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脏钱捐赠”与问题董事,缺钱的博物馆能找到出路吗?
发起人:不举手不发言  回复数:0   浏览数:125   最后更新:2019/07/25 15:40:47 by 不举手不发言
[楼主] 不举手不发言 2019-07-25 15:40:47

来源:artnet


2011年,Amy Scaife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的Duveen展厅进行抗议表演。图片:courtesy Liberate Tate


当艺术机构回顾今年的进程之时,他们或许会发现在美术馆和金钱关系的历史进程中,2019年可以被视作一个转折点。过去9个月内,几家重要的艺术博物馆,或更准确地说资助及运行这些博物馆的人,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今春早些时候,示威者连续九个星期,都选择在周五聚集于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博物馆董事会副主席兼Safariland公司首席执行官沃伦·坎德斯(Warren Kanders)辞职,原因是被用于驱赶美墨边境移民的催泪瓦斯正是由坎德斯的国防设备制造公司出售。而上个月在伦敦,《卫报》报道称蛇形画廊总监Yana Peel与一家被指控监视记者和社会激进人士的网络安全公司有所联系,尽管Peel本人对此仍有异议但还是在报道登出后提出了辞职。此外,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旧金山代艺术博物馆(SFMOMA)和其他艺术机构的董事会成员,也受到了有关他们投资方面的批评,质疑其道德规范。

由于目前并没有什么相关行业规范来指导他们应对新时代的变化,董事会成员和员工似乎都显得手忙脚乱。从什么时候起,金钱已经变得肮脏到不能接受了?如果已经接受了该怎么办?当时的资金来源是否具有争议,到底有多重要?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烂摊子?

博物馆领域的一些人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方法。这些率先发声的人表示,答案就是是将博物馆的内部结构进行重新排兵布阵,在削弱董事会成员权力的同时,增加其他相关利益群体的权力。但对于两边阵营而言,这样的提议可能既无法完全取悦争论的一方,而且对于另一方而言又过于深刻。同时,它或许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是,从这些认真严肃的讨论可以看出,这些批评是如何深深撼动了美术馆的基石,对美术馆的结构问题发出了严峻的质疑。


问题所在

事实上,董事会成员受到审视和质疑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早在1969年,一个当时新组成的艺术团体“游击艺术行动组(Guerrilla Art Action Group) ”在衣服底下藏着一包包牛血潜入了MoMA的大厅,然后互相扭打在一起直到血袋爆裂,让每个成员身上都被覆盖了鲜血。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意识到时任MoMA董事会成员的Nelson Rockefeller与为越南战争提供武器的制造商之间的联系。(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但现在不同于50年前,这样的信息和图像可以通过轻轻点击一下屏幕就传播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因此,这样的事实就更难以让人忽视。

Hans Haacke, 《MoMA Poll》(1970)。图片:Courtesy of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更多的曝光只是进一步突显了一直以来存在于博物馆核心部分的问题,即在现今的模式中,博物馆董事会充当了两个角色。首先,他们是机构的首要管理主体。第二,他们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美术馆资助来源。(董事会成员必须每年向所在机构捐赠至少六位数的金额才能保留其在董事会的位置;随着政府和企业资助日渐减少,来自董事会成员的捐赠对于机构而言就变得愈发关键。)

换言之,董事会成员既是华尔街人士(即出钱的人)又是监管者,他们既有管理机构的任务,也要同时监督他们自己对美术馆的管理。“这两种压力其实是互相冲突的,”AEA咨询公司的CEO Adrian Ellis表示。“这是目前美术馆模式核心的困境。

根据Andrea Fraser 2016年的书《Museums, Money and Politics》而来的Superpak明信片,由Artists4Democracy制作

解决方法?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艺术家Andrea Fraser出版了《2016: 博物馆、金钱和政治》(2016: in Museums, Money, and Politics)一书,其中对全国博物馆董事会成员的赞助捐赠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对于这一项目,她写道“是源自我自己的一种恐惧,因为我发现有这么多激进右翼政治人士的支持者正是我所合作的艺术机构的董事会成员,而那些政客们所提倡的政策也直接威胁到了这些机构的使命。”

而在对博物馆董事会有了一个新的、更明确的关注后,Fraser现在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何不把管理和资金两者分开?

在Fraser看来,并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一定要让那些出钱资助的人成机构管理者。她想象的场景是董事会成员们不再需要捐献一定数额的金钱。由此,这样一个核心群体可以由更多部门的代表组成,包括来自博物馆员工、社区成员、艺术家等。这些人也可以列席董事会或在一个监管委员会内,承担监督董事会决策的任务,并推动他们面对一些紧要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机构改革的畅想,本质上来看就是希望将机构的管理变得民主化,”她说道。“这比起完全改变博物馆的财政基础要来得更为实际。”

她表示,这样一种转变还将让博物馆和其他行业领域看齐,像是医药、科学、社会服务、教育等,这些领域内的董事会都是根据成员的专业程度、学识和他们进一步实现机构愿景的能力而选出的。她提到:“艺术行业里,财富似乎凌驾于一切其他标准之上,有着绝对优先权。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很多博物馆馆长或建筑师的聘用都是因为董事会成员缺乏足够多各种背景成员而导致的结果。

摄影师南·戈尔丁(Nan Goldin)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她此前领导了反对Sackler家族对博物馆捐赠的行动,原因在于后者与鸦片类药物的联系。同样,艺术家Hito Steyerl正在一起协作,撰写他们给博物馆董事会的道德指导准则。

具体行动

一些博物馆采纳了这种更具代表性的模式,而Fraser本人也在洛杉矶哈默博物馆的艺术家委员会任职。许多机构已经在其董事会中加入了艺术家和社群组织的代表,而他们其中一些人不需要像其他董事会成员那样作出相同的资金贡献。大型机构通常设有管理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展委员会和其他负责处理潜在冲突和评估新捐赠的团体。

但通常情况下,艺术家和社群代表的人数只在董事会和其他下属委员会中占少数部分,因此他们的影响力也仅限于发出一些警告。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董事会都没有移除董事会成员的机制。在现行制度下,博物馆要移除某位董事会成员,都要经历书面报告、投票、董事会成员自己通过的过程。

来自Rise and Resist的社会活动人士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外的Koch广场呼吁采取大规模的全球响应和紧急行动,以结束我们的气候紧急情况。图片:Photo by Erik McGregor/PacificPres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如何与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分享我们的权力,这是最困难的部分,”沃克艺术中心总监(Walker Art Center)Mary Ceruti说。“通过努力将选举人纳入机构管理部门,它确实需要人们放弃一些东西。”

至于如果董事会成员不再需要进行一定数额的捐赠,机构的资金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现在还未有明确的答案。人们之所以愿意捐钱给博物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领导一家艺术机构将为他们树立文化方面的威望和影响力。试想一下,有多少有钱人会满足于向博物馆捐赠了数百万美元后,就坐在后面看着一群艺术家和社群成员来决定怎么花这笔钱?

尽管如此,Ceruti表示她愿意重新考虑博物馆监管自己的方式,而且有影响力的人也可能会愿意这么考虑。“我想弄明白这一点,”她说。“我认为,如果我们对社群和机构如何得到更好的支持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愿景,同时又有现实的方式来认同和重视捐赠者的贡献,那么我想还是会有很多捐赠者乐于不承担监管的责任。


更多问题


但即使博物馆真的能够引入一层新的管理机制,并能够在不用光资金和减缓日常业务的情况下让博物馆的领导人承担起责任,这样的系统很有可能会产生自己的问题。

首先,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这个国家的许多巨大财富——包括建立弗里克收藏(Frick Collection)和摩根图书馆(Morgan Library)等机构的通过强盗式掠夺发财的大亨——都是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之上。回头看看美国那些伟大的慈善家们,“谁的手是完全干净的?达拉斯艺术博物馆和Dia艺术基金会董事会成员,藏家Howard Rachofsky问道。

纽约惠特尼美术馆门口,抗议者们要求坎德斯辞职。图片:Photo by AndrewLichtenstein/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如果博物馆真的要对每个捐赠者的投资进行抽丝剥茧的检查,有些人则会怀疑是否还有完全达标的候选人剩下?要求那些“没有权利的社群”把时间花在当地博物馆的治理上是否可行或甚至是明智的?而且,谁敢保证一个更多元化、更多代表参与的董事会就能作出比现在更统一、更少争议的决策?最后,将博物馆管理与财务分开是否真的回应了那些抗议者的要求,希望博物馆将自己与那些有争议的个人分割?

“如果你真的相信文化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你想为它提供资金支持,我认为我们不要指责这些资金的来源。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追溯至很久以前,总会发现很多事情即便是在无意的情况下都有不可告人的黑暗一面。”Rachofsky认为。“如果你对任何人都进行这样的指责,那么筹集资金和平衡预算是非常困难的。”

1989年,Corcoran画廊前的一场抗议中,出现了Robert Mapplethorpe的肖像。图片:Photo by Carol Guzy/The WashingtonPost via Getty Images

与此同时,有些人担心日益严格的监查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吓跑所谓的“干净”的捐助者。Yana Peel在离开蛇形画廊之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她提醒道:“如果这种类型的运动继续下去,艺术界的财富——这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至关重要—— 可能冒着私人支持日渐衰弱的危险。这将是每个人的巨大损失。”

Adrian Ellis也认为这种无论是来自机构内部还是外部的更为严格细致的审视,是对捐赠者品质的试金石,而且自然而然地会起到威慑作用。“如果人们在慈善界担任职务,需要面临对他们的财务状况、股权、获取财富的方式等进行详细审查,那么这样一个角色可能会越来越没有吸引力。无论是否有必要,这都应该是舒适的,不是一种审查形式。

人们抗议Mercer成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董事会成员。图片:Photo by Michael Brochstein/SOPA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未来道路何在?

有些人认为,如果私人资助的削弱意味着艺术机构不再需要用自己的声誉来换取那些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赚取利益的公司/个人的资助,那么这样的削弱是可接受的。

领导抗议Warren Kanders组织DecolonizeThis Place的成员之一Amin Husain表示:“现在似乎有这么一种看法,如果惠特尼无法得到钱而且不复存在,那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是更不幸的。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那份声明仅仅包括了那些会从中得利的人,但不包括我们自己。

抗议者占领了惠特尼大厅,要求坎德斯辞职。图片:Photo by Erik McGregor/PacificPres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但其他人坚持认为,即便让惠特尼消失或是把所有糟糕的人员都排除在外,也无法解决手头上的根本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触及到了社会的更深层。Fraser说:“这一根本问题是和系统有关,它让那些有钱人获得了一些领导和权威的威严感。

“这种权利的强化、那种奉承每天都在博物馆上演,”她继续道。“这就是我们每天的表现。它强化了一系列假设,而这些假设构成了我们社会全方面的基础:拥有财富就获得了监管和领导的权利。我认为,这从根本上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损害。”


文 | Julia Halperin

译 | El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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