家与替代空间实践者何迟所说,“舍得把自己交给出去被拆,被打砸”,且“材料性强”。在替代空间内,进行态实践的意义大大超越了完成态的成品,“51平方”展厅的布展现场恰暗示了这一“正在进行”的特质。

展览现场:“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泰康空间,北京(2019年6月27日至8月24日)。图片提供:泰康空间。


无论是存续或消失,替代空间从未——但愿也永不会——以同一个使命展开工作。一些空间躲避艺术中心圈,寻求胡同或乡村的社区交互性,一些却坐落在官方艺术区内(如798的录像局、缓存空间和搬迁后的激发研究所),或是激活了艺术家聚集的城中村区域(如郭鸿蔚的分泌场);一些意在摆脱艺术从业者的故步自封,推进跨学科的交流,如姚俊杰和刘锦涛在中央民族大学内成立的投注站项目,另一些却是为了在艺术环境荒芜的城市建立自我保护的圈子而成立,而由于资金等因素限制,许多替代空间实际上更加难以接近,接触的群体也愈发收紧。

展览现场:蒋鹏奕,“当被光穿过”,分泌场,北京(2015年4月29日至7月28日)。图片提供:郭鸿蔚。


故而,我们不再询问替代空间替代了什么,本身“alternative space”所指向的无非是另类的、独树一帜的艺术空间。当美术馆尚在舶来炙手可热的西方艺术家,而本土画廊最长不过十几年的历程,也经常尝试呈现近乎非盈利的项目——所有人都仍在摸索,艺术体制还远未成型,更毋论僵化与腐朽,何谈替代空间的“先锋“与“反体制”?实际上,身处其中的替代空间也在建造体制。在中国,目前活跃或暂时死亡的艺术空间,并非是开启了实验艺术的先河,而是与画廊和美术馆的先锋艺术探索齐头并进,互为补充,形成平行的系统。替代空间如今项目中的艺术家,大多也能在美术馆、画廊与博览会中见到身影,许多替代空间的主理人同样也是画廊的签约艺术家或机构策展人。在相互补给滋育的环境下,如何建造体制(哪怕再反感这个词)才是当下所有人共同面对的问题。


或许替代空间的最重要意义在于项目之外,即艺术同行之间和跨学科领域的共同体建立,以及共同体之内持续的平等对话讨论。正由于替代空间以情谊为基础,以艺术家为本位,这一共同体得以在相异的野生个案之间建立起紧密的横向联结。暂时抛却对反叛精神与使命感的强调,收起自筹经费的哀叹,不再回避对“最紧要好玩”的认同,去框架化的讨论或许才能呈现出替代空间新鲜、粗粝生长的愉快生态。

[1] 在一些国家地区,早期的野生替代空间渐渐转型为企业赞助与政府赞助的后替代空间。在中国,二者却似乎是并存的。关于替代空间与后替代空间的讨论,见《搞空间——亚洲后替代空间》,吕佩怡主编,2011年。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

鸣谢泰康空间提供的展览研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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