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能否帮助我们在一个受利润统治的世界中找到自由?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303   最后更新:2019/07/24 16:52:57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19-07-24 16:52:57

来源:界面  MarkO’Connell


只有战胜资本主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以人类生命真正价值为核心的世界。

图片来源:Rebecca Hendin


现下这荒凉的历史节点上,若说有何值得一提,那便是我们应该如何管理社会——这个问题似乎再次粉墨登场了。一场气候灾难正在破土而出,规模大小未明。人工智能虎视眈眈,准备在大批工作岗位上取代人类。虽然互联网益处多多,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声势空前的认识危机。互联网使一批蛊惑人心的政客和保守派民粹主义者在国际上崛起。稳定的就业、可承受范围内的房租、终有一日可拥有私人房产的希冀,是当代欧美国家公民过着体面生活的构成要素,但这些要素正在像冰山一样迅速消融。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失败和不平等从未如此显而易见。生活在如今的人们似乎比历史上任一阶段的人都更应当关注以下问题:如何克服这种社会分工模式造就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改良?

《新政治家》特约撰稿人、第四频道新闻台前经济编辑保罗·梅森(Paul Mason)的《明朗光明的未来:人类的激进防御》(Clear Bright Future: A Radical Defence of the Human Being)和耶鲁大学比较文学和人文学教授马丁·黑格隆德(Martin Hägglund)的《今生:为何死亡让我们自由》(This Life: Why Mortality Makes Us Free)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探讨了这些问题。这两本新书均从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入手,即赞同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其限制了人的自由,而非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此外,两书都提出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构想(与社会民主主义有异),这些构想均源于对卡尔·马克思著作的深入、批判和生动理解。而在风格、节奏和基本的思维方式上,两书则各有千秋。

在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明朗光明的未来》快速成书,它带着掀起变革的目的而来。该书开头描述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一分钟内的场景。梅森当时身处华盛顿特区,他的头盔上绑着GoPro相机,记录下了当地骚乱高潮的场景,画面中是被砸碎玻璃的窗户和多辆遭到焚烧的SUV。他对此类场景及其背后起因再熟悉不过(2012年梅森曾出版一书,名为《它为何遍地皆是》[Why It’s Kicking Off Everywhere]),以此自我戏剧化的场景引入不免有些狼狈,但此开头带有一定战略意义。毕竟,骚乱既是对现实政治压迫的暴力回应,同样也是动荡民主活力的表现。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能量,而梅森想将其转化为一种可建设更为人性化的世界的力量。

此书副标题为“人类的激进防御”,恰到好处地明示了成书因由。梅森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当代资本主义如何异化人类,将之视为市场中的“理性参与者”、需要挖掘和监控的数据来源,或可用于剥削获利的劳动力。他在一篇幅较短但富有启发性的章节中提出“新自由主义自我”(neoliberal self)的说法。此章节描述了英国在过去40年左右的时间内是如何逐渐臣服于市场的:市场席卷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自来水的供应到我们的约会对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即使是非商业化的领域亦未能幸免。“如果你发明了一种资本主义形式,”他写道,“权力会集中在不负责任、配备技术武器、嗜好阶级对抗的精英阶层手上,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等绝大多数西方人以为永存的价值观很容易被摧毁。”

新自由主义本身有其独特的破坏性,但对梅森而言,它更具威胁性的方面在其机械性内核的发挥程度,即未来新自由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臣服于“市场”这一更高级别智慧,迫使我们将控制事物发展的权力让渡给机器。他认为,过去30余年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向宿命论大规模转变:市场知道的最多,所有政客不得不成为其仆人”。他坚称,对这种内核的臣服意味着“步入‘机器为上’这一价值观的大门”。

《明朗光明的未来》


梅森在书中还对人工智能发展负面影响引发的担忧进行了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安全专家史蒂夫·奥莫亨德罗(Steve Omohundro)和埃利泽·尤德考斯基(Elezier Yudkowsky)曾表示,将“社会化和人格化目的”纳入人工智能领域十分必要,以免人类遭遇“可能变成反社会者”的超人智能奴役的风险。梅森对此说法只作了表面理解,他似乎受到硅谷技术人员关于人工智能普遍存在的奇异想法的影响,那是一种准宗教式的信念,即人工智能要么会拯救我们,要么会毁灭我们。他认为,如果我们目的正确,编程时加入符合“人类价值观”的算法,人工智能便可通过消除阶级差异的方式成为“解放人类的工具”。梅森并未详细说明这如何实现,但值得一提的是,与人工智能领域关系最密切者往往会对此类关于技术变革可能性的论断持谨慎态度。

除探讨技术乌托邦主义带来的压力之外,该书的核心论点还包括,由于左派已全面摒弃人文主义思维,人类对机器入侵的防御变得愈加困难。梅森将此归咎于学术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他写道,“将相对主义变成一种世俗宗教,其第一要领为:没有什么是正确的。”

这观点未免令人沮丧。梅森对后现代主义的危害性提出了大量想法,但却没有对米歇尔·福柯和让·鲍德里亚等思想家作品中关于现代化的复杂批判进行任何真正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本质上为一规范性研究项目,而非旨在分析资本主义生活的描述性研究。这种观点与指责尼采说“上帝死了”相类,都是对媒介直接进行否定。事实上,尼采在此处受到了类似漠视:梅森把其描述为仅被另类右翼认可的格言家,将其地位大幅拉低。

《明朗光明的未来》篇幅达300页,其中涵盖许多领域,但它涉及奇广的代价则是失之深入。举个例子,书中提及,神经科学对大脑决策进行研究时,设计了一个实验,追踪大脑如何在指挥人体发起动作的数百毫秒前作出有意识的决定。这个实验本身很有趣,且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文化中宿命论的部分可相对照,但读者读后很有可能仍不明白扯上神经科学意义何在。另此书步调狂热,不拘一格降素材,但却对未来亟需解决的气候变化问题着墨甚少,显得较为异常。气候问题并非完全被忽视,但如需作出对比,梅森在书中讨论马克·雷文希尔1996年大热戏剧《购物与性交》的时间都比它多。

随着书中内容的深入,这一遗漏开始显得越来越奇怪,似乎未来的生态灾难过于黑暗和不可知,致使其无法被纳入梅森所言的“明朗光明的未来”。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便是梅森正悄悄将希望寄托在那种可消除阶级差异的人工智能算法上。

谈及马克思时,梅森才极富激情和说服力。他将马克思视为探讨人类自由的哲学家。民粹主义右翼仍然对马克思的思想感到恐惧,他写道,因为“撇下其威权倾向不谈,他的思想仍是激进抵抗的最重要来源”。

马丁·黑格隆德的《今生:为何死亡让我们自由》同样将马克思思想描绘成解放人类的哲学,但该书写作手法与梅森的《明朗光明的未来》有所不同。尽管此书遣词浅显易懂,间或言辞优美,但它无疑是一部哲学著作。梅森以短快的辩论片段见长,黑格隆德则带着学院派的行书节奏和目的论证其观点。黑格隆德此书风格较梅森作品更加谨慎和深思熟虑,但其在行文目的上也更为激进,希望能在大众价值观、经济和生活中产生变革性影响。

该书前半部分题为“世俗信仰”(Secular Faith),由一个反宗教的案例引入。乍一看这似乎有违直觉,毕竟黑格隆德主要研究政治,但事实上他想论证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是最重视人的生命和自由的,正是生命的有限性使生命具有意义。为令新无神论者在智识层面无法站得住脚,理性主义者曾就宗教作出“反证”。黑格隆德并未耽于此道,相反,他着墨了神与人类存在相关的讨论。

《今生》


为免讨论过于简单化,书中采取了这种逻辑:若一个人相信灵魂可以永生,那么其一定不会认为死亡是全然的损失。黑格隆德认为,宗教信仰将死亡视为救赎的手段或通往永恒之路的中途站,对此生必有终结这一事实漠然处之。只有当我们最终接受失去生命便是终点站时,我们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从生命处、所爱处、与他人共度有限时光的脆弱物质世界处获得、拥有过什么。

黑格隆德认为,无论一个人如何虔诚,只要其认为自己及他人的生命终将结束,那么其都是基于他所提出的“世俗信仰”而行事的。反对这一观点的一个明显论据是,出于对其宗教信仰的虔诚,信教者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深切关注必将消散的此生的价值。但是黑格隆德反驳称,若他们如此行事,与其宗教信仰并无甚关联。我本人并不信教,但在我看来,黑格隆德的辩驳似乎过于简洁,无法客观公允地描述宗教信仰和道德之间复杂而丰富的关系。

言罢宗教,此书下半部分“精神自由”(Spiritual Freedom)的焦点转向更直接的政治问题,论证民主社会主义是如何重视上文所言的世俗信仰,并鼓励人类追求自由的。书籍下半部分论述详尽,不时穿插马克思的观点,读来挑战性不小。如果我们承认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也正是其有限性使其拥有价值,那么我们就需要重视此问题:如何对待生命,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的生命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与梅森一样,黑格隆德笔下的马克思并非人们惯常认为的探讨历史必然性的理论家,而是一个以自由为根本利益的思想家。

黑格隆德希望通过援引马克思,为左派人士重新确立应当追求自由这一基本理想。这项任务更为重要,他在书中写道,因为近数十年来,对自由的追求已被纳入政治权利范畴。但在政治领域,提出自由的概念是为了捍卫“自由市场”,且该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狭义的个人自由。基于此,许多左派政治思想家已甚少提及此概念,甚至明确提出拒绝。而这恰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任何主张解放的政治,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内,都需要关注自由这一概念。只有在将对自由的承诺纳入考虑范围时,我们才能理解压迫、剥削或异化等现象。

引用马克思作为指导,黑格隆德将人的生命分成两个相互竞争的领域:必需领域和自由领域。必需领域指的是为了继续生活必须做的所有事情,例如工作或其他事;自由领域则指我们利用剩余的空闲时间所做之事。资本主义确与个人主义和自由联系紧密,但其运作方式以牺牲自由领域为代价,意在最终将必需领域最大化,换言之,以尽可能低的工资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力。

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首要任务是获得利润,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优先有利可图之事,即使以牺牲其他必需品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譬如说,过有意义或精神丰富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正视生命有限性这一概念,我们便必须从头到脚对价值进行重新定义。价值不仅存在于劳动时间内,更存在于我们在自由领域内所做的事情中。如黑格隆德所言,“民主社会主义的首要原则,是用社会可支配空闲时间来衡量我们的财富,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财富。”

如梅森的书和绝大多数评判资本主义的书籍一样,《今生:为何死亡让我们自由》更善于指出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而不是着墨改良的方法。但该书的核心论点非常有力,而且极其简单——重要的是我们的时间,以及选择如何利用时间的自由。只有战胜资本主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以人类生命真正价值为核心的世界。“若要让我们的解放成为现实,”黑格隆德在书中最后写下这激动人心的语句,“需动员普罗大众、实现理性思考,洒下我们的劳动和爱、渴望和激情。只有当人们意识到,在有限时间内所做的一切都至关重要,我们才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

本文作者马克·奥康奈尔是《成为机器:机器人,乌托邦,黑客和未来主义者面对死亡》一书的作者。

(翻译:刘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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