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DBL  王晓松

每当有人说中国当代艺术仍处于初级阶段时，总让我按耐不住地愤怒，玻璃心碎了一地。况且，我以为，当代艺术的价值之一种乃是对艺术家所生活的社会现场的回应，相比欧美那种“停滞”的资本主义——哦，最近也出现了“略不停滞”的迹象——我们的现场总是不断向世界奉献穿破一层层人类想象天花板的丰富案例，若这都刺激不出新意思，会令人匪夷所思的。

事实，也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因为信息传播的发达，人们逐渐发现那些曾被大书特书的原创之作有自己或明或暗的来源，这些稀罕的形式和新奇的观念，大多是透过印刷品、极端廉价的印刷技术对我们进行现代性的启蒙。其传播和变异、发生作用可能比他的来源更有价值，历史学家对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中的主动误读或译文和原作之间的差异化的研究更接近真实的思想形态。但是学习、借鉴惯了，或是因为尝到了某种甜头（未必是绝对的经济原因），重复、迷恋、上瘾透入骨髓，连作者自己都信以为真不能自拔，近来翻出不少这种事，而且未来还会有。我总怀疑是庸俗的成功学害的，一旦“成功” 就不敢放下丝毫成功的姿态，用积极抢注来“自我保护”，不知道是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奇怪变体。

厚古薄今是要不得的，至于那些迷信将来，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的人，却是得了阿Q的真传：先前阔过，儿子也会阔的。但那夹在老子和儿子中间的“现在”呢？不需要经过地下阅读的多手传递，现在的创作者拥有前辈难以想象的便利途径接触第一手的艺术和展览，对做一件完整、深刻、正确的“作品”驾轻就熟，并且可以异常娴熟地在美术馆、画廊、媒体和大众面前扮演“艺术家”的角色。成功是个陷阱，成功会让人忘却了草莽之气，把冲破漫长黑夜之后的那种勇猛热血当作传奇化的肥皂剧和成功学鸡汤。没有哪个时代是容易的，假如回到八十年代，无动于衷的仍旧是大多数。与外部环境相比，对自我的软弱和沉沦的警惕、对侵蚀或诱惑的抵抗是最重要的，而且无尽的黑夜和严冬不是靠装死就能熬过去的。

若以艺术为“志业”，就应该明白、承担这条路上未知的风险，它不能保证带给你期待的回报，就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所说，这是“一场鲁莽的赌博”。想要以年收入几十万保底，不如早早改行去做房地产，风险还小些。缺乏问题意识、好奇心以及冒险精神，或者拿二手经验假装自我经验，是创造力低下的第一个原因。我们不能一味回避问题，交给所谓的“智慧”，而智慧也绝不是掩耳盗铃的抖机灵。

艺术家也是人，一睁眼就是柴米油盐，靠艺术吃饭，手艺首先要好啊！曾在某藏家的库房里看到某著名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且不说重复的观念，画工就出奇地差——完全看不出早年绘画中逼人的野性和诚恳，据说还因为粗制滥造被退货重画一次。诗人翟永明从女性写作者的立场观察到：“在中国，许多只注重观念的男性艺术家，对作品的视觉效果和技术细节相当忽视，制作过程不是用手做而是用嘴说。”（翟永明：《天赋如此》，东方出版社，2008年）我们可以不认同她以两性价值化来“物化”的创造性，但在一件事、一件作品上所倾注功夫的多少是能看出来的。“单单舒舒服服眉开眼笑地坐在桌前，那是写不来长篇小说的，必须和什么决一死战”。（林少华：《村上春树：“必须和什么决一死战”》，《读书》，2019年第6期）创造力去哪儿了？绝不是艺术一家独有的问题，设计、文学、电影等等和所谓的创意有关的领域莫不如此，不经必须的无创意训练，把脑袋拍烂都没用。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使女的故事》中信手拈来的典故（小说中大量使用《圣经》原文）、多学科术语，以及透过典故对诸多恒久问题的呈现——在性别权力的讨论表象下，还能看到作者对人性的本能和制度、暴力之间的不平等的剖析。小说想象力的光环掩盖了作者广博的知识（这当然也是对的），但包括艺术在内的创意工作在所谓的自由想象的名义下，很容易忽视、轻视以及鄙视长期乏味的职业训练和经由此培养出的敏感和对职业、产品品质的珍惜，通过训练、学习养成的层叠的精细思维以及由此展开的对问题认识的纵深感，是我们要补的诸多基础课之一。别只想着弯道超车。明眼人总能在不少作品中看出别人的影子，但却很少能看到它在所处艺术生态或艺术史上的位置。踉跄着或偶然地或靠着荷尔蒙的爆发成为艺术家，然后迅速成为明星艺术家，然后迅速地把艺术作为某种随行就市的招牌。艺术界是个名利场，难免有人看费用情况、看展览（在国内还是国外）来决定所要投入的工作量，但是就我的经验来说，人们对作品的判断标准不会因为展览的性质而调整，随行就市的艺术家也很难是好艺术家。

艺术这种事认真未必能成，不认真肯定没戏。说到认真二字，要点一下以学术为名的文字工作。暂且不说那些云山雾罩让人肉麻的批评文章，单说批评和作品之间的体位关系就很有问题。先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靶子，悬置价值判断而只管做价值延伸，卖弄十八般武艺只为说好，实在是害人。费尽心力做一个展览、写一篇文章前是否会考虑它有没有价值？或者讨论的对象值不值得花费那么长的时间？若是以批评或策展为志业的人压根儿不该这么想，可是我一旦想到工作中消耗的水、电和粮食，就有一种浪费资源的不道德感。

约十年前，恰在北大中文系陈晓明教授和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先生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黄金的争论之后，我私下很八卦地问过顾彬他对文学作品是持什么判断标准，他告诉我有三个条件/层次：语言能力、文体创新和所讨论问题的生命力（大意如此）。其实我们的社会看起来并不缺乏创造所需要的实验精神，我们有那么多以“实验”为名的学校，但这种实验显然并不是建立在启蒙意义之上的，瞄着升学率搞试验，目的是让生产效率更高些，仅此而已。任何以庸俗的成功学为目的的实验都是伪实验，艺术更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