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蓓。图片提供：时代艺术中心（柏林） 。

时代艺术中心（柏林）是一家位于柏林波茨坦街艺术区的非营利艺术机构，由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营公益性美术馆——广东时代美术馆于2018年7月成立，是亚洲美术馆首次在海外设立的平行机构。开幕首展“影像三角志：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于2018年11月30日登场（展览持续至2019年4月13日），由侯瀚如和希蓓联手策划，分三个回合——“城市爆发”（2018年12月1日-2019年–2019年1月12日）、“自在探求”（2019年1月18日-2019年2月23日）和“私我政治”（2019年3月1日-2019年4月13日）——展出 56名艺术家近90件作品。

展览聚焦介绍出身或现居珠江三角洲地区艺术家的作品，例如曹斐、杨嘉辉和蒋志，也包括曾经以居民或过客身份待过珠三角的国际艺术家，例如João Vasco Paiva、Simon Denny 和MAP Office。参展艺术家来自不同世代，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锋录像艺术家——例如鲍霭伦——到出身中国 、现居柏林并在柏林工作的新晋艺术家——例如庄伟。在作品形式上，每个回合的展览所介绍的录像，从动画和散文电影到行为展演的记录以及具说明式的影片不等。展览中艺术家及其形式风格的多样性，旨在揭示参展艺术家如何透过创造“个人乌托邦”，来提供一个从珠三角急剧发展的庞大压力中逃逸的出口。

林一林，《金色游记》（2011）；何子彦《无名者》（2015）（从左至右）。展览现场：第一回“城市爆发”——“影像三角志，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时代艺术中心（柏林），2018年12月1日-2019年1月12日。图片提供：时代艺术中心（柏林）。摄影：graysc.de。

广东时代美术馆强调其和珠三角语境之间的紧密关联。涵盖广州和香港等城市的珠三角地区，不论从经济或人口的角度，都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也是世界其中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都会区。根据201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珠三角地区已经取代东京，成为全球最大的都会区。时代美术馆是在2010年由房地产开发商时代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所成立。坐落在广州住宅区一栋大楼内，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得以审视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和变迁，并记录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时代美术馆以研究、实验和对话为核心价值，绝大多数展览以研究性质为主，并且还包含知识分享和论述建构的项目。“南方理论”是时代美术馆运作的重要依据：一个方法论，旨在建立和全球南方国家密切相关, 尤其是和珠三角独特环境有关的新的现代性理念。它牵涉到通过在地和区域的都市和艺术发展，为全球变迁提供语境背景。

广东时代美术馆首席策展人蔡影茜在《龙舟何处去—新机构地理的时代》一文中强调，“南方理论……并非要再次强调南北的地理划分和经济、文化等级”，而是 “将机构置身于充满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南方叙事和想象中。”蔡影茜在文章中以龙舟顺江而下为喻，说明让历史顺着时间之流来到现今的重要性；或如她所言，让“宗族自发的、民间的、手工的，前工业的”得以穿透“现代主义的普世面貌” [1]。这个意象同时借鉴龙舟竞渡所需的集体努力以及这项运动普遍流行于中国南方的地理特征。

从多方面来看，时代艺术中心（柏林）是以上这些概念的延伸。正如其艺术总监希蓓所指出，该开幕展意在从珠三角的视角，向欧洲展示来自珠三角地区的艺术创作，由此创造一个不以西方范型为主导的东西对话空间。虽然时代艺术中心（柏林）许多展览和项目将借助广东时代美术馆的方法论，并且与该机构直接合作，然而希蓓强调，时代艺术中心（柏林）同时也期待作为柏林艺术生态的一份子，与柏林艺术生态一起成长。在本次对谈中，希蓓向我们说明了时代艺术中心（柏林）的成立缘起，以及希望如何在柏林和全球当代艺术话语中，为时代艺术中心（柏林）建立一个独特的位置。

邓国骞，《今<东京梦华录>》（2012-2018），展览现场：第一回“城市爆发”——“影像三角志，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时代艺术中心（柏林），2018年12月1日-2019年1月12日。图片提供：时代艺术中心（柏林）。摄影：graysc.de。

何种因缘让您加入时代艺术中心（柏林）？ 您的哪些生活经历可以让读者更加理解您对这个空间的愿景？

我常驻柏林，也认为自己是柏林人。来此之前，我曾在巴黎住了16年。作为一名中国出身的展览组织者，我有幸曾和欧洲与亚洲许多展览项目的策展团队共事，例如第2届广州三年展、第10届里昂双年展，第10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第52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第7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等等。从工作和生活经历来说，我可以自称是“欧亚人”。正是这个多重文化的经历让我得以加入建构时代艺术中心（柏林）的愿景并促其成立。

从时代艺术中心（柏林）的使命以及其和观众的关系，您如何看它作为一个“实验性当代艺术空间”——而非美术馆——所具有的潜力？

我的团队和我受到柏林特有的开放性和活跃的文化氛围极大启发。通过组织的展览和项目，我们希望能对这座城市独特的艺术氛围作出贡献。我们的团队虽小但效率高，也因此更具弹性和灵活度。美术馆通常有固定的行政结构。实验性艺术空间则有较大的可能性去做各种不同的尝试和实验，摆脱美术机构有时过于繁琐僵化的结构。

黄伟凯，《现实是过去的未来》（2009），展览现场：第一回“城市爆发”——“影像三角志，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时代艺术中心（柏林），2018年12月1日-2019年1月12日。图片提供：时代艺术中心（柏林）。摄影：graysc.de。

我从一开始就对和有多重文化背景的驻柏林艺术家及策展人合作感兴趣。工作伙伴的文化背景多样性能让我们深入挖掘不同领域，从不同角度审视各项议题。同时柏林团队也和广州时代美术馆的策展人与馆长及各部门紧密合作互动。通过这个出色而多样的团队，我们期望建立一个向来自中国、亚洲和世界各地艺术家与策展人敞开的平台。时代艺术中心（柏林）旨在打开一扇窗口，创造一个促进研究交流生产的艺术空间。

我们的首展分三个回合，介绍柏林人可能不太熟悉的珠三角录像艺术，让此地观众有机会改变他们的观点，或仅仅只是让他们对经常被刻板化的中国当代艺术产生更丰富而细微的理解。话说回来，我们也在凸显个人和社会在全球文化的讨论之中的关系。通过这个焦点，我们冀望创造一个受不同现代性，或者说多重现代性——一种身份的流动性所启发的视野。我认为柏林观众会对这种做法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因为它旨在建立更多的全球论述。

广东时代美术馆自成立以来，一直强调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及挑战这个角度来思考。若从柏林和珠三角南辕北辙的特质—不只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还包括经济和政治来看，让珠三角和柏林这两个地方就都市议题进行交流和对话具有什么含义？你设想时代艺术中心和柏林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关系？

珠三角位于珠江流域的低洼地区。它是珠江流入中国南海的出海口，也是地球上最城市化的地区之一。珠三角具有悠久的国际贸易和移民史；但它同时在政治和文化上受到中国中心城市的边缘化，并一度被称为“世界工厂”。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库哈斯（Rem Koolhaas）和学生展开一系列研究，将珠三角总结为“全球化时代具极端差异“的城市。侯瀚如则视珠三角为“一个文化的实验空间”。珠三角自此成为一个引人感兴趣的文化场域，包括在当代艺术的层面上。

展览现场：第一回“城市爆发”——“影像三角志，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时代艺术中心（柏林）。2018年12月1日-2019年1月12日。图片提供：时代艺术中心（柏林）。摄影：graysc.de。

关于您提到珠三角和柏林之间对话的问题：我认为这两个地方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都经历了巨大变化。两地都成为当代艺术的中心，并且似乎都处在一种不断流动和变化的状态，这当然带来了正反两面的结果，比方说士绅化。它们之间有一些相似处，也有不少地域差异性；在我看来，这两个文化和城市的多样性能够激发丰富的想象和体验。虽然这次开幕首展是关于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但策展方法并不局限于珠三角的都市议题。相反地，我们努力构建一个具有独特背景的崭新平台，能够对柏林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复杂性作出回应，并产生互动。

时代美术馆其中一个核心概念是“南方理论”，它旨在发展以南方国家为基准、关于包括当代艺术议题和通过当代艺术诉诸当代议题的思维方式。你怎么看你对时代艺术中心（柏林）的愿景和工作与此一概念之间的关联？

广东时代美术馆自2010年开幕以来，一直通过在广州推动知识性的讨论和支持超越市场框架和局限的艺术发展，以期在中国当代文化中建立一个批判性的空间。时代艺术中心（柏林）拥抱不同认识和参与世界的方式，旨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美学、宇宙论和物质性的移动，并容许不同作用和主体性的相遇、质疑和表述。“南南对话”以及如何将此带到像柏林这样一个地方，是我们工作和探索的核心，正如柏林本身位于东欧和西欧间的这个事实， 时代艺术中心（柏林）立足于一个绝佳且令人兴奋的城市。

蒋志，《字》（2009），展览现场：第一回“城市爆发”——“影像三角志，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时代艺术中心（柏林），2018年12月1日-2019年1月12日。图片提供：时代艺术中心（柏林）。摄影：graysc.de。

社区参与是时代美术馆的另一个核心使命，并通过美术馆的建筑和不同展览项目获得实现。你计划以什么方式去触及到柏林的不同社群——不论是艺术圈或非艺术圈？

柏林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数十年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柏林多样化的艺术和文化基础设施，孕育出不同规模和定位的机构。柏林艺术社群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积极倡导公共领域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他们具批判性的活力对艺术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提出挑战，并鼓励长期、研究性的项目和倡议。事实上，在我看来，这是时代艺术中心（柏林）作为一个新的外来机构，可以借鉴并获益良多的地方。我们希望从柏林艺术生态的互动和关联中循序渐进有机地发展。

至于我们打算如何与柏林艺术圈发生联系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头两个展览在过去数星期当中，已经建立了相当多样化的观众群。看到柏林当地居民、艺术家和机构，以及柏林的中国圈对我们的展览和项目感兴趣，这点让我兴奋不已。我确信随着时代艺术中心在柏林的生根发展，将逐渐激发出更广泛社群之间的接触互动。

展览现场：第一回“城市爆发”——“影像三角志，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时代艺术中心（柏林），2018年12月1日-2019年1月12日。图片提供：时代艺术中心（柏林）。摄影：graysc.de。

你们的第一个展览“影像三角志：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由侯瀚如和你策划，展览旨在审视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什么原因让你们决定以录像作為为这个新空间的开幕展？未来，录像艺术在时代艺术中心（柏林）是否将占特别重要的位置？

作为开幕首展，侯瀚如和我认为时基媒介（time-based media）是传达珠三角这个特殊地理区域的历史、社会政治和艺术身份最有效的方式。实际上，录像艺术最早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于珠三角，但一直不为国际观众所熟悉。珠江三角洲的艺术家通过使用动态影像这个媒介，对政治和社会逐渐升高的紧张关系以及在地与全球影响之间持续发生的冲突作出回应。他们的录像实践代表了珠三角实验艺术和文化最具突破性、也最有力的视角，同时反映了珠三角瞬息万变的环境。因此，珠三角已成为国际交流和艺术活动一个具创造力的中心；它以偏离中心的模式，为来自其它地区的艺术家提供了许多灵感 。展览包括56位艺术家近90件录像艺术创作。我认为它就像一个万花筒：观众通过一个个独特的艺术碎片，获得关于珠三角的惊鸿一瞥；而这些碎片后续将开启更多对地缘政治理解的可能性。

然而，如我先前所提到，作为一个当代艺术机构，我们并不局限在任何特定的媒介或主题。因此，我们在展览第一回合“城市爆发”的开幕活动中也展出以柏林为据点的艺术家庄伟的行为作品《未来演习：警察训练1》（2018），开幕当晚还邀请到驻柏林的策展人大卫·艾略特（David Elliott）和侯瀚如进行座谈。第二场座谈活动已于2月23日举行，邀请了李振华和柏林的Marie-France Rafael 及 Videoart at Midnight（午夜录像）的Olaf Stüb参加。未来，我们将通过更多其他形式来参与和介入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不同艺术实践。

庄伟，《未来演习：警察训练1》（2018），行为。图片提供：艺术家。

你提到“影像三角志”展览开幕中庄伟的行为作品《未来演习：警察训练1》。这件作品由抗议活动和其它与民众发生冲突，代表警察暴力的姿态组成，并重新组合为感性、温柔的爱抚。表演者身着看似警察抗暴装备的黑色衣服，以慢动作与彼此和观众产生互动，掐脖子等压制行为竟成了温柔的拥抱。你们为什么特别选择这件作品在时代艺术中心（柏林）的开幕展演出？这件行为作品在公共空间所具有的潜在危险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庄伟出身香港，在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完成学业。他属于在全球语境读书和工作的新一代年轻亚洲艺术家。他清楚全球社会政治紧张局势，寻求和主流权力和意识形态对抗的艺术表达和抵制形式。他的行为艺术新作在姿势上呈现一种感性和温柔， 唤起人性的意识，将公共空间所具有的潜在危险转化为建构个人乌托邦的艺术策略。记录他这次行为展演的录像将于第二回合展览中展出。他的作品反映了我们在当前世界各地普遍感受到的政治和社会趋势，也因此愈发重要。

蒋志，《香平丽》（2005），展览现场：第一回“城市爆发”—“影像三角志，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时代艺术中心（柏林），2018年12月1日-2019年1月12日。图片提供：时代艺术中心（柏林）。摄影：graysc.de。

“影像三角志：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的第一回合展览，标题为“城市爆发”，展出珠三角广东和香港本地艺术家，以及来自其它国家的艺术家，例如田中功起和Allora & Calzadilla。您是否可以谈谈怎么挑选展出作品，以及这三回合的展览之间如何互相关联？

我们是经过了许多反复思考和讨论，最后才敲定展出艺术家和录像作品这一长串名单。所有这些录像作品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我们可以称之为“在／为珠三角制造”。每件作品都有不同的创作方法、视角概念和形式：包括动画和叙事影片，以及更多使用展演或记录片方式的影片。每件作品都有其独特的想象力和感性。“城市爆发”“自在探求”和“私我政治”是这个展览三部曲的副标题。它们构成了传达和区分此次展览所有展览之间关系的线索。

这次挑选的录像作品主要出自珠三角艺术家，例如曹斐和蒋志，以及1990年代在广州深具影响力的团体“大尾象小组”四位成员各自的作品；他们的创作主要在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语境下为人所知。我们同时也展出如黄汉明或庄伟等驻柏林较年轻一代艺术家的作品。除此之外，展览也包括Allora & Calzadilla、Jalal Toufic和Simon Denny等国际艺术家在珠三角当地创作的录像。

陈侗，《不用眼睛看事物（小偷篇）》（2015）。图片提供：艺术家。

我在此希望特别提到艺术家陈侗，他的作品在第二回合“自在探求”中展出。他在广东艺术圈是一个相当杰出的人物。他于1980年代晚期开始自己的艺术创作。1990年代初期成立博尔赫斯书店，这是广州一家独立书店，现在名字是CANTONBON（广东帮），主要聚焦于翻译世界各地著名文学作品和与艺术相关的文章。陈侗也是珠三角重要机构——录像局的创始人（它在北京也有分支），旨在收集和向公众展示艺术家的录像作品。在第二回合的展览里，我们展出他2015年的作品《不用眼睛看见事物》（小偷篇）。这是他关于博尔赫斯书店当代艺术机构的第二部作品。影片中，艺术家扮演一名小偷，和他在机构里的内应，于夜里窃取文件。透过手电筒的光束、保险柜里的手卷和空的文件盒，向我们揭示了中国绘画传统中的散点透视法 。

广东时代美术馆包含艺术家驻村、社会介入和研讨会等丰富的活动规划。时代艺术中心（柏林）希望通过展览之外的其它活动达成哪些特定目标？

就长期项目规划来说，我们计划随着时代艺术中心（柏林）的进一步发展，组织不同展览和非展览的项目。我们希望建构对话和讨论，期待和柏林本地的机构、策展人、艺术家和倡议项目展开合作，而且从开幕首展“影像三角志”就已经开始，我们计划组织三场专题讨论会，配合每一回合展览有一场讨论会，邀请来自中国和柏林的策展人与艺术专业人士交流和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洞见。

[1]蔡影茜，“龙舟何处去—新机构地理的时代”，时代美术馆，2019年2月13日读取。

http://www.timesmuseum.org/exhibition/view?id=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