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斯本文化  陆兴华

作为集体体外化有机体的城市，就人类用来幸存的未来的大地，将既药又毒。

此在的存留活动是被铭写在一个时代的存在活动中的。每一个此在已部分地继承了上个时代，构成集体第二存留，处于未来模态，因为，海德格尔说，人是唯一会等待的存在（der Wartende zu sein）(《转向》， 不来梅和弗莱堡讲座。转引自《逆》，27)。人这一期待着的等待者，本身是一种未来，是要在成为之中铭写一种差异，而这一差异就是德里达说的延异或怀德海说的分枝：此在必死，但要在死前留下其未来，在走向死的过程中活出期待；这个星球必走向熵死，但生命是本地的逆熵努力，尽管最终必死。这是终有一死者之活的内容。这是斯蒂格勒对海格尔此在分析的发展。

因此，未来的未来，也仍是死，但这种已知下，这种源存留下，人必须通过否定自己的已知而努力去活下来，这一努力就是人的命运。人一辈子都在努力去知道如何否认这必有一死，但中间会忘了这一必有一死，用精的知识来使人麻木于这一必有一死。此在占有的所有知识都指向这一独特而源初的知识，但后者总是部分地被延异，总不能够被把握。当我们的知识活动是为了掩盖这一必有一死时，我们就进入后真相状态：知道得使我们自己最终知道得不清楚了。

这也是人类世里总体的人类知识状况：气候危机下无有完卵，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我们努力用更多的知道去不知道，于是就进入川普式后真相时代，我们的知识活动只是在使自己离真相更远。我们用否认和推脱来绕开必有一死的确定知识，但冥冥中，我们都知道这不可避免，于是进入各种掩耳盗铃的状态。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此在分析的两道手术：一、海德格尔提醒我们必有一死是我们的大限，但他自己也走入后真相；他也是在用这一分析掩盖那一大限，这一大限在今天就是人类世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体外圈的熵的极限。薛定谔在《什么是生命?》里看清楚了，海德格尔的学生波依姆看清了，但海格尔自己没看清。

在《存在与时间》第76节，海德格尔讨论了此在的必然要继承的世界-历史性，Weltgeschichtlichkeit，所要面对的世界的存留性，后者作为遗物、纪念碑、故事，都是此在必然已接受的那一“过去”，但还没有活出它，只有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过程之中，这些才能都一一地被活出来。我们要活出这一过去，就像我们拿起先人留给我们的工具，在没说明书指引的情况下学会使用它们。

而这就是我们生活于城市社会时的状态。我们必须活出那个市中心底下的“过去”。在列菲伏尔对城市的过去的分析中，老城被看成是过去时代的作品，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重新创造它，发明它，使其变成我们的作品（《论城市》,142）。我们必须在现有的这一城市废墟中活出那一过去。

建筑和城规并没有配得上城市的转变。城市边缘是生产、生意和居住之地，在新经济中会成为决策之地，市中心被抛弃，或被边缘化。但过后又通过金融、旅游和时尚，市中心又夺回了中心地位，但却是通过游客、外国人、学生和生意人，来重新激活市中心的。人们是来看美术馆、纪念碑、和那些新建的建筑物的。这给了市中心很活跃的表象。这种活跃是符合城市性的吗?这活跃都是由这些过路人顺便带来，稍纵即逝的。而大城市的永久人口，它的居民，却变化巨大，老一代人死了后，公寓会被办公室替代。市中心可以说是被博物馆化了（209）。

今天的城市居民的被动性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城市无论变化无论怎么巨大，人们总是接受它，内化它，接受各种后果。当代的人口与空间的关系可从居民从房屋财产中获得的安全感的程度来测出（买了房仿佛才感到从牢笼里被释放！）。人们高度警惕，也怨声载道，但仿佛只能够从自己占有一小点空间这一点上获得一点小小的安全感了，这是十分可悲的，尖锐的阶级压迫兑换成了城市中的空间矛盾。人们所信奉的那种私有财产的占有，才是主导的力量，哪怕人人反对目前的这种空间非正义，但仍铁心于这种土地和房屋的占有逻辑。

人们想要根据社会需要去组织空间的冲动这一点，与那一日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的房产的私有财产化矛盾的。我们未来的城市运动必须以解决这一矛盾为前提。

全球城市化正不可阻挡地展开。中国的城市运动必须基于本土的火烫现实，向全世界提出新的城市主张。可是，在今天的学术界，城市首先是被当作一种历史性模型来看，大家都在做城市是如何进化成现在这种风格的历史性研究，很少有深入城市未来的探索。这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应该将城市研究带向可能性、事件性、未来之中。但大学的城市研究会抵制这一方向。在今天，即使建筑师也是对已建成的更感兴趣，说起建成物与纪念碑之间的关系，总是头头是道，但一说到城市的未来或城市社会的正在到来，他们就顾左右而言它。要讨论城市的未来，就必须深入研究各种参数的集合，将本地的现场的具体构成，到社会关系，到全球化和未来全球城市格局等等问题都考虑进去。

而“人类世”这一概念是我们讨论正在到来的中国城市社会的一个新平台。它不光能成为讨论未来城市或城市的未来性或未来的城市性或正在到来的中国城市社会的一个平台，而且还能成为讨论广义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另一个平台。因为，整个国家正在成为一个城市社会，成为一片死物质层，成为一片包含数码第三存留的地层（布拉顿《堆栈》中说的城市层，只占堆栈的六分之一）。

由于全球云计算平台绑架了城市，城市本身是时时处于转变之中的。这一点不光影响建筑师和城规师的判断，而且也影响与城市有关的所有人对于近期未来的判断，包括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对于近期未来的判断。要前瞻性地讨论城市的未来，我们就需要勇敢的城市思想。但在今天对城市和空间的讨论中，我们仍深深地被关于土地、商品空间的思想所束缚，还未能够从城市的角度来思考城市。而在城市思想中，重要的可能反而是重新发明：使这一城市思想本身成为创造和探索之地：只有在新的城市思想中才有城市的未来了。而这是很控制论的：我们改变城市的方式是必须通过改变它来得到。

城市性这一概念本身是指：现实进入危机了；城市化将我们的社会拖入了危机之中。同时，它也是代表之危机，因为在城市的空间转换过程中，人们原有的政治身份和所处的本地政治组织已瓦解。如何重新自我组织，如何找到自己的发言位置和捍卫目标，都成了需要重新认识的事情。比如说，在城市拆迁过程中，原有的社群被肢解，那么，考虑新的政治目标中，到底是中心化重要，还是分散的民主化的多中心、散点式分治重要?谁来决定这一点?政府和专家?

这又一次证明城市的更新进入控制论模式了。

那么，如何城市中的传统仍能够非控制论式地指引城市更新?

根据列菲伏尔，城市有一种自治现实。它有一种生命、一种无法被化约为对土地或空间、街道、广场、会合点、节日的分配的存在。是我们去活出了一种传统。过去的传统已被打破。我们只是在追随城市流，通过建成物而在城市中打下我们的烙印。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幻想去恢复城市的过去的现实。

但是，在今天，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不能就放手让城市成为退休人员、游客和那些玩抽象概念的知识分子来占据城市，那将是彻底的灾难。2018年11月22日斯蒂格勒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所做的“城市新智能”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城市作为未来的学习领土这一点。他认为，休闲城市和智慧城市这样的说法，太不负责任了。我们应该做的反而是将三代人团结起来，一起集体地重新学习，将每一代人的习得新的活做思的知识的过程，与城市改造的过程结合起来。只有这种集体的重新学习，在学习中走出原来的城市，才能摆脱城市层对我们的控制论式的绑架。

对于列菲伏尔那一代学者而言，休闲就是一种多余的自由时间。城市改造同时也是对于人们如何利用自己的休闲时间的方式的改造，而这是极难的。我们不可能起草一系列使用时间的方式，让大家去选择，因为，利用休闲时间，通过学习和斗争去获得快乐和自由的方式，在每个社会的每一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这是自由的本质的领域：获得自由的方式也需要个人去自由地去创造和发明出来。自由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在某一小个城市空间内的自由，而是在城市中与尽量多的人在一起获得的自由。新的城市知识的生产带动每一个人走进新的城市领地，才是出路，休闲和第三产业将会使人更被城市绑架。

1968年一代如德波告诉我们，休闲是生产方式转变后的社会的副产品。如何在这一休闲时间中变得充分地具有生产性，去做艺术，生产出尖锐的新知识，去活得精彩，是真真正正的一项革命事业！因为，这是在与资本主义系统的逻辑对着干。后面我们将在对社会基本收入这一节里继续讨论这一点：生产性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划分是一个假象，而在今天的生产力水平下，我们却可以想象在体力劳动式生产之外如何去“生产”的各种新的可能性。

今天的城市本身也是一种数码第三存留了。我们只能硬着头皮经受技术暴力之击打，挺住法则，直面事实：那种在今天铺满全球的东西的存在（海德格尔：the Being of what is today all over the earth）、大数据，全球云计算平台、堆栈，是普遍的败坏和降低。哲学要守住一个义务的光谱：那些说不大出来、说不大清楚的事，也都应该去管。斯蒂格勒说，哲学的责任是造成延异，通过延异，我们才能通过事实而将新的法强加到我们自己头上，使我们重获使动性，performativity，在不会做白日梦的我们自己身上，造成心智分枝和心智延异（斯蒂格勒，《逆》，266）。

当前，我们的哲学浩劫仍应是：重视存在的总体中涌现的知识，其中首先应该包括数学和物理学，因而也应该将二十世纪才出现的控制论包括进去，而控制论也是一种哲学。作为数码第三存留的大数据，和从中开掘出的人工智能与我们的关系，是高度地控制论式的。未来的城市社会将是在这样一种控制论式的技术-体外圈里的社会。城市将是一种处于控制论捕捉下的集体体外化有机物，必须认为这种药式环境为常态，但必须发展我们的器官术和药术，来作出悲壮的技术式进化。

斯蒂格勒认为，人正是通过器官来体外化，留下从纸笔唱片到电视到苹果手机这样的一堆人工器官（《逆》，265。）。人如果只是呆在其中，就会被窒息，所以必须不断与它们划清界线，从中走出来。不过，人一边这样体外化，一边后退，但一边得借用新技术来思考存在本来的意义，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存在的原初意义和我们用技术去思考它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对存在的原初意义的思考，是一定不会有结果的，反而会冲乱存在的意义。思考使存在失败，这才激发出存在的本真模式。今天的哲学只专注于努力使其技术达到完美，不肯承认其思考也是建立在技术条件之上的，也就是不肯承认这其中所纠缠的控制论场景对我们的约束。

海德格尔错判了维纳的控制论，维纳却比海格尔更认识到了熵的问题。早在1943年，薛定谔就已提出每一个生命都是一种本地的逆熵负熵力量。海德格尔对这些完全撒手不管。最近，太空生理学家James Lovelock的盖娅理论中，各其它物种都被认为是在维护目前的地球生态状况（盖娅），一片海藻也是逆熵力量，因为温度上升，海水就会混浊，会影响它找食物。它所以与其它物种一样是自觉的逆熵力量。而人竟通过如此复杂的存在论思考之后，竟还达不到这种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