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和心碎:越战如何改变了艺术
发起人:另存为  回复数:0   浏览数:211   最后更新:2019/04/15 11:24:34 by 另存为
[楼主] 另存为 2019-04-15 11:24:34

来源:界面  Sebastian Smee


这场战争改变了一切,当然也包括艺术。


金·琼斯1974年作品《泥人结构(大)》(Mudman Structure) 图片来源: Zeno XGallery/Copyright Kim Jones, courtesy Gladstone


32岁生日那天,金·琼斯(Kim Jones)结束了八年的军旅生涯,从越南服役归来。用琼斯自己的话来说,这时的他已经成了一个“近30公里长的行走的雕塑”。

他穿上军靴,把尼龙袜拉高,遮住自己的脸,然后扣上一个用泡沫橡胶和鸟笼线圈做成的临时头冠;他在自己身上砌满泥浆,背上驮着一个棍棒交错的怪异网格,用绳子捆在背上。然后,金·琼斯朝着西方,沿着威尔夏大道(Wilshire Boulevard)从洛杉矶市区一路走到了太平洋沿岸——这正是越南的方向。

在被送去越南之前,琼斯曾经是个学艺术的学生。之后发生了什么?

大卫·哈蒙斯1968年作品《美丽的美国》。图片来源:David Hammons/OaklandMuseum of California


艺术如何回应战争,这个问题残酷而难以回答,但却是一场展览的核心议题。“艺术家的回应:1965至1975年的美国艺术与越南战争”(Artists Respond: American Art and the Vietnam War, 1965–1975 )将持续到今年8月18日,绝对是来到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的必选项目。这个展览汇聚了多元化艺术家的心血,展现了越战炮火正酣时期的艺术——这场战争改变了一切,当然也包括艺术。

越南战争以这么大的规模走进艺术博物馆,占据如此亮眼的位置,这还是头一遭。本次展览由梅丽莎·何(Melissa Ho)精心策划,从头到尾都浸没在痛苦之中。同时它也不断提醒着我们,越战的切肤之痛时至今日依然令人感到苦楚。眼下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从文化战争到国会僵局比比皆是,而且都可以说是越战的余波——想想特朗普总统和约翰·麦凯恩(共和党重要任务,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是美国参议院仅有的几位越战老兵之一)之女梅根·麦凯恩在推特上互怼的局面吧。人们的记忆、家庭历史以及几百万人的内心世界亦是如此。

“汗流浃背,像猪像狗像耗子,红色的尘土遮蔽了一切。”提起他在越南的岁月,琼斯如此描述。他为了行为艺术“威尔夏大道徒步”,特意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泥人”。旁观者看了可能会觉得他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甚至感到不适,心里瘆得慌。但对于这位艺术家来说,这么做就更不舒服了。

“威尔夏大道徒步”不仅是一个隐喻,在这个表演中,你甚至不怎么看得出这是关于越南的。虽然琼斯说,有一些退伍老兵发现了其中的含义,还有几个人走上来,对眼前这个泥人说:“对,我明白你的感受。”事实上,这场表演表达的不仅是琼斯个人的挣扎,还有美国社会里更广泛的危机。

越南战争所带来的震荡让诸如艺术和雕刻这样的传统艺术形式显得有些吃力。这张战争的余波点亮了一大批有潜力的艺术形式,同时也逐渐开辟出一个全新的观众群体。公共表演、视频、装置作品、大地艺术和各种艺术宣传方式在越战期间纷纷涌现。

越战还为前卫艺术开辟出一条道路,让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声音——女性、非裔、拉美裔和亚裔美国人发声。“艺术家的回应”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能够从中看出,多少来自边缘化群体的艺术家对此给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回应,面对战争,急迫而强有力地表明态度。

美国的征兵系统对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公民十分不公平,他们承受着更重的负担。二十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黑人和拉丁裔士兵从越南归来,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充满歧视和分裂的社会。照这样看来,在这一时期,最露骨最激进的一些艺术都是出自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之手,就毫不出奇了。这些艺术家包括非裔女艺术家费斯·灵戈尔德(Faith Ringgold)、非裔的大卫·哈蒙斯(David Hammons)和墨西哥裔的马拉吉雅斯·蒙托亚(Malaquias Montoya)。

这些艺术家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们越战和民权斗争的关系,他们每天都与之亲密接触。但他们用艺术作出了回应,而不只是一句口号。哈蒙斯的《美丽的美国》(America the Beautifu)表现了一个黑皮肤的人,脸和身体都包裹在星条旗之下。创作这幅画时,他将自己的身体涂满油脂,然后将整个人拓到纸上。接下来再给画纸撒上颜料。这一套工序下来,眼前的图像便如鬼魂一般,挥之不去——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包裹着的竟是一个黑皮肤的年轻人。

越战的最后几年,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女权主义的第二波浪潮也正巧涌来。今年3月离世的卡洛琳·史尼曼(Carolee Schneemann)、草间弥生、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以及科里塔·肯特(Corita Kent)修女都乘上了这波巨浪,对这制造战争、助长炮火的父权制发出了尖锐的批评。

小野洋子,“剪”,创作于1964年。图为1965年3月21日在纽约卡内基大厅表演的场景。图片来源:小野洋子


许多反战的表演艺术都着重强调身体的脆弱性。小野洋子的“剪”(Cut Piece)在1964到1966年间五次登台,其中就包括1965年纽约卡内基大厅的这次表演。小野洋子就这样坐在地板上,面前摆着一把剪刀,邀请观众一个一个走上台前,剪破她的衣服。

从本质上看,这个演出是关于女权主义的。但在这一年,美国从越南大规模撤军,人数已经从23000飙升到184300,我们也可以将其解读为一个战争的注脚。有些艺术评论人因为小野洋子的亚洲面孔,误认为她代表的是越南。但和琼斯的“威尔夏大道徒步”一样,“剪”也许带有越战的隐喻,但更是一种艺术心理学的实验:把权利交到你手中,你会剪掉多少?随着情况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你还会观望多久才肯站出来说不?

把镜头拉到更广的美国社会,情况也是一天天变得越来越不堪。当尸体被运回国的时候,全美国人都在电视机前看着。他们看着僧侣自焚,他们见证近距离处决,他们眼看赤裸着奔跑的孩子被凝固汽油弹烧得不成样子。源源不断的照片涌向媒体,没有上面这些情景这么臭名昭著,但同样触目惊心,令人沮丧。政治宣传里的越南和眼前的这些图景完全搭不上边。

抽象画家出身的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开始转向制作蒙太奇,突出矛盾冲突。她把越南的骇人照片塞进美国室内设计杂志的图片中,提醒着人们,“战争总在家中”。

克里斯·伯顿,《枪击》,1971年,行为表演
摄影:Barbara T. Smith。图片来源:TheChris Burden Estate and Artists Rights Society


克里斯·波顿(Chris Burden)也对眼前的痛苦作出了回应。如他所说:“在越南,每天晚上都有许多人被射杀,这些受害者都是和我一样年纪的年轻人。”他在1971年的表演今天会想起来还是令人脑袋疼。这位艺术家让助手戴着面具,用一把来福枪向他射击。子弹从枪管喷出,击中了波顿的左臂,

你也许会觉得可憎,在几千公里之外,“和他这样年纪的人们”正在混乱中遭枪击被杀戮,而在美国,一个艺术家竟然表演这种东西,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当时的波顿面对的是高度的非理性,这样的状态已经不是什么例外了。这就是大环境。

当你还在思考这个这个世界怎么了的时候,那些六十年代最愤青的艺术家们开始在巨幅画布上喷出漂亮的图案,就像肯尼斯·诺兰(Kenneth Noland)那样,要么就像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一样创作巨大的连环画,或者像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那样把弄金属盒子。看到这些,你可能会觉得不满。

玛莎·罗斯勒作品,《红条纹厨房》,出自《美丽家园:把战争带回家》,1967-1972年
图片来源:ArtInstitute of Chicago/Martha Rosler, Courtesy Mitchell-Innes & Nash


说句公道话,大多数艺术家只是在努力保护艺术。二战的灾难让他们认识到,在战争、种族灭绝和核毁灭面前,艺术在这世上的地位是多么卑微。他们见证了不同的政治权力拼命把艺术转化为宣传工具。他们希望保护艺术,让它远离大规模的煽动、宣传。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痛恨、不反对战争。比如说艾德·莱因哈特(Ad Reinhardt),这位艺术家继续创作着他微妙的极简主义抽象画,同时也活跃在抗议运动中。他曾经为一个反战抗议群体创作一幅明信片样式的作品,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张明信片收件人是“战争总司令,华盛顿特区”,附文“没有战争”“没有征兵”“没有恐惧”,而另一边则写着“没有战争的艺术”“没有关于战争的艺术”“没有像战争一样的艺术”。

然而对于一些抽象极简主义者来说,将艺术与行动分离让他们倍感压力,难以忍受。像是唐纳德·贾德、丹·弗莱文(Dan Flavin)、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这样的艺术家都是明确的反战艺术创造者,而还有一些艺术家,比如罗斯勒,则完完全全改变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因他的“抽象印象主义”绘画出名,最显眼的就是那颤动的粉色和灰色。然而他却说:“我感到精神分裂。战争、眼下的美国、残酷的世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可以安然坐在家里看杂志,虽对所有事情感到沮丧,却还是走进工作室,把红色调出蓝调?”

1970年,他从抽象画转向了厚重的具象绘画,通过清晰可感的、生活中比比皆是的物件(比如说灯泡、三K党头套、鞋子、砖块和香烟),来营造一种陷入危机的整体视觉感受。加斯顿还有一幅代表性作品,明确表达了他对腐坏权利的蔑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气焰嚣张的讽刺漫画。

有些画家走得更远。“我想要画出力所能及范围内最丑陋的作品,”朱迪思·伯恩斯坦(Judith Bernstein)说,“我希望它们能和战争一样,丑陋且骇人。”她的作品《一位士兵的圣诞》(A Soldier’s Christmas)借鉴了厕所墙壁上那些黄暴涂鸦。

在其他地方,画家们创作出愤怒、狂乱的作品,来对冲流行艺术中的冷静淡然和极简主义中的沉默优雅。芝加哥当地艺术组织Hairy Who的成员吉姆·纳特(Jim Nutt)和彼得·绍尔(Peter Saul)就代表了残酷的艺术。

莱昂·戈卢布,《越南II》,1973年作品,丙烯画布
图片来源:Tate,London/The Nancy Spero and Leon A. Golub Foundation for the Arts


来自各个领域的艺术家都试图寻找一种办法来遏制战争,或者赋予其意义。然而他们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无能为力:他们无法作出对等的回应,灾难太庞大,而他们的艺术——以及艺术本身——都太渺小了。

“绘画无法改变战争,” 1967年,满怀热情的政治画家莱昂·戈卢布(Leon Golub)表示,“艺术只能表现对战争的感受。”

表达感受,这就足够了吗?“艺术的回应”中这些作品和宏大的战争相比,确实显得微不足道,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不尖锐、不勇敢可敬。它只不过无法和现实中那更强大的力量匹敌。

悲剧之所以被称为悲剧,就在于它无法企及的灾难性力量。如果说悲剧能教给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敬畏。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我心中,这个展览的模样依然是“泥人”金·琼斯背上那个简陋的木格子。它斜倚在墙上,俨然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戏里的道具。旁边是沾满泥巴的军靴,让你忍不住想起梵高的鞋子。“威尔夏大道徒步”讲述的不仅是越南战争,其中还蕴藏着流浪、谦卑和心碎。

“艺术家的回应:1965至1975年的美国艺术与越南战争”将在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展出,8月18日结束。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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