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峰:误读
发起人:另存为  回复数:0   浏览数:219   最后更新:2019/06/18 10:54:57 by 另存为
[楼主] 另存为 2019-06-18 10:54:57

来源:打边炉DBL  薛峰


5月3日,作为“2019OCT凤凰花嘉年华”的一部分,由《打边炉》策划的“吹水集:此地此时”在深圳华侨城举办。艺术家薛峰是当天的12位演讲人之一,他的演讲的主题是“误读”。以下为演讲实录整理,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1994年,我还在上大二,有一个老板很喜欢康斯坦布尔在17世纪画的一幅画,让我画一张给他,奔着钱,就欣然接受了他的订单。抱着一本印刷质量不太好的画册来临摹,虽然是很多细节是缺失的,我还是觉得这幅画特别美,画完了自己挺满意的。但是上个月,25年之后,我在英国看到了它的原画,一下子懵掉了,里面所有的细节都跟想象中的不一样,那种精彩是我想象不出来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个词——“误读”。

当时在美院,我接受的是以技法为主的写生绘画训练,用一种画画程序把眼前的对象画下来,即使看着印刷品临摹,其实模仿的都是自己的想象。康斯坦布尔的画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细节,比如水,画册里面就只是一片深灰色水的颜色,看着原作时却会被自由驾驭的灵动表现力深深吸引,水中那些波光的点,形成了一个看似抽象的空间,比现实的描绘要开阔得多。又比如这里面的人物,我临得特别细致,但他画得非常写意,根本不像我画的那样还有一个所谓的比例和人体结构,甚至添加一点衣褶,康斯坦布尔寥寥数笔,就带出了在河边活动的人物形象。在当时美院全日制的技术训练下,甚至直至今天,学院也难以用具体的个案来比较无数的技术类别,针对技术训练提供一些可靠的依据。没有条件,大家只能看着印刷品自己在想象,需求和见识在此间徘徊。

由误读,联想到了深圳大芬村,大芬村里有大量西方古典、现代绘画的复制品,大多数人在大芬村是为了生计而画画,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地方,跟学术啊什么的不会发生关系。我觉得这种高度独立运转的方式特别有意思,一面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价廉物美的画来美化家,另一面因为价钱合适接受了流水线的画作,我肯定是没法多看一眼这样师出有名的复制品,梵高在这里就是个生产流水线,这是误读产品。和我当时临摹时相似,每次7临摹都是一次丢失,商业化让大芬村出产的画作在丢失了原作很多东西的同时,又放大了很多奇怪的东西。

去年,巴黎的朋友来深圳,我们在华侨城喝完咖啡,他说要去世界之窗看一下埃菲尔铁塔,还拍了张照发给我。一个巴黎人带着与日常不一样的笑容在深圳埃菲尔铁塔前留影,这件事促使我也去了一趟世界之窗。发现世界之窗挺有意思的,花100块就周游了世界名胜和建筑史,这是我们理解世界文化特有的一个景观,但这也是一个去政治、去历史、去技术、去体验、去壮观、去伟大的景观,可能是用“误读”呈现了另一种格调。我见过很多对象,但是我在世界之窗的现场,什么想法都没有。

站在世界之窗的英国国会大厦前,我觉得自己被对比得像个巨人。当我真站在英国国会大厦下面的时候,简直被老牌帝国主义的权威性给震撼住了,仰头凝视了很久。这之间形成了一种很有趣的反差,我却有一种站在世界之窗看着它的错位。误读产生了另外一种反射,我无法评价这种格调的高低,或者只是一种混沌,正好对应了那时城市文化缺失的状态。深圳是一座没有传统旅游产品的城市,而世界之窗人工景观的出现,恰恰填补了它旅游产业的线索,有一天世界之窗被拆掉了,也是误读景观结束的那一刻。

后来我查了一下“误读”这个词,发现在互联网里面有非常多种的解释。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年龄、身份、政治、历史、权利、知识、趣味、利益、经验、感情都会产生误读。只要被传阅的东西,就会产生前后文的关系,在信息不流通或被屏蔽的时候,对前文的猜测就会产生误读。


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在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间,画面最前排的人物被修改了四次,涂掉、加上、又再被重新排列,出于历史的问题,一张油画就这样成了一张会动的画。历史的瞬间是确定的,但它的某种属性是不确定的,这之间发生的故事引人猜测、令人遐想。


比如最初看到冈萨雷斯在1991年做的一堆糖,觉得它蛮一般的,同类形式也多,但后来看了作品的解读,改变了我对它的印象,原来他作品背后是基于对逝去的爱的感受,等同于他爱人175磅体重的糖果堆在墙角,观众捡起糖剥开糖纸放进嘴里时,带走了他对爱的眷恋的甜味。经验时常会成为我们观看的障碍,反过来,阅读作品出处或缘由,却可以给我们带来特别有趣的解读,启发我们思考问题的不同角度,当作品和解读刚好触及我的情感的时候,也有如获至宝之感。

在不同的生态中,每个人都处在对各自价值观的理解上,当人找不到信仰的支柱,主流价值观跟个体价值观之间存在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每每看到乡镇政府大楼造的比学校好,我们会产生直观的质疑:难道教育环境不应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设施吗?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有个人出狱,全村的人都去到监狱门口敲锣打鼓迎接。当然矛盾生发出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属性,我恰恰喜欢在两种矛盾之间寻找出问题的边界。社会新闻就是社会景观,里面充满了被误读的景观,而我们身处其中。

王澍在同济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的城市是一大片金光灿烂的垃圾,唯有在中国的农村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文化。有时,我们也是城市问题的业余批评者。他带着建筑学院的学生们去到乡村里进行三个星期的社会实践,通过这期间的调研对村子里的厕所提出新的想法。我们对农村是有体会的,在城市里待过之后再回到农村,上厕所总会成为我们的切身体会之一,因为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非常舒服地解决生理上的问题,在农村里更多的时候只能憋着,所以我对他在乡村做厕所的方案特别感兴趣。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里也特别讲到了上厕所的事情,他说过去的时候上厕所是在菜园,踩着石板的青苔去上厕所,厕所总是带着一种昏暗的光线,在里面你能听到鸟叫的声音,风吹过能听到竹叶晃动,下雨的时候,菜园子的环境便更加符合如厕的生理功能。准确的感受往往是来自生活中切实的需求,有时候为了美而创造的美是一种轻浮,而在实用中流露出的才是一种“恰当”的美。

最后一个故事是两个卖鞋的人流落到了一个所有人都不穿鞋子的岛上,其中一个人非常沮丧,觉得没人会买鞋子,但是另外一个人感觉特别兴奋,他想的是有这么多人没有穿鞋子,在这个岛上卖鞋的事业值得更大的期待。个人的理解决定了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回到对误读上来,我不是反对误读,它确实是我们阅读世界的存在方式,我们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也许是来自对误读本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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