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颖:拉图尔从实验室书写的人类学志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283   最后更新:2019/06/17 11:52:05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19-06-17 11:52:05

来源:长征计划


5月18日,行星马克思走到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的宫位下,关注科学实践的文化和社会性。在这个领域中,拉图尔(Bruno Latour)与伍尔加(Steve Woolgar)在科学实验室里,将科学和文化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观察,已是经典。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读起来也活像是一本小说。而科幻小说家吴明益则将科学实验室的目的论搬到叙事中进行论辩,其中,许多他反复论证的生态观点变成一系列精彩的意象。而在帕里卡(Jussi Parikka)那里,他注意到柯南·道尔(Conan Doyle)晚年的小说“地球正在尖叫”中诞生一种崭新的观看角度:在地心的探钻中,我们发现地球的感知能力。帕里卡从中引出一种激进的观点,以媒体文化的角度谈论生态。


本篇为读书会中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科技艺术研究员魏颖所分享的她对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著《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一书的读书体会,带领我们走进从实验室书写的人类学志。


魏颖

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科技艺术研究员

导读布鲁诺·拉图尔与史蒂夫·伍尔加,《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张伯霖、刁小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读读《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这是一本视角独特的书。我在展览《准自然》中的研究项目“实验室作为惊奇发生器”(Lab as the Generator of Surprises)受到这本书的很大启发。


我们在开始阅读一本书之前,通常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点:比如谁写的,何时写的(大的时代背景,以及他学术生涯的哪个阶段),写的内容是什么,此书在所在领域价值如何(在今天是否仍有阅读的必要)?


首先介绍一下作者,通过梳理他的著作来了解是较好而快的办法。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生于1947年,是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1]巴黎学派的创立者及领军人物。若必须用一个指标去描述他的学术成就,他曾是2007年全球人文学科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第10位[2] ,近期应该被引用得更为频繁。《实验室生活》成书于1979年,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他的第二本书是《科学在行动: 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写于1987年。这本著作提出了他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强调了非人因素拥有与人同样的能动性与对称性的观点。这两本都有中译本。


1988年的《巴斯德的实验室: 细菌的战争与和平(Pasteur: 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这本讲述了“微生物之父”巴斯德的故事,一位十九世纪的科学家。这本书的可读性很强,很像悬疑小说,人们在做科学研究中,在未得出结论之前永远不知道科学的真相。第四本书是他最为有名的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著于1991年,大陆台湾均有译本。之前他来大陆做讲座时,在北京的三场讲座中均重点引介了这本书。这本书探讨了”现代性”,以及其包含的二元对立——一系列的大分裂(Great Divide):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等。他认为现代性的一些问题,需要通过放弃这二元对立来解决。


之后的两本,其中一本叫做《自然的政治(Politics of Nature)》,另外一本《潘多拉的希望(Pandora's Hope)》,目前南大的一位译者正在翻译。拉图尔在2012年出版的《探求存在的模式(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与策展的关联实践较多,他后来开展的一系列项目中,都是以这本书为发散,包括《Reset Modernity(重置现代性)》这个展览也由此衍生。他近期兴趣点转移到盖娅理论(Gaia Theory)[3] ,近两年内出版的两本书:《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2017), 《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Climate Regime》 (2018), 都与地球、气候等相关话题有关[4]。 他的学术研究不仅对人类学、艺术界亦或是哲学界有影响,他是一位具有广义上的影响力的思想家。


其次是作者在何时写了这本书。


布鲁诺·拉图尔在1975年至1977年获得了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福布莱特计划奖学金(Fulbright Program),并在加州的实验室进行了长达21个月的田野调查。他于1979年与英国另外一位社会学家共同完成此书。他于7年之后,也就是1986年对此书做出了较大修改,体现在第一章、第五章和第六章, 并且删除了副标题中的 “Social”一词。布鲁诺·拉图尔很喜欢推翻自己的观点,他的书会对他之前的某一论点进行一些修改与颠覆,这也是他的习惯。这本书的中文版早在2004年就出版了,但中文版似乎是根据法文翻译的,与两个英文版本都不太相同,我们可以对照阅读。


因此,这本书是在拉图尔学术生涯最初的阶段完成的,迄今已有40年,但它奠定了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research)这个领域的基础,同时也是STS非常重要的著作。我觉得它对于当下仍旧有影响力,并且是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时隔40年后仍值得一读。

位于美国加州南部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


第三是整本书写了什么。


《实验室生活》,顾名思义就是将实验室作为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对象去观察和书写,这在拉图尔那个时代是比较罕见的。他选择了美国加州的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研究所的建筑很美,是由著名建筑哲学家路易斯·康(Louis Kahn)设计的,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这是一所在专业领域内非常有名的研究所,在生命科学领域贡献了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它的创始人是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也就是发明小儿麻痹症疫苗的那位科学家。拉图尔在诸多实验室中选择了罗歇·吉耶曼(Roger Guillemin)的实验室,这位科学家的研究领域是神经激素(neurohormones)。大家通常认为神经细胞是通过电信号发生作用,而这个领域的研究认为神经细胞也可以通过释放激素产生作用。这位科学家在1977年分享了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授奖词是“发现了一些由大脑分泌的多肽激素”(for their discoveries concerning the peptide hormone production of the brain),也就是书中反复提到的“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hyrotropin-releasing hormone,TRH)。大家会发现,这位科学家得诺奖的时间与拉图尔出版这本书的时间非常接近。因此,他在这个实验室全盛时期拜访了它,并且这个实验结果也是当时在科研界前沿的。


清楚了以上的一些背景知识,有助于我们的判断。下面我们以第一章为例进行阅读。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标题是“记事簿摘录”。一本书的开篇奠定了它的基调,而《实验室生活》这本书开头便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张力。他实际上是在用一种传统的人类学家的田野笔记的方式,事无巨细地记录细节。但描述的对象却不是一个原始部落,而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人群。你会看到这一个八分钟的精彩特写,他用三页记述了在一个实验室中八分钟之内发生的事情。


拉图尔刚进入实验室时,就好比现代人去原始部落一样。他的母语不是英文,他也没有科学基础,他不知道这些科学家在做什么、在说什么,只能用一种非常纯粹的方式去观察和记录他们。第二节“评论摘录”是一个更为详细的描述。这两节对实验室做了一个非常酣畅淋漓的描写。后面几节则转入特写。


第三节是“场所介绍摘录”(第4页至第9页)。这部分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具体叙述了这个实验室的人员与空间,把这种描述和传统的人类学叙述对置同样会非常有趣。首先提到的琼斯·萨尔克(Jonas Salk),他的身份就像是传统部落里的大酋长,因为他是研究所的创始人。在后面一段,拉图尔遇到了弗朗希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赖斯利·奥热尔(Leslie Orgel)。克里克是DNA的发现者,1953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他的名气可能比萨尔克更大,这两个人或许就类似于部落里的长老,是隐居着的大神。然后,拉图尔进入到部落的内部 ——“有人把我们领到研究所的地下室。在玻璃门窗后面,我看见金色的字:神经内分泌实验室,”(p.6)这就是他之后会度过两年时间的地方。后面一段的人物是出现名字的,第一个是维利·瓦勒,拉图尔花了一些篇幅介绍了他的政治态度和地位,他是小组的冉冉上升之星。然后下一个是罗杰·比尔居,他是一个著名的化学家。包括后面的瑞士人卡特琳·里维埃和中国人林尼克,这些就是出现名字的人仿佛都是部落里面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们拥有自己的角色。在下一段,则出现了没有人名的部落人,用德国人、墨西哥人等指代,相应的角色逐渐变得次要。


之后拉图尔开始观察实验室的空间——部落人士的所在地——分为生理学区和化学区,他发现生理学区中的一位高个子女生在饲养和屠杀小白鼠,他将其称之为“屠夫”。另一个部分是化学实验室,他把其中的这些人称为“厨师”,他觉得这些人在做基于比例的非常精细的工作;而一旦他们找到一个新的分子,就变成了“猎人”,因为他们需要追踪这个物质究竟是什么东西。后面他也有写道:“我……将对他们加以研究,就好像他们是某个异国的部落一样。”(p.8-9)因此这个部分表明了拉图尔当时的态度,即他决定编纂实验室的第一部文化学志,去把实验室作为一个新的“部落”加以研究。

之后拉图尔写道他为什么要将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他发现人类学的这个转向正在发生,一开始,数百名人类文化学家访问过所有能想得到的部落。他们穿过茂密的森林,把最有异国情调的风俗习惯编成目录,把最复杂的家族关系或祭礼仪式拍成照片并写成资料。然而,对我们自己的工业、科学、技术和管理的研究却很糟糕。那些人类文化学家被从非洲、拉丁美洲或亚洲的土地上赶走了,他们感到只能在自己的社会里研究他们刚刚离开的土地的情况,研究亚非拉地区的艺术、民间传统、巫术、符号表现、战役、所有生活在各个阶层边缘的人、犹太人区,他们顾虑重重地在我们的城市里进行自己的工作……”(p.9-10)


回答了这个重要问题之后,接下来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谁是观察者?


观察者是否能够足够客观?因为研究科学实践或实践者,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第五节的名字就叫做“观察者的问题”,他认为一个比较合适的观察者需要用一种不属于分析语言的元语言去分析研究者所做的事情,应该熟悉一个领域并且保持独立和距离,他觉得这样一个观察者可能是比较适合做实验室研究的观察者。他在中间做了非常多的设定,最后在第21页,也就是第五节的最后一段,做了一个总结。这本书一共有六章,他为每章都赋予了一个假定的观察者。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的观察者是一个完全不了解情况的人,即拉图尔本人,他来到实验室就像不久之前人们来到班图人的栖息地一样。第三位是一位好斗的历史学家,他发起了对于某个认识论的斗争,对某个科学事实的确认加以解构。第四章的观察者是一位关注研究者的固有权限的人类文化学方法论者,他开始正确地理解研究者的语言了。第五章的研究者是关注一切研究典范的社会学家,最后一章的观察者是派遣到现场的小组,从我们的地位协调起来,并结束反身性问题的这样一个人,因此每一章的观察者都在不断地变化。其实也反映了拉图尔自己在写作过程中在不停地变换思考问题的角度。

之后他开始对实验室研究的局限性进行一些反思,他认为一共有三个局限。第一个局限是古典的人类学志和科学志的巨大差异。前者的场所与属地混合,而后者的场所已经形成一个虚拟网络,其发生的场所远远大于实验室,因为包括产品、发生关系的工厂、医院,都不在实验室里面,其实包含了背后的一个庞大网络。第二个局限,是研究只关心事实而不是理论。第三个局限,是在研究过程当中不会去重建研究人员内心的世界和实际经验。他们对这个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是要记录他们的个人生活,而是只关心他们在科学实践里的作用。

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拉图尔说道:“作为人类文化学志学者本人,由于没有地图,他需要摸索着钻入事实的丛林。”实验室研究的隐喻也因此展开。我觉得这是对第一章很有力的总结,也预示了全书的实验性基调。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简要读完了第一章,后面五章依然十分精彩。

布鲁诺·拉图尔策划的展览“重置现代性!”(Reset Modernity!),2016年于德国ZKM艺术与媒体中心


第二部分,我来聊聊“拉图尔作为策展人(Latour as Curator)”。拉图尔首先被认识的身份当然是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但他也广泛参与策展活动。他迄今策划(或联合策划)过三个展览,第四个将于明年发生。第一个展览是在2002年的《打破偶像:科学、宗教和艺术的图像战争之外(Iconoclash: Beyond the Image Wars in Science, Religion and Art)》,试图从三个领域:宗教、科学和艺术,来解析图像以及摧毁图像的意义。第二个展览是2005年的《将物公共化:民主的氛围(Making Things Public: Atmospheres of Democracy)》则更进一步,通过十三个话题探讨如何用艺术形式,呈现政治与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展是2016年的《重置现代性(Reset Modernity!)》也是鸿篇巨制,通过七个章节来思考如何解决现代性带来的问题,涉及上百件作品。他认为“重置”可能比从零开始的革命更具有意义。我对于他的策展人身份很感兴趣,从同行角度来说,我会关注他对作品选择和空间规划,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如何将自己的理论融合到策展实践中。

由魏颖策展的展览《准自然 Quasi-Object》, 2019年于北京现代汽车文化中心


我本人在798艺术区的这个展览,题目《准自然(Quasi-Nature)》中的quasi-,即来自《我们从未现代过》里面的一个词汇“Quasi-Object”。准自然,意在打破自然与社会的边界,创造一种新的关于“自然”的叙述。展览前两个部分从生物艺术(Bio Art)的角度来进行叙述, 第三个部分是一个研究项目,受到《实验室生活》的启发,名字叫做“实验室作为惊奇发生器”。拉图尔将实验室视为一个黑盒子(black box),他认为实验室是一个专业人士进行活动的封闭空间,行外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用人类学家的视角去解构这个黑盒子,进入到实验室中去观察科学家。作为策展人,我也有自己的解构方式。在第一期的项目中,我希望艺术家成为这个“解构黑盒”的角色,这就需要艺术家进入实验室呆较长的时间,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国内,这恐怕很难。但我注意到国际上有一些著名的科研机构已经开始了艺术家驻地(art residency),它们是在科研上非常成功的机构,同时也主动开设了艺术项目。此次我展示了三个实验室,我戏称之为来自“海陆空”的代表。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


代表陆地的实验室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作为地表最有名的实验室之一,它的艺术项目Arts@CERN也同样出色,我认为是目前国际上做得最好的科学与艺术合作的项目。从2011年开始,这个项目一直在持续进行,我对其中的艺术家也做了案例分析。它有两个著名的驻地项目:对撞(Collide)项目:这是一个为期三个月、邀请艺术家在这个实验室进行研究创作的项目。另一个加速(Accelerate)项目为期一个月,不限职业,学者也可以访问。比如这组艺术家组合”半导体(semi-conductor)”是其中非常棒的驻地艺术家,他们从艺术角度去探讨了自然世界的物质基础。我在展览中引介了纪录片《光环(Halo)》,记述了他们从进入CERN到完成创作沉浸式装置的全过程,这是来自艺术家严肃而感性的视角,很值得一看。

法国塔拉科考帆船


代表海洋的实验室,塔拉科考船(Tara Expeditions)是个浪漫的案例,我将其视作一个流动实验室(Mobile Lab)。这个流动实验室拥有非常辉煌成就,航程40万公里,并发表了80多篇论文。它不仅携带科学家,也欢迎艺术家。他们最有名的项目是Tara Oceans(塔拉海洋),这次为期四年的科研航行,研究成果发了一整期《Science》杂志。在四年的航行里,他们始终有一位随船艺术家,呆几周到几月不等,他们会将所见所闻转化为创作的来源。我们会开玩笑说,这艘船,果然是法国人的船。但是这种科研的专业性以及对于艺术的尊重,是我很佩服的。

外星智慧搜寻计划 SETI


最后代表天空的实验室,外星人智慧搜寻计划(SETI),是在加州的一个研究机构。他们探寻的问题也非常经典,“我们是否孤独?”他们的其中的一个艺术项目是“SETI AIR”, 这个AIR就是Artists in Residency。这个驻地项目持续时间较长,大约一年左右,目前也在召唤国际艺术家。艺术家可能要和科学家一起呆很久,仰望宇宙,感受人类特有的孤独,由此创作出作品。这种感觉和塔拉船和欧洲欧子研究中心的艺术驻地又很不同。


回到拉图尔,一个人类学家进入他完全不熟悉的 “黑盒子”实验室去进行观察,这是他的视角和他的工作需要。而我所要的书写,则没有职业视角的局限。也许”实验室作为惊奇发生器”的第一期是艺术家,因为我足够熟悉这个群体,那么第二期可以是哲学家,之后可以是电影工作者、历史学家、作家、甚至普通人,形式可以非常多元。我想说,实验室也许是一个黑盒子(Black Box),但获得足够的理解之后,它也可以是所有人的惊奇发生器。


注释

1 STS缩写的另一说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中文也译作“科技与社会”,“科学、技术、社会”等。笔者选择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译名,以帮助理解为主。  

2 第一名是福柯。

3 也有称之为盖娅假说,Gaia hypothesis。  

4 以上书单由我做了一些选择,并非完整的著述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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