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境也是现实:艺术创作如何反映数字成瘾
发起人:脑回路  回复数:0   浏览数:210   最后更新:2019/07/13 22:29:27 by 脑回路
[楼主] 脑回路 2019-07-13 22:29:27

来源:界面  Alexandra Samuel


数字成瘾能激发戏剧、新书、电影和艺术的创作——就像过去其他的成瘾行为一样。

戴夫·马洛伊创作的音乐剧《八重唱》。图片来源:Joan Marcus


科技已离我们远去

但我们还没做好准备

我想我们没有能力处理这样的情况

以上是音乐剧《八重唱》中的歌词,这部新的阿卡贝拉音乐剧以“数字成瘾”为主题,由托尼奖获得者戴夫·马洛伊(DaveMalloy)参与谱曲。《八重唱》是对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的数字生活的一个戏剧式回击:这部90分钟的音乐剧围绕一个互助小组展开,通过12个步骤帮助8名数字成瘾“患者”回归正常生活,这8个人分别对网络上不同的东西有着近乎病态的痴迷。我最近很幸运地观看了一场《八重唱》的现场演出,被其中对网上交友平台、阴谋论网站,以及《糖果传奇》游戏之类的“数字诱惑”的深度(同时也十分幽默的)剖析震撼了。

但也许《八重唱》本身的存在才是它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它以深刻而不失趣味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了网络生活的种种危险,同时也预示了我们注定将迎来的一波文化产品浪潮——一批专门用来帮助我们应对数字世界带来的情感和心理危机的艺术作品和文娱节目。

“网络社区很明显是有利于社会且有利于技术发展的。”

这些忧思可以说是技术创新带来的副产品,这是无可避免的。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曾在《建筑师的罪行》(An Architect’s Crime)一文中写过以下一段文字:任何新兴技术的到来“都会催生某种新型的事故;人们发明了船只,带来了海难;同样地,铁轨的发明带来了脱轨事故;飞机的发明带来了坠机事故;与电脑一同诞生的则是程序故障和电脑病毒”。

但这些新兴科技带来的灾难很可能会对我们的身心同时造成打击。有学者已经将信息技术的副作用以“上瘾”一言蔽之:在论文《数字技术带来的干扰、失调和病态》(Digital Disturbances, Disorders, and Pathologies)中,诺埃拉·A. 豪顿(Noela A. Haughton)等学者总结了1998年对“网络成瘾”的定义,当时这种症状还叫“冲动控制障碍(an impulse-controldisorder)”,指的是那种“通过病态地查看邮箱、浏览网页,或参与网络游戏和线上赌博等网络活动获得愉悦和满足感的行为,具备这种症状的人通常无法控制自己上网的欲望”。

我并不确定这种对网络成瘾的定义能否真的帮助我们准确了解网络生活的种种危险。正如阿蒙·雅各布·苏伊萨(Amnon Jacob Suissa)在《医疗化与成瘾》(Medicalization and Addictions)一文中写的那样:“我们越是给人们贴上病态的标签,他们的数量就越会成倍增长。”

但这种“强行”给网络成瘾下定义的行为有一点好处,它发掘了艺术作品的潜在作用,让艺术帮助我们了解和锁定网络带来的各种挑战。有些行为虽然不至于被扣上“成瘾”的帽子,但它们的确也是网络环境下产生的特定的精神健康或人际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包括某些类似于“强迫症”甚至病态的行为,比如过度的网络购物、不间断地刷社交媒体,以及无休止地玩网络游戏的行为。

为了身临其境地分析这些病态行为,《八重唱》融入了艺术作品的优厚传统,在这样的传统下,艺术作品能点出新兴技术的诱惑,帮助我们应对威胁。纵观历史,每当具有“致幻”作用的新生事物出现时,大量艺术作品和文娱节目便会应运而生,帮助我们分析其潜在的威胁和好处。

现在的我们正与新兴科技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它虽然不能吃,不能抽,也不能咽下去,但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不亚于旧时的毒品和酒精。我们若能了解旧时的艺术曾如何帮助我们应对威胁,便可更好地预知现如今它帮助我们面对数字技术的方式。

艺术可以通过三种重要形式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具有致幻作用的事物(或者科技):通过因果故事(causal stories)、警示性故事(cautionary tales),以及可能让人产生幻觉的祷告活动。

“我怀疑在我内心深处/我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否则我怎么可能/浪费这么多时间/在这个腐朽的大脑绽开的这个甜美的荧光色微笑上”

艺术作品很早就有这样的传统——把具有“致幻”作用的事物作为情节发展的催化剂,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时代。“在许多戏剧中,一些角色的醉态是剧情必不可少的特色,”阿尔伯特·H. 托尔曼(Albert H. Tolman)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醉酒人》(“Drunkenness in Shakespeare)一文中写道,“而且在大多数这样的情节中,观众都能感受到作者明显的嫌恶情绪。”作为例证,托尔曼引用了莎士比亚作品中一系列与醉酒有关的情节:《无事生非》中Borachio醉酒时说的话正好被人偷听到,因而阻止了一场邪恶的阴谋;奥赛罗中了邪恶的伊拉古的奸计,罢免了醉酒的卡西奥;哈姆雷特谴责其叔父每天只知饮酒作乐……

如今,“科技”已经取代了酒精,成了新的情节发展的催化剂,专门扮演致人误入歧途的角色。以另一部音乐剧《致埃文·汉森》(Dear Evan Hansen)为例,在这部剧中,一个网络视频作为关键的剧情催化剂,引发了一系列谣传和误会。

《致埃文·汉森》 图片来源:Dearevanhansen.com


这类因果故事总能产生绝佳的戏剧效果——当某个角色之所以做坏事,完全是由于遭到了邪恶的酒精或者阴险的YouTube视频的影响时,我们便更容易对他产生同情——但同时这些故事也能帮助读者、观众和听众正视使用和滥用某些东西时可能带来的危害。过度饮酒、吸烟,或网上冲浪常会让剧中的主角误入歧途,他们的经历也算对我们的一种隐晦的警示,让我们正视这些诱惑,防止它们毁了我们的生活。这一传统让我们迎来了许多使用“数字成瘾”作为情节催化剂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可以敲打我们,让我们时刻审视科技是如何左右我们的人生选择的。

“首先他们在水里下毒/然后他们在天空下毒/现在他们转向了我们的大脑”

提及“致幻”事物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并不仅仅只以隐晦的方式警示观众和读者可能遭遇的危险:许多艺术作品直接把对这些事物的滥用和成瘾可能招致的危险直白地告诉了大家。就像乔治·W. 尤因(George W. Ewing)在《平均律里拉琴曲:禁酒运动之歌》(The Well-Tempered Lyre:Songs of the Temperance Movement)中所写:

当今时代,很少有人能意识到禁酒诗在19世纪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生活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相对而言,另一种艺术体裁则更多地为人所熟知,以《小棕酒壶》(The Little Brown Jug)为例,某些饮酒歌曲几乎是每一位英语歌手都能演唱的保留曲目……尽管人们早就认识到诗歌有使人保持清醒的作用,但一直到几个世纪以后,禁酒诗的数量才勉强赶上饮酒歌曲。

禁酒运动——和随之产生的音乐作品——最终等来了“禁酒法案”的颁布,这份禁令生效时,电影产业正好刚刚诞生。迈克尔·C. 杰拉尔德(Michael C. Gerald)在详尽无比的《毒品和酒精的目的地:好莱坞》(Drugs and Alcohol Go To Hollywood)中写道:“过度饮酒是许多电影惯用的主题,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个主题反映了美国的社会现实,反映了美国人对酒精的依赖。”杰拉尔德把这类影片按年代顺序进行了排列,发现它们的剧情发展大都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饮酒人会经常性酗酒,并在醉酒时引出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第二种,饮酒人是一位名人,或者是一位职业生涯或者人生正在走下坡路的“普通”人。许多情况下,饮酒人会遭遇灾难性的结局,他与家人或者其他亲密的爱人或朋友的关系会遭受重大影响。还有一些影片则会追溯这位酗酒者的康复甚至是救赎的过程。

酗酒者和吸毒者已经成为许多因果故事中的常客,我们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科技成瘾者”也会频繁出现在类似作品中。有的作品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包括电影《她》、小说《圆环》,以及电视系列剧《黑镜》,这些作品里的角色就是对科技过度使用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

虽然这些刻画有时会让人感到纠结苦恼——拜托不要让我怀疑对自己的iPhone的爱——我们一直以来都喜欢在艺术作品和文娱节目中刻画瘾君子的形象,这种文化传统的产生是有原因的。艺术能够以一种直白的方式,向我们展示滥用药物或者滥用科技带来的危险,从而激励我们控制好自己的冲动。

“我的脑袋里有毒品/我必须用它嗨起来/我掉进了屏幕里,然后我就消失了”

虽然这些“致幻”的事物在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大都是危险或有害的,但在另一种更富创造力的传统下,这些事物潜在的好处也能得到赞美。在《威廉·伯罗斯与上瘾文学》(William Burroughs and the Literature of Addiction)中,作者弗兰克·D. 麦康奈尔(Frank D. McConnell)写道,“药物滥用文学”完全符合美国的拓荒传统。麦康奈尔在作品中提到了评论家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他写道,毒品“只不过是美国西部拓荒故事的另一种变体,他已经逃了那么远:他退回到了最后一个未被发现的领地,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麦康奈尔坚持认为威廉·伯罗斯的《赤裸午餐》绝佳地表现了这种传统,他写道:

只有在美国小说中,发源于欧洲和浪漫主义的“上瘾文学”才能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同理,美国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上瘾最严重的西方国家,这都是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发生的事儿。

就在威廉·伯罗斯对药物使用进行理论探讨时,一波新的浪潮正在席卷电影行业,这些新的影片不仅对使用药物的行为大加宽容,甚至还会表示赞美。迈克尔·C. 杰拉尔德写道:

20世纪60年代,整个社会对摇头丸和大麻等致幻物的关注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吸食这些致幻物的人数和人们对其的接受程度也经历了剧烈的波动。这是因为在这段时期,《电影制片法典》“禁止不适合拍电影的题材出现在影片中”的限制得到了废除。在这样的改变下,一些电影开始以积极的角度刻画吸食上述致幻物的过程,帮助人们逃离乏味的传统生活,减轻工作以及来自当权派和反主流文化的压力。

如果以“科技成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也走上这条老路,那么《八重唱》可能就会被拥护大家陷入数字世界的反对声音给淹没了。《头号玩家》的电影和原著给了我们这样的潜在信息:当物质世界变得越来越污浊且难以忍受时,数字世界便成了一个更加吸引人的庇护所。

《头号玩家》剧照。图片来源:Allstar/Warner Bros


但是现在,面对当前我们拥有的科技水平,我们既需要应对网络生活的种种危机,也需要得到外界的鼓励和支持来舒缓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但我们对前者的需求其实比后者多得多。所以我很高兴能看到像《八重唱》这样的艺术作品接过优秀传统的火炬,真正开始帮助我们应对致幻的药物和科技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讲述因果故事和警示故事,这些艺术作品既帮我们正视了滥用和过度使用的危害,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致幻”事物潜在的好处。

我们的日常生活越被这些问题所困扰,我们就越需要这些故事的存在——尤其是因为,其中的许多问题都远远大于网络本身。请允许我以《八重唱》的最后一段歌词结束这篇文章: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说法

其实是一种用来保护我们的谎言

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实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现实生活

(翻译:黄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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