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典藏Artcoco 高原
编者按：OCAT上海馆新展“重蹈现实——来自王兵的影像收藏”于本月23日开幕，为此典藏特别采访了本次展览的两位策展人鲁明军与孙冬冬。
典藏：如何看待近年来在中国影像类艺术作品的收藏现状及其总体趋势？
孙冬冬：据我所知，中国影像类艺术市场是有的，但有待发展。私人藏家比较少，更多的是艺术机构，并且鲜见中国的私人藏家以及艺术机构的身影。虽然如此，就中国艺术机构目前的发展速度以及规模来看，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机构将会发现影像艺术的意义与价值，未来会增加收藏的比重。
曹斐，《霾》，2013，影像，彩色，有声，46分30秒（作品图片由艺术家及维他命艺术空间提供）
鲁明军：特别在国内，如果没有基金会和画廊的支持，单靠影像，艺术家其实很难坚持下去。当然，像王兵这样有系统地收藏录像艺术在国内还是很少。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内藏家关注这一块的。
沈莘，《夜莺的挑衅》，2017，单频影像，彩色，有声，23分00秒（作品图片由艺术家和没顶画廊提供）
典藏：那么，制约影像作品收藏的因素主要是哪些？如何才能促进影像作品在藏家群体中的接受程度？
孙冬冬：藏家们普遍的疑虑一方面来自基于现代媒介技术的影像艺术缺乏唯一性，另一方面来自影像艺术对于展示的要求比较高。但我不觉得这是影像艺术的问题，相反我认为这恰恰是影像艺术所具有的积极性，尤其是当我们已经身处于全媒体时代，影像艺术天生就带有了现代社会所诉求的公共性价值。所以，相比于影像艺术在媒介形态的调整，我觉得艺术机构对于影像艺术的展示与研究更为重要，要让公众真正的了解，影像艺术是对应与反思我们时代经验有价值的艺术形式。
林科，《星际旅行1080p》，2013，影像，彩色，有声，2分10秒（作品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鲁明军：收藏本身还是源于一种恋物的情结。在某种意义上，录像艺术是反物质化或去物质化的，它不是可触的实在之物，而只是数据文件，况且还是有版本的。这应该是最主要的因素。另外，我觉得藏家对录像艺术本身还是缺乏深入的了解，对于录像艺术家的关注还是不够。
李明，《运动》，2014，八频影像，彩色，有声，2分30秒（4件），3分53秒（4件）（作品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典藏：王兵是中国比较著名的当代艺术藏家，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影像作品。通过此次策展过程中的梳理，你认为在他的收藏体系里内含的脉络是什么？
孙冬冬：我有幸成为王兵先生本次关于中国当代影像艺术收藏展的策展人，因此，我了解到在他的收藏里，中国的影像艺术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并且还是针对艺术家个体进行系统性的收藏。他的收藏非常明确，聚焦于“后奥运时代”新一代的影像艺术，几乎囊括了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新一代代表性影像艺术家的作品。他敏锐地观察到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以及全球呈现出的复杂性，他的艺术收藏也在有意识的呈现这种复杂性的叙事。
胡向前，《秘密任务》，2015，影像，彩色，有声，38分06秒（作品图片由艺术家和长征空间提供）
鲁明军：今天讨论这些录像作品可能还是需要从2008年以来的媒体生态与社会变动来入手。重点在于，就像大卫·乔斯利特（Daivd Joselit）说的那样，录像艺术是如何以“开放回路”的形式构成“干扰性的反馈”的。也许，这些录像关涉的话题以及这种语言方式可能比较切近藏家的生命经验，可以产生共鸣，形成碰撞。这应该是收藏最基本也是最朴素的动因。如果说这些藏品有什么脉络的话，可能还是：影像作为一种媒体实践与现实的关联及其变化。
马秋莎，《从平渊里4号到天桥北里4号》，2007，影像，彩色，有声，7分54秒（作品图片由艺术家和北京公社提供）
典藏：为了符合作品本身的特性以及收藏脉络，本次展览在策展与布展上，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
孙冬冬：涉及到具体的策展与布展，我也在有意识从媒介终端的角度，提示我们媒介生活的普世性。比如在上海OCAT的前厅，陶辉的《我们共同的形象》是分散到从老式电视机到移动卡拉OK（广场舞设备）来播放的，而左边的展厅主要呈现的是行为/表演类型的作品，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形象如同是广场上的雕塑，右边的展厅主要呈现的是叙事性的影像，一个个大小高低错落的影像房间暗示了城市景观。简言之，布展在整体上都旨在向观众提示一种公共性的氛围。而整个布展方案是我们两位策展人与建筑师梁琛以及上海OCAT团队共同讨论的结果，因为有了更为专业的配置，我觉得这个收藏展会向观众提供一种不同以往的现场体验。
陶辉，《我们共同的形象》，2016，影像，彩色，有声，14分27秒（作品图片由艺术家和艾可提供）
鲁明军：这次我们邀请了一个空间设计专门负责展陈这一块。展览线索是内嵌在作品之间，我相信观众可以在现场感知到那些微妙的关系。
陶辉，《我们共同的形象》，2016，影像，彩色，有声，14分27秒（作品图片由艺术家和艾可提供）
典藏：此次展览名为“重蹈现实”，影像作品也凭借其纪录性而被认为是离现实最近的艺术媒介。此次展览上的作品在这方面的特点是什么？在你看来，它们所呈现的并且让观众通过观看而重蹈的“现实”又是什么？
孙冬冬：影像的确是最具现实感的艺术媒介。问题是这种现实感是从何而来的？所以展览主题“重蹈现实”正是在提示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生活世界，反观我们的现实经验。我觉得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从“现代化”，即现代媒介技术角度来谈，我们身处的媒介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基底系统到底是什么；二是从“现代性”的角度，现代媒介经验对于我们观念世界的塑造与影响。
何翔宇，《May 14th, July 17th, August 27th》，2016，三频影像装置，彩色，有声，77分20秒，42分38秒，51分53秒（作品图片由艺术家及空白空间提供）
鲁明军：“重蹈现实”的重心在“重蹈”，“现实”总是在变动中，我们从来也是看不清楚。特别在今天，更是如此。在这个背景下，这些录像艺术到底给我们提供了哪些认知现实的角度和路径，这是我关心的。其实，界面已经死亡了，原来的观看结构也已经瓦解了，它变成了一种氛围，一种生态。这个时候，录像作品以及我们的观看扮演着什么？我在展览文章中选择了马秋莎、鄢醒、沈莘、陈轴、王拓、苗颖等六位艺术家的六件影像作品，分别从身体诉说（独白）、创伤记忆与影像，虚构、非虚构与现实，图像—影像叙事、网络直播与屏幕的漩涡三个不同又相关的视角探讨了影像艺术与个人生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交织关系。这里面呈现的既是现实的不同层次，也是我们感知的不同维度。所以我觉得“重蹈现实”是一个动词短语，用时髦的话说，是一个没有目的的行动。
苗颖，《被正统简化了的理性真相的基石》，2018，三频影像，彩色，有声，10分46秒（作品图片由艺术家和没顶画廊提供）
OCAT上海馆
“重蹈现实——来自王兵的影像收藏”
2019.03.23-2019.06.16
上海市北苏州路1016号
文｜高原
图 | OCAT上海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