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绘画艺术坏蛋店  邸特绿

Shu Lea Cheang, 3X3X6, mixed media installation c Shu Lea Cheang.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Taiwan in Venice 2019 郑淑丽，3x3x6，複合媒材装置 ©郑淑丽

我们在威尼斯看了台湾馆郑淑丽作品《3x3x6》，作品来自常见于监狱体系的标准建筑结构：被六个摄影机不断监看下的九平方米拘禁空间，指涉由实体 空间及监看机制共构而成的监禁维度。郑淑丽将台湾馆场域转变为高科技监控系统，重新思考通讯及监视科技如何影 响当代社会中身分的形塑。以十位历史上及当代由于性别、性取向或种族因素而遭受监禁的个体为灵感，包含贾科莫． 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等，《3x3x6》探询不同时代下视觉及法治霸权建构、及合理化关于性与性别成规的方式；更进一步，探讨在大数据、脸部 辨识等各式应用于监管控制的科技渐趋严密的现下，所形成非实体囚禁却更显全面笼罩的监禁型态，透过邀请观者参与 的即时互动界面，为曾是监狱的展场现址带来使其历史停格失灵的扰动。

2019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郑淑丽（邸特绿拍摄）

2019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视频片段©郑淑丽（邸特绿拍摄）

2019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现场手机随拍视频，视频时长：52秒©郑淑丽（邸特绿拍摄）

郑淑丽：性欢愉，就是我的抵抗策略

文／王晓玟

冷调庞克、烟燻眼线，网路装置与电影艺术家郑淑丽一身黑衣，在台北伊通公园（ITPARK）这家当代艺廊的厨房端出自己刚刚煮好的炒米粉、皮蛋豆腐、咸蛋苦瓜，斜靠著吧檯，和难得一聚的台湾朋友们喝酒闲聊。

她是今年（2019）代表台湾参加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她的新作品《3X3X6》以酷儿庞克科幻的大胆风格，企图夺回数位时代全面监控下，自由的灵魂与自主的身体。她的灵感，来自当今监禁性罪犯监狱体系的标准建筑结构——每个标准牢房有3x3平方公尺，没有窗户，被6个摄影机每天24小时监控。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是台湾艺术界盛事。每一次，都是台湾对于当代艺术发展现况的回应，也是全球对于台湾艺术能量的权衡。

Shu Lea Cheang, 3X3X6, mixed media installation c Shu Lea Cheang.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Taiwan in Venice 2019 鄭淑麗，3x3x6，複合媒材裝置 ©鄭淑麗

「郑淑丽是全球网路艺术的先驱，她有非常完整的国际经验与丰沛的创作网络，她也是台湾馆推举单一艺术家参展以来的第一位女性艺术家，」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林平说。

她或许也是最不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65岁的郑淑丽，没有艺廊、没有工作室，不隶属于任何组织。40年的创作生涯，她通常都和合作的艺术家们约在巴黎、东京、纽约的咖啡馆见面，或者在自家厨房边做菜边讨论，又或者在网路上集体协作。随著目前手上的创作计画，居无定所，广交朋友。她自称是数位游牧者（digital nomad）。

「我很会做饭，就是靠做饭骗人！我还有一个本事，随便一张沙发我都能睡」郑淑丽笑著说。

她谦称自己是误打误撞走上了艺术这条路。

她是个没有经过画廊，就直接进入美术馆的艺术家。

「我没有时间搞画廊耶，我也不知道是画廊放弃我，还是我放弃画廊」她幽默地说。

她第一个装置作品《综艺洗衣机》（Color Schemes），3台洗衣机内装3个电视，投币式运作让电视机转动，1990年就被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相中收藏。

作品的起心动念，只是郑淑丽觉得洗衣服很烦。

她总是弄得一团糟，洗完之后衣服颜色都混染了。当年住在纽约边缘东区的郑淑丽觉得，将「有色」与「白色」的衣物分开，在洗衣槽中浸泡、清洗、滚动、烘乾，这和种族文化被形塑的过程十分类似。在这个她自称「前网路」的装置作品，她以「洗衣必须分类」，隐喻美国的种族隔离，以电视机播放的影像也像衣物一样必须被归类，来暗示大众媒体其实日复一日不断在深化种族歧视。

虽是在台湾出生、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毕业，但满足她对身分认同的探讨、性向的探索、艺术的追求，却是纽约。

酷儿X科技，两个宇宙的相撞

在1980年代的纽约，似乎每一个人都在街头抗议、呐喊。约翰．蓝侬（John Lennon）在自己的公寓被歌迷枪杀，女人出门要带防狼喷雾，地铁车厢满是涂鸦，整个城市躁动不安，富人、穷人都生活在这座躁动危险、却也平等自由的城市。

那时候刚从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毕业的郑淑丽，短暂当过色情电影的录音师，加入了美国刚开放的公共频道上新实验性电视节目《纸老虎电视台》。当时，《纸老虎电视台》的目的，就是要在主流媒体之外提供独立的观点。郑淑丽提著刚风行的手提录影机，开始记录街头，写个大字报、画个图就是题目，结尾时列出录製这个节目只花200块美元。郑淑丽不只跟上了电视製作产业技术革新，同时又著迷于刚刚萌芽的网路各式运动，如DIY、共创（Do It With Others，DIWO）、开放原始码（Open Source）、骇客入侵（Hacking）等等。郑淑丽等于一出社会，就一头栽入了正兴起的网际网络。

性，也同时是她的终极关怀。在1981年AIDS爆发以前，夜店鼎盛，同性恋在纽约是品味和创意的先驱。疫情爆发之后，转眼间，身材俊美、从事高薪工作的同性恋，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存在。由于那时传染原因尚不清楚，人们再不愿和感染了病毒的人亲吻，两种性取向之间筑起高牆。郑淑丽有很多好朋友，在还未有疗法之前死于爱滋病毒（HIV）。

「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件事对我而言没有真正过去过，我感觉自己也像是病毒带原者（I feel like I'm carrying this virus）」她曾对外国媒体如此自剖。

从此，她的创作在情色欲望、多元种族、网路监控、媒体批判中，交织出充满科幻末日感的影像艺术。

「我第一次在纽约看她的作品就很惊豔，淑丽让两个宇宙（酷儿和科技）相撞了！」郑淑丽的多年好友、也是此次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策展人的保罗．普雷西亚多 （Paul B. Preciado） 形容，当他20岁在纽约念哲学和性别理论时，第一次看到郑淑丽的酷儿实验电影时的感觉，彷彿一个新世界诞生。

「就像1920年代的包浩斯（Bauhaus），重新定义了工业设计，创造现代主义的新美学；淑丽的作品，是数位时代的新前卫主义，她所缔造出的数位科技美学符码，这个时代才刚要开始风起云涌。」

她十分自觉地不断从既定的种族分类、性别认同、政治正确中挣脱。

科技到底是带来解放，还是消灭自我？

这次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展出作品，郑淑丽运用程式重新计算编码，显示一种新的数位图像。（摄影／蔡耀徵）

对郑淑丽而言，解放不是在追求自由这条道路的终点，解放就是这条道路本身。

「我不太爱讲自由（freedom），自由好像必须仰赖外在一个机构来给你什么样的、多少程度的自由。我喜欢说解放（liberation），源自自己内在的觉醒，高度自觉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受到那些限制、怎么去摆脱这些限制」她说。

例如XXXXXXXXXXXXXXXXX。

那时刚刚拍完《末代皇帝》的陈凯歌，将日本人留给他的小型Hi-8摄影机送给郑淑丽。XXXXXXXXXXXXXXXXX。

XXXX，郑淑丽刚好接到姊姊从台湾打来的电话，告知母亲过世。当时，从XX出发的客机都受到严密监管，她好不容易搭上了美军运载公民出境的军机，在东京降落。尚未在东京出关，她看到停机坪上另一班飞机要飞台湾，她也不管有没有票，二话不说立刻上了飞机。

当年，她交出《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 Live from Tiananmen Square》这件影像装置作品，在美国电影学会 （American Film Institute）展出。其中，有她自己拍的影像，学生大字报散落地上，有美国《CNN》、XXXXXX的报导，也有来自台湾的新闻报导片段，以装置形式呈现对比。这件作品试图要观者思考谁拥有媒体、谁有权力写下历史。

「美方的新闻叙事，其中包含巨大的商业利益。而台湾这边，太浪漫化、英雄化、戏剧化学生运动，来贩卖反共的价值主张，」她曾解释，「你看到的媒体报导，到底是谁的观点？」

早在网路普遍流行之前，她就拍出剧情长片《鲜杀》（Fresh Kill）。这部在1994年柏林影展首映的片中，她创造了「网路恐慌症」这个字彙，用来描述由网路骇客、公众广播，和一个假想泛非洲（pan-Africa）、技术高超的反抗网络所创造的「敌托邦」（dystopia）媒体景观。她质疑当时许多科技、电信公司的宣言：网路空间没有种族、没有性别、没有年龄。

「在拍摄《鲜杀》时，我已经体认到有一整个全球网络，这个网路也会受到骇客侵袭。这部片首映完，我觉得自己就完全沉浸到网路空间，也就是在1994年年底，我宣布说我要迁徙到网路空间。到了《布兰登》（Brandon）这个作品，就总结了我对网路的看法，我就进入了后网路时代（post-Internet crash）」郑淑丽说。

在1998年纽约古根汉美术馆委託製作的视觉叙事作品《布兰登》，郑淑丽以一位跨性别者被人强暴谋杀的真实案件为创作基础，展开为期一年的网路叙事连载，开放在网路上供大众互动、介入，反思隐含在此案件中的性别政治。

从她的成名作《布兰登》可以看出，郑淑丽作品的前卫性，并不限于主题，而在于她总是能撷取每个时代最新出现的影像科技做为媒介，确立了自己作为媒介运动者（medium activist）的创作主轴：科技到底是带来解放，还是消灭自我？

身体，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

郑淑丽（右）与共同策展人保罗．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进行讨论。（摄影／蔡耀徵）

其实，在郑淑丽40年的创作生涯中，从录像技术、网路科技到这次《3X3X6》作品使用到的数位监控系统，身体，一直是权力的焦点与反抗的起点。

理解这一切，并不容易。

她还记得，2000年在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首映的《I.K.U.》，放映到一半就有观众离席。

片中，生活在2030年的女主角生化特务Reiko，透过提供性服务蒐集性高潮数据，製作可从贩卖机取得的高潮晶片（chip），只要将晶片插入行动装置，使用者就能轻易获得高潮。郑淑丽特意让电影中的性交画面採取「阴道观点」 ，以动画画面呈现，从阴道内大胆裸露生殖器，一反传统异性恋霸权下色情电影的性别形象。

「你不是女性主义者？怎么可以做色情片？」影片一放映完，有巴黎记者问。

「你不是女同志吗？在你的电影裡怎么可以有这么多阴茎出现？」另外一位记者追问。

「很幸运地，我又不把自己当女同志！我提倡一个性别流动的概念，我很开心地说，嘿，我做了一部科幻色情片！」郑淑丽用自己的酷儿幽默消遣情色俗套。

「就观念上而言，身体就是我们最后的资产，身体就是最后那一道战线，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她解释。

对花了8年做变性手术、郑淑丽的共同策展人普雷西亚来说，郑淑丽的作品深具革命性。

「她像是一个数位画家，在作品上加上一层又一层的新技术，最终目的是要让你看到，原来，关于性别和身体的想像都是这样被製造出来」普雷西亚兴奋地说，她的作品去殖民化、去父权化，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例如，这次参展的《3x3x6》作品，其灵感来自监禁性罪犯监狱体系的标准建筑结构。郑淑丽和团队製作出一个监视塔，其实也是投射塔，投影出10段关于10个性犯罪者的短片，把威尼斯普里奇欧尼宫（Prigioni Palace），转化成跨越历史与虚构、记忆与想像的场域，邀请参观者一起反思性的主体性（sexual subjectivity），从18世纪以来，如何透过不同的监禁和控制技术被製造出来。

比方说，在10支影片中，针对10个从16世纪至今的性犯罪者真实案例，再加上虚构的情节，让他们在不同的影片中遇见。

有一部影片呈现18世纪法国情色哲学作家萨德（Marquis de Sade），在狱中，奋力不懈把《索多玛一百二十天》（120 Days of Sodom）偷偷写在太太送来的细长卷纸，再把这12公尺长的纸捲捲起来，悄悄藏在他在狱中用于肛交的木製假阴茎中。法国大革命巴士底监狱被洗劫后，萨德以为丢失的手稿，原来一直藏在监狱的牆裡，完好无损。这本著作终于在1904年被出版，现在已被法国政府列为国宝。

「有什么比在监狱中谈性更具反抗性呢？」郑淑丽说。

在另外一部4K影片的虚拟剧情中，萨德遇到了MW（化名）。MW杀死了他在网路食人主题论坛认识的男子后，被判终身监禁。被杀的男子事前签过协议，同意被吃。郑淑丽强调了网路技术在这种性关係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并把MW同意被吃的性伴侣转化成了一台电脑，把杀人和吃人转化成了分解和电子消化的过程。

「真实案例中，他也同意被吃掉。民主就是契约论，这两个人也是彼此签了一个契约却仍然被定罪，那这不就显现出我们现在民主契约主义的局限？我想，性欢愉，就是面对当今无所不在的监控与规范化社会的一种抵抗」郑淑丽直言。

她的影像艺术像是骇客

郑淑丽（中）与台湾製作团队测试展出装置。（摄影／蔡耀徵）

和郑淑丽一起工作的台湾团队们，提早经历一场思想震撼。

Dimension Plus总监蔡宏贤（Escher）担任这次作品《3X3X6》的製作总监，他记得，有一次他人在国外，郑淑丽打电话给他。

「Escher，我刚刚看到新闻，有一位中东女人因为跳舞上传影片到IG（Instagram）就被关起来，这个很重要，我要放到投影的内容裡」她对蔡宏贤斩钉截铁地说。

在《理解媒介》中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形容媒介所载的「内容」，像是盗贼带著的一块鲜肉，用来引开人们思想的看门狗。

当观看的人们通过媒介，比方说电视、社群网站或是Instagram取得内容时，往往只注意显而易见的内容，却在过程错失了一些微妙的、经过长时间而引发的结构性变化。等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规范和做事方式因为媒介而改变，观看者才知悉这些媒介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郑淑丽深知媒介决定了内容被观看和吸收的方式。在思索中东女人跳舞放到Instagram被判刑一事之后，她临时决定要在作品中加入app，鼓励大家跳舞上传影片。

「这就是《3X3X6》的精采之处，用监控来反监控，因为有人跳舞上传Instagram就入狱服刑，这作品就邀请大家上传跳舞影片」普雷西亚说。

冷战的年代，当电视机进入每一个家庭的客厅，麦克鲁汉说，我们就是我们的观看之物。数位科技的时代，人人都是网民和监视者，郑淑丽说，我们就是我们使用的科技。

「今天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不再只是具体的监狱，而是一个数位监狱。我们任何动作，任何表情都变成一串数据，整个社会走向数据控制」郑淑丽说。

每一个世代，都在找寻解放。

当我们生活在无孔不入、无所不窥的数位时代，每个人都有一串帐号、数据代表身分与性别认同，郑淑丽的影像艺术就像是一个骇客，带领观者一起逃脱全面监控的霸权系统。

郑淑丽（1954–）成长于台湾，在西方建构其独特的艺术观念，致力于创造当代有关身体、欲望、心理状态、科技议题的跨文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