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典藏Artcoco  万丰

不可否认，中国大众对当代艺术的了解是通过市场教育逐步获得的，香港地区尤其如此。在前艺博会时代，尽管拍卖行巨头如苏富比和佳士得早已进入香港，他们服务的对象依然是非常小众的一群收藏者，一群以中国传统艺术收藏为主的古典主义藏家，其中不少是医生、律师和白手起家的实业者。许多在今天炙手可热的天价艺术收藏专项，如瓷器、青铜器和字画，在那个时代并不过分昂贵，使得这些专业人士得以介入艺术收藏和鉴赏。这种文化的活跃是地理位置的地利和历史机缘的天时的综合作用：随着从民国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几波移民潮，这些古玩字画、资本和人群逐渐聚集香港，在内地新文化急剧变化的时代里，在香港形成了围绕荷里活道上众多古董行为中心的艺术收藏群体。例如学习英国东方陶瓷学会而建立的香港东方陶瓷学会，已经有45年历史，由生活在香港的东西方收藏者和学者共同组织。拍卖的兴起，切中服务这些群体和他们的主体兴趣。同时，当代艺术通过国际拍卖行被逐渐尝试性地介绍给收藏者，虽然更多时候它们混杂在现代艺术和西方经典的整体印象之中，面目模糊而不负有具体的文化价值。

香港荷里活道上的古董小店

然而，正是拍卖行的公开交易特别是屡屡出现的天文数字般的拍卖纪录，成为市场最好的一剂兴奋剂和致幻药。拥有资本者开始涌入，推高价格，也迫使原本的收藏群体转而进入未被开垦的新的收藏领域。这些拥有研究和鉴赏能力的群体一面开拓新的收藏杂项、深入传统物质文化的细枝末节，一面对中西方现当代艺术投入更多的关注。我所见过的香港收藏者里，不乏勇于探索现当代艺术的，只不过限于其成长文化背景的藩篱，他们对现当代艺术的欣赏常出自与传统艺术收藏过程中培养的审美情趣相关的联想和对中国人融入全球化生活的想象的自我印证。因此，他们常常只能理解和接受有限的一部分当代艺术，并视那些超出他们理解范围的部分为无聊的恶搞和庸俗的金钱追逐的产物。对传统艺术的欣赏在以这些收藏者为代表的群体身上异常强烈，其映射的社会整体文化很有香港代表性。

© Art Basel HK

艺术博览会的出现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将香港的大众（准确地说是香港的中产阶级）带到了当代艺术的面前。拍卖预览虽然一直依照传统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但奇特的是这并未早早引起某种大众的风潮。艺术品拍卖的天价结果以头版登上新闻，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但直到当代艺术博览会的出现，当代艺术才以一种文化身份进入香港中产阶级的生活：一种新鲜的全球化审美，一种西方式的文化品位。

Art Basel in Hong Kong 2018 © Art Basel

对于大都市出现的新中产阶级，如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所写：“这个阶级没有太多文化，也没有太强烈的传统意识，就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着迷于科技与个人价值，尤其是美国式的个人观……中产阶级皆蔑视公共生活，并开发私人空间——生意、家庭、个人享乐，然而他们逐渐主宰了历史的轨迹。他们是电视的产物。”看TVB长大的香港新中产阶级与上一辈相比是更加西化的一代，是急需代表其个人价值的文化对象。原名Art Hong Kong的艺术博览会2008年登陆中环，以一种新鲜的冲击力在这个古老而待开发的区域激起巨大的想象力。仅几年后，它便被巴塞尔艺博会收购，开始成为真正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艺博会之一。在香港巴塞尔的带动下，从Art Central、水墨艺博到亚洲当代艺博会、Affordable Art Fair，各种艺博会纷纷开始在香港运营，并联动了一批香港本地的画廊和新生代艺术家们。自各种艺博会登陆香港始，日常参观人数屡创新高。香港新一代的收藏者，无论是金融新贵还是名门望族的二代和三代们，都受此带动更关注全球性的当代艺术市场，似乎要以一种崭新的文化品位从上一代人手上夺得新的文化领导权。这其中不乏颇具商业头脑者如郑志刚，感受到当代艺术在香港年轻的新中产阶级一代人当中的影响力，发展出当代艺术入驻零售的地产品牌K11。这种独创的生意形态可以生动地形容当代艺术和香港大众的关系：它们是被观看的艺术消费形态，也许也仅此而已。

David Zwirner © Art Basel

并非大众的即是浅薄的，消费主义和市场经济也不是艺术天生的敌人。香港所面对的问题是，和由市场教育引发的大众艺术热潮相对的是大众艺术教育的落后局面。香港的博物馆体系有着所有体制内系统的笨重和官僚作风，例如重要如香港唯一部分涉及当代艺术的博物馆——香港艺术馆，竟可以因为场馆整修而关闭整整三年之久。另一方面，原有体系内落后的艺术管理理念无法应对当代艺术发展的超前性，更难以找到合适的方法切割艺术与市场的双重关系，这使得政府拥有的博物馆在发展当代艺术时瞻前顾后，进退维谷。大众对当代艺术的观看如同惊鸿一瞥，却无法真正深入理解，这正是当代艺术被符号化和物质化的直接前提。

M+展亭鸟瞰图（图片提供：西九文化区管理局、香港M+博物馆）

西九龙文化区及M+视觉艺术博物馆是大家长久以来热烈议论的解决方案之一。这座在尖沙嘴西九龙地区临海而建的博物馆在2018年底终于完成建筑主体封顶，但按照预计也要到2020年才能投入使用。这座承载太多期待的博物馆以及整个西九龙文化区的最早构想在香港回归前后已经提出，而直到2000年后才开始具体的细节讨论。在按照惯例希望依靠地产商整体投入资本开发的初步方案被公众抵制后，香港政府终于决定投入200余亿港币开发。这个野心勃勃的庞大计划历时十年，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人事任免和戏剧性的建筑工期拖延后终于露出了一点点雏形。公允地说，在M+尚未建成的这些年，其策展团队作出了许多的努力和成绩。早几年前，西九龙文化区一片繁忙工地中已建成了一座小小的展亭，一些小型的研究型展览得以在此举行，例如令人印象深刻的皮力策展的“广东快车”和最近展出的关于东南亚研究的“南行觅踪”。限于展亭场地的狭小，一些更大的展览如关于希克藏品研究的“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则在其他租借的场地举行。更多的公众讲座和对话也只能与香港大学和亚洲协会等机构合作。没有足够合适的永久性建筑和空间，一个博物馆就无法真正与大众发生关系，如同许多其他香港的当代艺术机构，像亚洲当代艺术文献库和Parasite，只能遗憾地将交流局限在小范围的专业人士中。

西九文化区

作为反面的例子，去年建成的大馆的成功也许从另一面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大馆由中环半山的前警察总署和旧监狱改造而成，是香港历史建筑保育和活化项目。像西九龙最早的方案一样，一些类似的活化项目没有获得政府资源投入而期望通过地产化进行。这些希望通过商业化达成文化目标的案例均以失败告终。大馆则由香港赛马会基金支持，以一种变相的政府投入方式进行开发和运营。其中设立的艺术空间终于弥补了香港没有一处真正灵活、恰适于当代艺术展览的尴尬，表演和交流空间也使得大众有了一个可以在非艺博会的日常中接触和理解当代艺术的据点。当然这些投入不菲的设施和人员使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在香港社会也引起了许多关注和争议。而争论也许是艺术真正融入和反馈给生活的起点。

香港大馆（©Iwan Baan）

香港的艺术商业总让人充满想象，这个城市的艺术市场如围城一般，内外满是激动的人群。而艺术作为一种生活的形态是否能够在香港扎根，更考验着社会艺术管理者和艺术从业者的智慧。想起托德・吉特林在《六零年代》（The Sixties）里描绘美国人对艺术的姿态，对于香港地区和内地都很有参考价值：美国中产阶级正在变为文化杂食者。他们越来越多的人出国旅行，参观国家公园和历史名胜、上电影院、光临博物馆、听音乐会，而他们此前从来没有涉足过这种场所。这种文化上的雄心壮志渐渐走向更高的层次……他们大量购买用于摆设的精美画册，订《星期六评论》，从“每月一书”读书俱乐部邮购书籍、买唱片，使自己对艺术上的事有个大致的了解。更富裕的人则大肆购买画作，逼迫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一夜成名，并出乎这些抽象表象主义画家自己的意料暴富起来，不那么富裕的则购买复制品……大量购买画作是流行的狂热，它体现了50年代中产阶级的矛盾抱负，既渴望创造性又渴望安全感。

艺术带来的狂热大概和人性永远伴随。重要的是通过艺术和它周围的一切，我们读到了一些关于这个时代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