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曾吴:我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家
发起人:小白小白  回复数:0   浏览数:171   最后更新:2019/06/26 11:13:00 by 小白小白
[楼主] 小白小白 2019-06-26 11:13:00

来源:巴塞尔艺术展


曾吴的手,图片由Tosh Basco拍摄


我的第一件艺术作品是一支名为《Shape of a right statement》的短视频,于2008年基于一篇Amanda Baggs为争取自闭症患者权益所写的文章创作。当时我正在洛杉矶组织同志俱乐部,并每周和一群朋友举办名为“Wildness”的派对。虽然我在派对中表演和变装,但当时并没有认为自己是一名艺术家,甚至算不上一个表演者。我的创作风格其实是通过那些看似与艺术无关的种种活动慢慢成型的——包括学唱歌剧、开派对,又或是参加跨性别人士运动等等。对我而言,我只是在做我热爱的事情,而且幸有庞大的群体支持。

曾吴,图片由ARTnews提供


我的创作主题在于反映与我生活密不可分的社会和政治现状。目前我专注于制作糅合了纪录片及剧情片特点的混合式影片;对于表演艺术的探索则成为我研究政治意象表述的一种重要途径。

《Wildness》(2012),曾吴,图片由艺术家和Galerie Isabella Bortolozzi艺廊提供


我第一部广为人知的作品应该是2012年的《Wildness》。这部纪录片聚焦于洛杉矶一间名为Silver Platter的拉丁美裔跨性别者酒吧。在我制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更多地是以一个想成为电影制作人、来自跨性别群体的活跃分子的身份来创作。我感觉自己需要讲述酒吧里朋友们的故事,他们有的是跨性别女性,有的是非法移民,生活挣扎在多重边缘,抵抗来自偏见和执法的压力与暴力。我没读过电影课程,那时候我对电影制作毫无头绪,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拍出他们的故事,所以我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并且无可避免地犯了很多错。

《Wildness》(2012),曾吴,图片由艺术家和Galerie Isabella Bortolozzi艺廊提供

同年,《Wildness》以及一个相关的艺术装置《Green Room》入选了惠特尼双年展。当时我感到难以置信,因为我作为一个为跨性别人士争取权益的电影制作人,并没有特别认为自己的作品算是视觉艺术。当然,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为我所珍视的作品创造一个沉浸式观赏空间,对我而言,这个空间更像是一种对作品的无形保护。在电影院里,观众会面对一个简单直白的荧幕,接触一种特定的叙事形式,同时进行着一种最纯碎的观赏行为。我也开始领悟到在视觉艺术中,因为观众拥有一个既主观又开放的共享观赏空间,电影制作者可以为自己的作品赋予更精致微妙、层次更复杂的内在含义。

《The Looks》(2015)在杜塞尔多夫美术馆展出,曾吴,图片由艺术家和Galerie Isabella Bortolozzi艺廊提供,Achim Kukulies拍摄


对参观惠特尼双年展的观众而言,《Green Room》除了艺术装置以外,更兼备现场表演者化妆间的作用。因此,我又一次地意识到自己更像是站在这些艺术场景的幕后,布置搭建,循循善诱,就如同我当年在洛杉矶Silver Platter所做的一样,也是在为表演艺术创造空间。对我而言,我逐渐意识到导演就是这项工作的延伸,不是在让别人按照我的要求行事,而是为他们的本色出演或重获新生创造空间。

我的朋友兼导师Charles Atlas曾经告诉我,他与Merce Cunningham一起工作的时候,会依照摄像机的移动来编排舞蹈。这让我大开眼界,这一做法隐含了电影拍摄当中周旋于演员和摄像机之间的典型权力运作。这为我关于意象表述规则的思考打开了一扇门。

《Duilian》(2016),曾吴,图片由艺术家和Galerie Isabella Bortolozzi艺廊提供


由此,我开始有意识地在拍摄中注意演员与摄像机之间的关系。在2016年的《Duilian》当中,电影香港岛岸边一艘帆船上拍摄的我扮演其中一位主角吴芝瑛,我的搭档及合作人艺术家是boychild,他扮演的角色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权主义者秋瑾。我的初衷是在表演中将这两位历史传奇女性之间虚构的爱情与我们两者之间现实中的关系融合为一体。但同时兼顾在相机后执导拍摄与站在相机前表演难度实在太大了,我事后甚至想,以后绝对不再这么做了。现在我甚少在自己电影中的出演。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处在聚光灯之下。

《A day in the life of bliss》(2014),曾吴,图片由艺术家和Galerie Isabella Bortolozzi艺廊提供


我和boychild在2013、2014年左右的时候认识并开始合作。我们的第一次合作是一部从2014年开始、仍然在持续制作中的科幻影片《A day in the life of bliss》。我记得boychild在项目期初时和我说:“我可以通过我的肢体动作将你口述的故事复述给你看。”所以当摄像机在对观众讲一个故事的时候,镜头前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讲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The secret life of things is open》(2014-2017),曾吴,图片由Galerie Isabella Bortolozzi艺廊和天线空间提供


我和boychild的合作渐渐发展成了一个名为“Moved by the Motion”的小团体,另外的成员还包括大提琴演奏家Patrick Belaga、舞蹈家Josh Johnson、电子音乐家Asma Maroof,还有其他长期合作人如诗人Fred Moten等等。两年前,我们在巴塞尔艺术展的巴塞尔展会为“城艺之旅”展区进行了表演,从那以后就开始更多地为舞台现场表演进行创作。我们的创作过程往往十分即兴,每次表演就是一场语言、肢体语言、图像和声音间的对话,我们合作所碰撞出来的火花自然而然地成了现场演出。

曾吴在工作室,图片由Tosh Basco拍摄


Moved by the Motion”以及其他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写作为基础的。我无时无刻不在写作。不一定是为了发表什么而写,只是为了激发灵感、理清思绪。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文档正是我创作的开端,它们记录着种种零零散散的想法和素材,并随着我的创作而逐渐完善。我通常会在一件作品完成之时回顾早期的想法,并且时常为它们的预知性感到惊讶。而且对我而言,电影剪辑也无异于是一种写作,所以我的创作始于写作,终于写作。

《Safe space》(2014),曾吴,图片由Galerie Isabella Bortolozzi艺廊提供

我在过去的两年内都以染色玻璃为创作元素,这也与写作息息相关。我不认为我是一个雕刻家,但我常常把文本视作我的雕刻底板,我的创作素材,而且我喜欢把这些染色玻璃看作是叙事化和图形化艺术的历史传承。我最新的一件染色玻璃作品由我和Fred基于一篇我们反复修改的文稿共同创作。这篇文稿以及这件作品都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宗教热忱——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更多的是对精神信仰或仪式感的热忱。

曾吴工作室的一角,图片由Tosh Basco拍摄


事实上,“教堂”对于我来说有着延伸意义,甚至能延伸至酷儿群体的夜生活。最近我创作的一部影片有关于纽约自七十年代以来的浩室音乐历史,当中就有非常多关于“教堂”的内容。“教堂”是一个充满了崇拜和集会的地点。我们在作品中对于宗教活动、社群活动、激进精神活动以及隐士的修行等等都有所探讨。

我和我的合作伙伴们,包括boychild、Josh和Asma,将会在这个夏天移居瑞士。在接下来的三年当中,我会驻留在苏黎世的Schauspielhaus剧院担任导演,创作我的全新作品。我最近正在着手一件名为《Sudden Rise》的作品,这件作品属于Moved by the Motion这个团体,并将在九月13日首映。我和其他7位导演将驻留在Schauspielhaus剧院,每位导演将带上3到4位合作伙伴,再加上35名演员,组成了名为“The Ensemble”的团体。

曾吴在工作室,图片由Tosh Basco拍摄


去年我赢得的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Genius Grant)给予了我专注艺术创作的动力,让我更有勇气听从内心,有意识地选择是否参与某些活动。这项荣誉以及在Schauspielhaus剧院的工作对我的个人成长而言都是难得的契机。我希望在未来几年里能够放慢脚步,专注创作,看看自己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能够走到怎样的高度,同时也通过艺术,进一步加深我与我的创作伙伴们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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