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的多元宇宙——专访谢淑妮
发起人:猴面包树  回复数:0   浏览数:179   最后更新:2019/06/20 11:31:21 by 猴面包树
[楼主] 猴面包树 2019-06-20 11:31:21

来源:ArtAsiaPacific  文:ULEE WOO JIN CHUNG


《NEGOTIATED DIFFERENCES》(细节图),2019,3D打印及雕刻木材、金属和塑料。影像由Joshua White拍摄,艺术家及香港M+提供。


泡沫塑料盒、尼龙袋和再生橡胶不仅仅是谢淑妮的雕塑材料;他们自身就是主题。谢淑妮出生于香港,自1992年以来一直长居美国,在这三十年来一直对塑料和聚合物的材料历史著迷。对于艺术家来说,可大量生产的材料反映了我们的文化慾望以及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她的雕塑和装置作品突显了这些材料在我们当代世界中的重要性──我们怎样依赖塑胶物料、以及人口流动和贸易方式怎样受到塑料扩散的影响──同时也展示了这种材料的隐喻潜力。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她创作了各式奇形怪状的装置作品,如《Polymathicstyrene》和她的摄影系列《Diaspora? Touristy?》,就把塑料包装塑造得仿如极简主义雕塑,并装置在自然环境中,使用艺术家所说的人类运动和迁移的「残渣」来表现全球化现象。而为了延续她对塑料和社会政治间不可避免的关係的研究,谢淑妮转向到材料中固有的、複杂且经常互相矛盾的观点,并在她的《Quantum Shirley》系列(2007-)中探索量子物理的多元宇宙解释。


在三月时,《亚太艺术》与谢淑妮谈论了她长达数十年的实践经验以及她用木头製作的新系列《Stakeholders》,这些物品于五月举行的第五十八届威尼斯双年展香港馆中首次亮相,展览由香港艺术发展局和M +共同主持,并由李绮敏作客席策展。

《POLYMATHICSTYRENE》,1999–2000,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尺寸可变。影像由Gene Ogami拍摄,艺术家及Shoshana Wayne Gallery, Santa Monica提供。


在一些早期作品中,你使用现成的物品,如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材料、乙烯基板材和泡沫胶膜──其中一些是人工製品的副产品。是什麽促使你以塑料作为雕塑材料?


在整个九十年代中,我都对由机器製造的美学理论产生了疑问。我想了解是甚麽决定了大规模生产製品的形式;因为对我来说,它们看起来很神秘。有时候,在观察这些划一的塑料物体的形状时,你会明显发现它们的形状不仅仅由人类决定。我们以电脑和电视的类俄罗斯方块形状的塑料包装为例。在九十年代初期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学习期间,我开始研究泡沫聚苯乙烯,后来则扩展到对各种合成聚合物的研究──即现在通称的塑料。


经过多年的转变,塑料已经转变为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它是全球化和人类活动的主要标志。最初,它被创造为天然材料的模拟物,特别是取代了象牙和龟壳,提供某种民主的理想形。由于价格便宜得多,更多的人可以买得起这种奢侈稀有的天然材料的取代品。后来它成为了一种在自然中没有对照物的东西。研究塑料的历史使我不再把「塑料」视作名词,而是将它视为形容词。


2007年,自我的个展「Sink Like a Submarine」考察了塑料在军事和石油行业中的作用后,我将我的实践扩展到使用其他材料,如金属、玻璃和纸张,探索可塑性和多样性的想法。我还研究了塑料的化学性质,发现它们是由碳製成的石油衍生产品。所以事实上,它们是有机的!塑料之所以是塑料,取决于分子的组织──是它的语法,它的结构。将分子放在一起的合成作用就是塑料,这意味着塑料是一种代码。这个发现令我神魂颠倒。

《SINK LIKE A SUBMARINE》,2006,聚氨酯、树脂、翡翠,61 × 216 × 56厘米。影像由 Gene Ogami拍摄,艺术家及Shoshana Wayne Gallery, Santa Monica提供。

《SINK LIKE A SUBMARINE》(细节图), 2006,聚氨酯、树脂、翡翠,61 × 216 × 56厘米。影像由 Gene Ogami拍摄,艺术家及Shoshana Wayne Gallery, Santa Monica提供。


因为塑料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所以它与各种行业和历史相交叉;而其中不少在劳工、消费主义、战争和殖民主义方面都颇有剥削性──更不用说自然环境为塑料付出的代价。你对塑料的兴趣是否始终存有一种政治紧迫性?


有一段时期,政治是不容忽视的。在职业生涯早期,我实在太天真了──我认为艺术是一种单纯的创造性追求。我不知道它与商业、经济和政治有如此错综複杂的联繫。那时我还年轻、住在纽约,并在British Knights这间製鞋公司做初级设计师。这是1991年左右,当时所有的鞋厂都从韩国搬到了中国,以减少劳动力成本。而由于我懂得中英双语,很快就获得公司提升。我的老闆邀请我参加了一个行政会议,他们正在讨论布朗克斯的销售情况是多麽好,只因为这个品牌的缩写BK被洛杉矶青年帮派Crips借鑑为「冷血杀手(Blood Killer)」的代名词。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理解这一点,而这让我很难受,因为我意识到我仍需要更了解事物是怎样相互关联的。就是那时,我决定到加州帕萨迪纳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攻读艺术硕士。


在你生命中有一个时期不停在香港和纽约、加州和芝加哥之间移动。你的行程和不同的环境如何影响了你的艺术实践?


我为了自己进步经常不停移动。当你看我的艺术实践时,这些年来的作品确实发生了变化,反映了我在地理上的个人改变。通过我在不同地方和文化中生活的经历,我意识到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完全人为的。这个世上没有所谓的「标准」,因为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点、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之中。「你应该如何为人」的社会契约完全取决于你的位置。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信仰和意识形态,以适应你要去的地方;或者你可以坚持你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做个与众不同的人。所以,你看,你自己的价值体系也总是不停地进行谈判。

《SQUARING THE CIRCLE》,2011,出自「Quantum Shirley」系到(2007– ),泡沫芯材、聚苯乙烯、纤维,241 × 113.6 × 76厘米。影像由 Gene Ogami拍摄,艺术家及Shoshana Wayne Gallery, Santa Monica提供。

《SHUTTLEPODS》,2019,出自「Quantum Shirley」系到(2007– ),香草豆荚和铸造橡胶,6.3 × 20.3 × 15.2厘米。影像由艺术家提供。


你的话令我想起了第五十八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Ralph Rugoff的一句话──我们正处于一个现实被视为「可塑性」概念的时代。即将到来的香港馆展览是否也有任何与这种现实观念相关的作品?


双年展项目中有一件较小的作品是我正在进行的《Quantum Shirley》系列(2007- )的一部分,而开展这个项目则是为了了解我自己的故事和中国人流浪旅程的过程。这件作品是一个用橡胶和香草豆荚製成的羽毛球,是户外装置《Playcourt》(2019)的一部分。我假想它会安装在威尼斯的庭院里,因为这就是我想到的地方──它使我回想起那些我从小就在那儿打羽毛球的香港建筑物。


我再说些背景故事吧。我是我家中的第四个孩子,我母亲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中国人。她的家庭在几代之前就从中国搬到马来西亚,在英国殖民地定居点管理的橡胶种植园工作。当就业市场变得饱和时,她的一部分家人搬到大溪地,在法国人拥有的香草种植园里工作。我住在大溪地的第二位表姐是一个玩具商,她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来到香港;当了解到我的家庭的经济困难后,她提出要收养我──当年,中国家庭用这种方法互相帮助是很常见的。不过不用说,这当然没有发生!


羽毛球是由橡胶製成的,并且目前羽毛球的变化已经发展了好几个世纪;它不但与中国古代游戏毽子相关,在六十年代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也发展迅速。当我发现这一点时,製作这个雕塑就似乎很有道理了。我製作了自己的橡胶底座,并使用香草豆荚代替羽毛。这个作品是个人的,关于我在香港的童年,但同时也涉及到影响了无数家庭生活的殖民地贸易路线。我也喜欢这个雕塑在两个地方之间穿梭的羽毛球形象,它引伸了侨民、交易和人口移动。


《Quantum Shirley》系列的起源是什麽?量子物理学与你感兴趣的其他主题之间有什么联系?


《Quantum Shirley》系列开始于我研究塑料的分子结构时,后来我开始研究量子物理学和平行宇宙理论。物理学家使用扑克牌作例子──当扑克牌掉落时,它实际上是两面触地;但由于我们自己的观察点,我们只能看见其中一面。从那以后,这个多元世界同时共存的影像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它令我质疑自己的「现实」。这个系列以雕塑《Superposition》(2009)开始,其中包括由波浪和云朵固定的方块八扑克牌。它完全符合我之前的想法:云代表香港,而海洋则代表大溪地。


这听起来可能很傻,但我无法甩掉这个想法。有多大的机率是我会对塑料著迷,而我母亲在我出生前就在收割橡胶树?又有多大的机率是我的母亲,一个生于马来西亚的中国人,最后去到香港,后来又遇到了来自大溪地的表姐一同谈论玩具业呢?我母亲在文革期间作为学生离开中国大陆,成为香港的难民──但请记得,她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马来西亚。如果这条时间线发生变化,我的表姐十年后才到访香港,那这些玩具工厂早就已经从香港搬到了中国。2002年,当我访问我在大溪地的第二个表姐时,她给我一张日曆作为纪念品──将它翻过来,我看到一张贴有「香港印刷品」的贴纸。你看到所有这些事件的汇合吗?它处于个人、历史、政治和社会经济的交叉点。这些叙事中涉及到可塑性,而我无法忽视它。

前景:《SUPERPOSITION》,2009,出自「Quantum Shirley」系到 (2007– ),泡沫芯材、聚苯乙烯、数码印刷、油漆、金属,106 × 259 × 152 厘米。影像由Gene Ogami拍摄,艺术家及Shoshana Wayne Gallery, Santa Monica提供。

背景:《DOUBLE COMFORT OF SOFT FILLED SPACE》,2009,出自「Quantum Shirley」系到 (2007– ),聚苯乙烯、纤维板,尺寸可变。影像由Gene Ogami拍摄,艺术家及Shoshana Wayne Gallery, Santa Monica提供。


你在威尼斯香港馆展出的作品中如何体现这些可塑性和融合的理念?


尽管是呈现在大量材料中,但《Stakeholders》是我早期使用塑料时对差异和多样性的看法的延续。名为《Negotiated Differences》(2019)的室内装置将会包含各种具代表性或抽象的形状,它们都是我用电动车床或手工雕刻的天然或複合木材。这些形状会通过3D打印的金属或塑料接头连接一起。我认为整个形态是一种有机生物,就像根茎一样,穿过香港馆的空间。在室外庭院中还有一个听觉的组件,其中将有几个天线接收该区的业馀无线电广播信号。


这种关于根茎和节点的想法也与你将雕塑过程视为多维思维模型的实践有关。你能详细说明这会如何反映在展览的佈局中吗?


这个装置会在场地中伸展开来并阻挡展馆中的其中一个拱门,因此观众不能简单地穿过这些结构;你将会被迫四处走动,从不同的角度观看这件作品。这里的关键思想是,儘管可能存在强制观点,但这儿是没有优先观点的。装置的另一个概念是不对工艺的複杂性赋予优越感,更多是要展示业馀技巧。我有目的地留下了一些非常粗糙的痕迹,是我拿著凿子用不确定的方式留下的。与此同时,有些形状看起来无缝到你无法看到任何工艺痕蹟的地步。


这种非层级的安排可以带来多个视角和解释,但也可以允许观众将各种形状视为独立个体。你是怎样选择不同形状和图案的?


我的作品从未受到单独事件的启发──它们是多种想法和影响之下的产物。刚开始时,我没有完整计划我要包括的内容,但我心里会有一份清单来展示多个抽象和具代表性的物体。在抽象元素中,这些物体可能是过程本身或其他艺术史的例子,比如Constantin Brancusi的《Endless Column》。在代表性类的物体中,我想要包含室内和室外物品、乐器、体育用品、建筑细节,以及西方、中国和摩洛哥家具。然后我即兴创作了不同的形状,包括我生命中重要的特定物品,或者我在创建装置期间偶然遇到的事情。


当你看这件作品时,你可能会看到一块木头、一条假腿甚至是保龄球瓶。当我在香港长大时,保龄球和羽毛球都是我最喜欢的消遣。保龄球瓶的重要性是双重的。首先,我想营造空间错觉。保龄球瓶被雕刻成不同的尺寸──靠近观众的更大,距离远的更小──好像这些保龄球瓶在空中翻滚、撞击时冻结起来,就像你从「错误」的角度看它们一样。其次,因为这件作品的概念是关于多样性以及差异如何相互协商和共存,我想要在表示运动的物体和表示稳定性的物体之间进行对比。例如,运动与更静态的东西,如桌腿之类。


一些家具元素来自于我对车床的研究,以及它在非洲和中东的广泛应用。我最近和姐姐一起去了摩洛哥,在其中一个露天市场,我亲眼目睹了一位工匠雕刻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蜂蜜搅拌棒装饰。他用单手拉弦来旋转木块,只用赤脚来操作凿子。我惊呆了。我知道我必须重新创作作品并包含这个元素。在旋木车床的课上,我学习了主轴转动,因此製造了不少件零件。我还想展示木材类型和颜色的多样性,因此物体以其自然颜色呈现而不会被染色。其他木製件没有在车床上製作,而是用手工雕刻。我知道中国桌腿大多是手工雕刻而成的方形,所以我的装置也参照了明朝的家具。


还有一个木槌,因为在我创作这个装置时,在2018年11月,美国举行了一次选举,而民主党赢回了众议院。当我看到Nancy Pelosi收回众议院议长的木槌时,我不得不在第二天製作一个木槌──我怎么能不这样做?我包含的其他物品还有鞋楦和羽毛球拍──两者都是自我参照的。其他物体不是一比一的比例,比如有个超大的卫生棉条机。还有一个贡多拉桨,因为这个装置会在威尼斯展出。因此,在决定我将要雕刻的内容时,确实是有很多过程和动作;而装置本身是不能预料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件作品是一个视觉日记。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NEGOTIATED DIFFERENCES》(细节图),2019,3D打印及雕刻木材、金属和塑料。影像由Joshua White拍摄,艺术家及香港M+提供。


早些时候,你提到在香港馆的院子里也会有天线。这些天线有甚麽作用,而你将它们定位在那儿的原因是甚麽?


在《Playcourt》中,几个垂直天线会安装在室外,它们将从该地区获取业馀无线电频率。业馀无线电允许人们在不使用互联网或移动设备的情况下跨越城市、国家甚至太空进行对话。我想利用天线的垂直将观众的视线吸引到当前的晒衣线上,以强调场地的本土性。


当我考察展馆的位置时,站在户外庭院听听威尼斯的声音很有意思:洗衣机的声音、人们迴响的脚步声、谈话声。封闭的结构为我带来了很多在香港住宅区长大的回忆。我想要包含一些未被理解的东西,在作品中我想要强调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无法预计的行动。这是一些你无法预测的东西。


现在,我不一定要用我的艺术来表达自己了。在一定程度上,我已经超越了这种方法。我的作品不再是关于我的,当然,这很难说,因为最终作品总是会反映你自身的──你的思维方式,你的观点,也许是不知不觉中,反映了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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