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暴的遗产:蒲英玮对谈伊万·梅萨克
发起人:小白小白  回复数:0   浏览数:110   最后更新:2019/07/12 11:21:15 by 小白小白
[楼主] 小白小白 2019-07-12 11:21:15

来源:ARTSHARD艺术碎片  蒲英玮


HdM 北京 伊万·梅萨克个展“薄荷与焦糖”展览海报


在向伊万道别的时候,我向他询问起一位我们的共同好友,也是他曾经在五月风暴时期,以及“叙事具象派”中的老战友:贝尔纳·郎西亚克(Bernard Rancillac)。伊万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他现在有些癫狂了”。是啊,经历过那个理想主义时代的人,若不是能保持决然的平静,怕是就再也走不出来了。五月刚刚过去,今年已是五月风暴的第“51”个周年纪念日,为什么不选择纪念一个整数?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个国度,我们没有权力去纪念任何一场革命,50年,或是30年,别人的,或是自己的。而恰逢伊万在中国的第一个展览《伊万·梅萨克:薄荷与焦糖》,我们一起聊了聊他关于五月风暴,以及现在仍在发生的黄马甲运动的个人体验。其中访谈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话则是:“这场运动让我们懂得,如果我们想,我们就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这令我由衷地羡慕。我不禁去想象:五月风暴那年,伊万刚满20岁,朝气蓬勃,无所畏惧,曾经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走上街头,挥舞双臂。而此刻的我已年近30,还依旧没有迎来这样的时刻,哪怕一次,哪怕一次。

五月风暴文献、查理周刊、文革时期革命海报、以及伊万·梅萨克画册


蒲英玮:

首先我选取这些文献是因为我发现有如此多的内容以及视觉语言与您的创作是相关联的。


伊万·梅萨克:

不仅仅是我的语言,可以说是一种来自于街道的语言。你看这张照片,萨特死了,雅克(Jacques Sauvageot)也死了,他在五月风暴后曾担任过雷恩美院的院长。

Jacques Sauvageot在五月风暴

1968年的无上装泳衣展示


蒲英玮:

这张照片被誉为是那个时代女性解放的象征。


伊万·梅萨克:

是的 我理解那个时代。


蒲英玮:

事实上,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不仅仅在法国,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也爆发了大量的抵抗运动。我们可以说:抵抗,这大约是那个时期的一个世界性情绪。


伊万·梅萨克:

我想在当时这首先是一次年轻人的觉醒。我们那一代人都属于战后成长起来的孩子,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长辈愿意和我们谈论战争,在我们的成长阶段的初期有一段对于战争的巨大沉默。而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曾经在废弃的碉堡上面玩耍,上面残留着很多被炮弹炸毁的坑洞,但我们就当作是小孩的游乐园,当时对战争没有任何的概念。而在我们大约17岁的时候,我们开始探索战争的历史,也开始相互谈论战争。这其实是出于我们父母那代人对战争保持缄默的一种反应,有一种想要挣脱的欲望,无论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意大利等等国家;归根结底,我认为这首先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浩大运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解放,关于生活方式,穿着方式,当时很多男孩留长头发,都是为了与他们的父辈保持差异。种种这些,我认为共同推向了最终的那个结果,五月风暴。


蒲英玮:

观看法国战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结束之后的重建工作让整个国家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长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样是这个关于经济的现实,也许在当时也滋生了阶级的分化,贫富的差距,以至于最后人民揭竿而起?


伊万·梅萨克:

也许是的,但我认为当时关于贫富的关系并不至于如此的紧张。战后的重建时期被我们称之为30年光荣时刻。由于百废待兴,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一份工作。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并没有真正的贫穷,比如当年如果一个18岁的学生,在假期想找到一份工作是非常容易的,在那个时期并不存在失业问题。


蒲英玮:

如果不是贫穷的话,那么工人群体呢呢?为什么他们起义?


伊万·梅萨克:

更多的是因为工厂的工作条件是非常恶劣的,血汗流水线,工人们每天在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也许你刚刚是对的,福利并没有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但直到那么一个时刻,人们意识到应该争取更少的工作时间,五月风暴之前是每周5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风暴之后是40小时,而现在我们是35小时的每周工作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战后重建后大家逐渐富裕起来,人们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剩余的时间和金钱。虽然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但那是一个开端。这并不是工人仅有的,而是很多工作者的一个共同的现状;同时我认为在五月风暴中,工人群体并不完全代表着学生群体的立场。

五月风暴游行标语上写着“工人学生团结一致!


蒲英玮:

事实上存在着“两个”五月风暴,一个是学生的,另一个是工人的。并不完全是同步的。


伊万·梅萨克:

是的,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工人群体当时大多的被CGT工会所代表,更多是倾向于苏派的共产主义者;而在五月风暴中的年轻人,即使是那些最政治化的,也没有这层意识形态色彩。法国G。C。D在起初也是反对学生起义的,最后才逐渐汇合。同时也不要忘记,五月风暴虽然波及到了整个法国,但依旧是特别少数的人。在巴黎或者其它大城市也许很多,但我们如果仔细想想,这仅仅代表了极少部分人。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最终这场运动改变了所有人。另外,五月风暴也并不仅仅带来了积极的方面。比如我们这一代,都过于相信我们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比如在艺术学院中,五月风暴彻底驱逐了传统的学院派教育。我不知道你在里昂美院时的经历是如何的,但我的经验是,现在每个学生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我们教师只是表示鼓励,或者是不鼓励而已。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教学。


蒲英玮:

也就是说,其实教育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伊万·梅萨克:

或者很勉强地存在着,这是我的感受。而我们这一代人走到今天,回想起来当时的那些学院教育是很有帮助的,哪怕是一个笔触,一片颜料……因为我们并不是在盖空中楼阁,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土壤。


蒲英玮:

我认为也许现在法国的美院教育是过于自由了,过于自由得甚至有些虚无。我印象中老师们非常害怕去限制或者控制学生的能力,他们想要学生彻底的解放,但反而变得什么也不敢给予。


伊万·梅萨克:

或者这种教育不像之前那么慷慨了,老师们有很多的顾虑。回想五月风暴,虽然更多的还是积极的面向:我们要改变生活,我们有着很多希望,也让我们懂得,如果我们想,我们就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但这场运动给予了我们过多,过多的自由,让我们十分迷恋自身的能力;我无法判定这是好是坏。

五月风暴的海报与伊万·梅萨克设计的服装


蒲英玮:

去年是五月风暴的50周年纪念,而我发现五月风暴的气息延续至今已经有着很大变化了。从2016年的“黑夜站立”(Nuit Debout)到今天的“黄马甲运动“。即使两个运动之间相差仅仅两年,但在气质上却有着很大区别。在黑夜站立时,依然有着很多的交流,也能看到大家想要一起构建新世界的欲望,而到了黄马甲运动则不是。


伊万·梅萨克:

我不擅长去表述这些。作为艺术家,我们不能不去关心政治或社会生活,但也许不是用作品来直接回应。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颜色,通过形状来转化出很多东西。


蒲英玮:

事实上在这些画册中也涉及了很多关于体育的,以及您最近的系列中所出现的宇航员形象。而在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的发展科技与体育都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味道。但这似乎也不是你现在所感兴趣宇航员形象的原因。


伊万·梅萨克:

我对此很恐惧,我也深深同意的一种观点就是:人类是如此地摧残了地球,现在试图找到另一个地球。而月球,火星,当我们一旦登上那里居住在那里的时候,人类便也不再是人类了。


蒲英玮:

这种关于“新世界”的批判性的想象,在我看来是有联系到之前您在五月风暴中所提示的精神的。可以说这是一种你们这一代人比较有代表性的思考方式。另外,我印象中法国人对于政治是非常敏感的,包括在媒体上对政治讨论的密集程度,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告诉我说,这是因为法国在建立之初就是由于一种意识形态而被建构起来;并不是像意大利、英国那样是一个天然的岛屿,人们会很自然地聚集;而法国的布列塔尼人、马赛人、以及中部地区的人都是各不相同的,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


伊万·梅萨克:

是这样没错,但是我觉得法国人最终还是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是一样。的确,我们对政治是有意识的,我们也对政治有着自己的观点并认为我们各自都是正确,我们相互争论,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种争论能够诞生出某种新的东西。


蒲英玮:

是的,你们曾经有过第一次无产阶级运动巴黎公社。同时之前也诞生过法国大革命,就像是一种革命的基因。


伊万·梅萨克:

没错,也许相比其他国家,这种反抗性更多地参与了法国的历史。也因为每个人都是贪婪的,每一次我们得到一些权利,我们就想要更进一步,但随之也会产生很多个人的争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生活。总之保持开放,总有怀疑,总有途径去换一种方式达成我们的理想。


蒲英玮:

就像你早上提到的,黄马甲运动到现在为止似乎有些变味,总觉得丢失了些什么。


伊万·梅萨克:

黄马甲运动对我来说是比较难以全然理解的,但对于法国来说,它是很重要的,并且已经持续了近6个月之久。这场运动表现出了一个社会不安的现状,但我认为这更像一个社会的病症,而不算是一个回答。这也许就是法国文明中阴暗的那一面,一方面强调我们需要改变,另一方面又不想做出改变。就像在艺术领域,我们希望看到我们一眼可以辨认出的艺术家,但也希望艺术家可以给我们惊喜。

伊万·梅萨克翻阅《解放报》关于五月风暴的纪念刊


蒲英玮:

比如我出生在1989年,而在法国的五年,被我认为是自己生命中很沉重的五年,因为确确实实经历了一段真实而动荡的时期,在最近的这几年中,有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巴塔克兰歌剧院屠杀、黑夜站立……等等恐怖袭击或是游行示威,让我感觉到,也许,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大的,变革时代。


伊万·梅萨克:

我认为这个时期还尚未结束,法国一度在政治政策上相当慷慨,而这种动荡会让民众觉得是这种慷慨让自己的社会遭受了磨难,这必定会滋生极端主义势力的抬头。但我认为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与黄马甲运动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事件。


蒲英玮:

但这都牵涉了一种总体的社会情绪,我记得2015年,极右派政党领袖玛丽·勒庞赢得第一轮选举的多数席位时,所有人都很震惊,因为极右党之前从未达到过这个阶段。记得当时我们学校的老师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开会,号召大家不要为极右派政党投票,对我来说,当时很真切地感觉到要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了。


伊万·梅萨克:

但我们也不能全然相信当有人宣称:“必须反对极右党!” ,而最终很可能就是他们为这些人投了票;也许这是占大多数,即使我们说“大多数”这个概念是虚构的、不确定的。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极右党派的当选是可以接受的,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法国,也发生在很多其它国家,我会说,我们做好了接受一切结果的准备。

五月风暴游行人群聚集在共和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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