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淑丽:性欢愉,就是我的抵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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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angxiaoer97 2019-07-29 09:05:56

来源:绘画艺术坏蛋店  邸特绿


Shu Lea Cheang, 3X3X6, mixed media installation c Shu Lea Cheang.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Taiwan in Venice 2019 郑淑丽,3x3x6,複合媒材装置 ©郑淑丽


我们在威尼斯看了台湾馆郑淑丽作品《3x3x6》,作品来自常见于监狱体系的标准建筑结构:被六个摄影机不断监看下的九平方米拘禁空间,指涉由实体 空间及监看机制共构而成的监禁维度。郑淑丽将台湾馆场域转变为高科技监控系统,重新思考通讯及监视科技如何影 响当代社会中身分的形塑。以十位历史上及当代由于性别、性取向或种族因素而遭受监禁的个体为灵感,包含贾科莫. 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等,《3x3x6》探询不同时代下视觉及法治霸权建构、及合理化关于性与性别成规的方式;更进一步,探讨在大数据、脸部 辨识等各式应用于监管控制的科技渐趋严密的现下,所形成非实体囚禁却更显全面笼罩的监禁型态,透过邀请观者参与 的即时互动界面,为曾是监狱的展场现址带来使其历史停格失灵的扰动。

2019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郑淑丽(邸特绿拍摄)

2019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视频片段©郑淑丽(邸特绿

2019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现场手机随拍视频,视频时长:52秒©郑淑丽(邸特绿


郑淑丽:性欢愉,就是我的抵抗策略

文/王晓玟


冷调庞克、烟燻眼线,网路装置与电影艺术家郑淑丽一身黑衣,在台北伊通公园(ITPARK)这家当代艺廊的厨房端出自己刚刚煮好的炒米粉、皮蛋豆腐、咸蛋苦瓜,斜靠著吧檯,和难得一聚的台湾朋友们喝酒闲聊。


她是今年(2019)代表台湾参加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她的新作品《3X3X6》以酷儿庞克科幻的大胆风格,企图夺回数位时代全面监控下,自由的灵魂与自主的身体。她的灵感,来自当今监禁性罪犯监狱体系的标准建筑结构——每个标准牢房有3x3平方公尺,没有窗户,被6个摄影机每天24小时监控。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是台湾艺术界盛事。每一次,都是台湾对于当代艺术发展现况的回应,也是全球对于台湾艺术能量的权衡。

Shu Lea Cheang, 3X3X6, mixed media installation c Shu Lea Cheang.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Taiwan in Venice 2019 鄭淑麗,3x3x6,複合媒材裝置 ©鄭淑麗


「郑淑丽是全球网路艺术的先驱,她有非常完整的国际经验与丰沛的创作网络,她也是台湾馆推举单一艺术家参展以来的第一位女性艺术家,」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林平说。


她或许也是最不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65岁的郑淑丽,没有艺廊、没有工作室,不隶属于任何组织。40年的创作生涯,她通常都和合作的艺术家们约在巴黎、东京、纽约的咖啡馆见面,或者在自家厨房边做菜边讨论,又或者在网路上集体协作。随著目前手上的创作计画,居无定所,广交朋友。她自称是数位游牧者(digital nomad)。


「我很会做饭,就是靠做饭骗人!我还有一个本事,随便一张沙发我都能睡」郑淑丽笑著说。


她谦称自己是误打误撞走上了艺术这条路。


她是个没有经过画廊,就直接进入美术馆的艺术家。


「我没有时间搞画廊耶,我也不知道是画廊放弃我,还是我放弃画廊」她幽默地说。


她第一个装置作品《综艺洗衣机》(Color Schemes),3台洗衣机内装3个电视,投币式运作让电视机转动,1990年就被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相中收藏。


作品的起心动念,只是郑淑丽觉得洗衣服很烦。


她总是弄得一团糟,洗完之后衣服颜色都混染了。当年住在纽约边缘东区的郑淑丽觉得,将「有色」与「白色」的衣物分开,在洗衣槽中浸泡、清洗、滚动、烘乾,这和种族文化被形塑的过程十分类似。在这个她自称「前网路」的装置作品,她以「洗衣必须分类」,隐喻美国的种族隔离,以电视机播放的影像也像衣物一样必须被归类,来暗示大众媒体其实日复一日不断在深化种族歧视。


虽是在台湾出生、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毕业,但满足她对身分认同的探讨、性向的探索、艺术的追求,却是纽约。


酷儿X科技,两个宇宙的相撞

在1980年代的纽约,似乎每一个人都在街头抗议、呐喊。约翰.蓝侬(John Lennon)在自己的公寓被歌迷枪杀,女人出门要带防狼喷雾,地铁车厢满是涂鸦,整个城市躁动不安,富人、穷人都生活在这座躁动危险、却也平等自由的城市。


那时候刚从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毕业的郑淑丽,短暂当过色情电影的录音师,加入了美国刚开放的公共频道上新实验性电视节目《纸老虎电视台》。当时,《纸老虎电视台》的目的,就是要在主流媒体之外提供独立的观点。郑淑丽提著刚风行的手提录影机,开始记录街头,写个大字报、画个图就是题目,结尾时列出录製这个节目只花200块美元。郑淑丽不只跟上了电视製作产业技术革新,同时又著迷于刚刚萌芽的网路各式运动,如DIY、共创(Do It With Others,DIWO)、开放原始码(Open Source)、骇客入侵(Hacking)等等。郑淑丽等于一出社会,就一头栽入了正兴起的网际网络。


性,也同时是她的终极关怀。在1981年AIDS爆发以前,夜店鼎盛,同性恋在纽约是品味和创意的先驱。疫情爆发之后,转眼间,身材俊美、从事高薪工作的同性恋,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存在。由于那时传染原因尚不清楚,人们再不愿和感染了病毒的人亲吻,两种性取向之间筑起高牆。郑淑丽有很多好朋友,在还未有疗法之前死于爱滋病毒(HIV)。


「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件事对我而言没有真正过去过,我感觉自己也像是病毒带原者(I feel like I'm carrying this virus)」她曾对外国媒体如此自剖。

从此,她的创作在情色欲望、多元种族、网路监控、媒体批判中,交织出充满科幻末日感的影像艺术。


「我第一次在纽约看她的作品就很惊豔,淑丽让两个宇宙(酷儿和科技)相撞了!」郑淑丽的多年好友、也是此次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策展人的保罗.普雷西亚多 (Paul B. Preciado) 形容,当他20岁在纽约念哲学和性别理论时,第一次看到郑淑丽的酷儿实验电影时的感觉,彷彿一个新世界诞生。


「就像1920年代的包浩斯(Bauhaus),重新定义了工业设计,创造现代主义的新美学;淑丽的作品,是数位时代的新前卫主义,她所缔造出的数位科技美学符码,这个时代才刚要开始风起云涌。


她十分自觉地不断从既定的种族分类、性别认同、政治正确中挣脱。


科技到底是带来解放,还是消灭自我?

这次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展出作品,郑淑丽运用程式重新计算编码,显示一种新的数位图像。(摄影/蔡耀徵)


对郑淑丽而言,解放不是在追求自由这条道路的终点,解放就是这条道路本身。


「我不太爱讲自由(freedom),自由好像必须仰赖外在一个机构来给你什么样的、多少程度的自由。我喜欢说解放(liberation),源自自己内在的觉醒,高度自觉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受到那些限制、怎么去摆脱这些限制」她说。


例如XXXXXXXXXXXXXXXXX。


那时刚刚拍完《末代皇帝》的陈凯歌,将日本人留给他的小型Hi-8摄影机送给郑淑丽。XXXXXXXXXXXXXXXXX。


XXXX,郑淑丽刚好接到姊姊从台湾打来的电话,告知母亲过世。当时,从XX出发的客机都受到严密监管,她好不容易搭上了美军运载公民出境的军机,在东京降落。尚未在东京出关,她看到停机坪上另一班飞机要飞台湾,她也不管有没有票,二话不说立刻上了飞机。



当年,她交出《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 Live from Tiananmen Square》这件影像装置作品,在美国电影学会 (American Film Institute)展出。其中,有她自己拍的影像,学生大字报散落地上,有美国《CNN》、XXXXXX的报导,也有来自台湾的新闻报导片段,以装置形式呈现对比。这件作品试图要观者思考谁拥有媒体、谁有权力写下历史。


「美方的新闻叙事,其中包含巨大的商业利益。而台湾这边,太浪漫化、英雄化、戏剧化学生运动,来贩卖反共的价值主张,」她曾解释,「你看到的媒体报导,到底是谁的观点?」


早在网路普遍流行之前,她就拍出剧情长片《鲜杀》(Fresh Kill)。这部在1994年柏林影展首映的片中,她创造了「网路恐慌症」这个字彙,用来描述由网路骇客、公众广播,和一个假想泛非洲(pan-Africa)、技术高超的反抗网络所创造的「敌托邦」(dystopia)媒体景观。她质疑当时许多科技、电信公司的宣言:网路空间没有种族、没有性别、没有年龄。


「在拍摄《鲜杀》时,我已经体认到有一整个全球网络,这个网路也会受到骇客侵袭。这部片首映完,我觉得自己就完全沉浸到网路空间,也就是在1994年年底,我宣布说我要迁徙到网路空间。到了《布兰登》(Brandon)这个作品,就总结了我对网路的看法,我就进入了后网路时代(post-Internet crash)」郑淑丽说。


在1998年纽约古根汉美术馆委託製作的视觉叙事作品《布兰登》,郑淑丽以一位跨性别者被人强暴谋杀的真实案件为创作基础,展开为期一年的网路叙事连载,开放在网路上供大众互动、介入,反思隐含在此案件中的性别政治。


从她的成名作《布兰登》可以看出,郑淑丽作品的前卫性,并不限于主题,而在于她总是能撷取每个时代最新出现的影像科技做为媒介,确立了自己作为媒介运动者(medium activist)的创作主轴:科技到底是带来解放,还是消灭自我?


身体,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

郑淑丽(右)与共同策展人保罗.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进行讨论。(摄影/蔡耀徵)


其实,在郑淑丽40年的创作生涯中,从录像技术、网路科技到这次《3X3X6》作品使用到的数位监控系统,身体,一直是权力的焦点与反抗的起点。


理解这一切,并不容易。


她还记得,2000年在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首映的《I.K.U.》,放映到一半就有观众离席。


片中,生活在2030年的女主角生化特务Reiko,透过提供性服务蒐集性高潮数据,製作可从贩卖机取得的高潮晶片(chip),只要将晶片插入行动装置,使用者就能轻易获得高潮。郑淑丽特意让电影中的性交画面採取「阴道观点」 ,以动画画面呈现,从阴道内大胆裸露生殖器,一反传统异性恋霸权下色情电影的性别形象。


「你不是女性主义者?怎么可以做色情片?」影片一放映完,有巴黎记者问。


「你不是女同志吗?在你的电影裡怎么可以有这么多阴茎出现?」另外一位记者追问。


「很幸运地,我又不把自己当女同志!我提倡一个性别流动的概念,我很开心地说,嘿,我做了一部科幻色情片!」郑淑丽用自己的酷儿幽默消遣情色俗套。


「就观念上而言,身体就是我们最后的资产,身体就是最后那一道战线,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她解释。


对花了8年做变性手术、郑淑丽的共同策展人普雷西亚来说,郑淑丽的作品深具革命性。


「她像是一个数位画家,在作品上加上一层又一层的新技术,最终目的是要让你看到,原来,关于性别和身体的想像都是这样被製造出来」普雷西亚兴奋地说,她的作品去殖民化、去父权化,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例如,这次参展的《3x3x6》作品,其灵感来自监禁性罪犯监狱体系的标准建筑结构。郑淑丽和团队製作出一个监视塔,其实也是投射塔,投影出10段关于10个性犯罪者的短片,把威尼斯普里奇欧尼宫(Prigioni Palace),转化成跨越历史与虚构、记忆与想像的场域,邀请参观者一起反思性的主体性(sexual subjectivity),从18世纪以来,如何透过不同的监禁和控制技术被製造出来。


比方说,在10支影片中,针对10个从16世纪至今的性犯罪者真实案例,再加上虚构的情节,让他们在不同的影片中遇见。


有一部影片呈现18世纪法国情色哲学作家萨德(Marquis de Sade),在狱中,奋力不懈把《索多玛一百二十天》(120 Days of Sodom)偷偷写在太太送来的细长卷纸,再把这12公尺长的纸捲捲起来,悄悄藏在他在狱中用于肛交的木製假阴茎中。法国大革命巴士底监狱被洗劫后,萨德以为丢失的手稿,原来一直藏在监狱的牆裡,完好无损。这本著作终于在1904年被出版,现在已被法国政府列为国宝。


「有什么比在监狱中谈性更具反抗性呢?」郑淑丽说。


在另外一部4K影片的虚拟剧情中,萨德遇到了MW(化名)。MW杀死了他在网路食人主题论坛认识的男子后,被判终身监禁。被杀的男子事前签过协议,同意被吃。郑淑丽强调了网路技术在这种性关係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并把MW同意被吃的性伴侣转化成了一台电脑,把杀人和吃人转化成了分解和电子消化的过程。


「真实案例中,他也同意被吃掉。民主就是契约论,这两个人也是彼此签了一个契约却仍然被定罪,那这不就显现出我们现在民主契约主义的局限?我想,性欢愉,就是面对当今无所不在的监控与规范化社会的一种抵抗」郑淑丽直言。


她的影像艺术像是骇客

郑淑丽(中)与台湾製作团队测试展出装置。(摄影/蔡耀徵)


和郑淑丽一起工作的台湾团队们,提早经历一场思想震撼。


Dimension Plus总监蔡宏贤(Escher)担任这次作品《3X3X6》的製作总监,他记得,有一次他人在国外,郑淑丽打电话给他。


「Escher,我刚刚看到新闻,有一位中东女人因为跳舞上传影片到IG(Instagram)就被关起来,这个很重要,我要放到投影的内容裡」她对蔡宏贤斩钉截铁地说。


在《理解媒介》中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形容媒介所载的「内容」,像是盗贼带著的一块鲜肉,用来引开人们思想的看门狗。


当观看的人们通过媒介,比方说电视、社群网站或是Instagram取得内容时,往往只注意显而易见的内容,却在过程错失了一些微妙的、经过长时间而引发的结构性变化。等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规范和做事方式因为媒介而改变,观看者才知悉这些媒介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郑淑丽深知媒介决定了内容被观看和吸收的方式。在思索中东女人跳舞放到Instagram被判刑一事之后,她临时决定要在作品中加入app,鼓励大家跳舞上传影片。


「这就是《3X3X6》的精采之处,用监控来反监控,因为有人跳舞上传Instagram就入狱服刑,这作品就邀请大家上传跳舞影片」普雷西亚说。


冷战的年代,当电视机进入每一个家庭的客厅,麦克鲁汉说,我们就是我们的观看之物。数位科技的时代,人人都是网民和监视者,郑淑丽说,我们就是我们使用的科技。


「今天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不再只是具体的监狱,而是一个数位监狱。我们任何动作,任何表情都变成一串数据,整个社会走向数据控制」郑淑丽说。


每一个世代,都在找寻解放。


当我们生活在无孔不入、无所不窥的数位时代,每个人都有一串帐号、数据代表身分与性别认同,郑淑丽的影像艺术就像是一个骇客,带领观者一起逃脱全面监控的霸权系统。

郑淑丽(1954–)成长于台湾,在西方建构其独特的艺术观念,致力于创造当代有关身体、欲望、心理状态、科技议题的跨文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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