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曾讲过一个笑话：牛津大学的一个导师问学生最近在研究什么，学生答：“我的论文是关于美国阶级制度如何沿袭至今的。”“哦是吗？有意思，毕竟人们并不觉得美国有阶级制度存在。”“对，大家都觉得没有。但这正说明了它的根深蒂固。”

美国阶级制度的微妙特质使其成为了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这一话题总能引起人们的焦虑，且隐隐地与财富和品味有关。由于美国没有头衔、等级和贵族身份的继承制度，因而阶级结构更容易出现在各种亚文化社群里。这在注重地位的艺术圈里，特别是各种艺术派对上，尤能见微知著。

这些派对往往有四种形式：美术馆发起的或是基于自由共识的筹款晚会；以某知名人士的名义举办的晚宴；弄潮儿的小型社交集会；以及，专门为了给各方参与者谋利的商业活动。而我不久前参加的一场艺术派对，竟奇妙地结合了以上四种类型。那个派对宴请了某知名藏家，同时也是某画廊新空间的开幕（该空间位于曼哈顿下东区一片正在被重建升级的区域）；除此之外，一个保险公司以及一本艺术杂志联合赞助了该活动。在这个看似没有重点的集合体上，我们得以充分窥探艺术世界的阶级结构。

环视整个空间，无需攀谈或任何社会学知识，我就可以轻易分辨出谁是“将军”、“少校”或“中尉”。时常无情揭露纽约社会面貌的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曾说过，将军因担心受到言语攻击，会远离那些等级稍低的军官；而中尉们则会避开他们的上司，因为不想面对领导们那副屈尊俯就的做派，以及自己的卑微——的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比起社会金字塔的等级式，在艺术世界里，阶级形态更像是部落式的。活动开始后不久，我注意到人们本能地划分为四种艺术世界的社会阶级（依据我这些年来的观察）：职能人员（functionaries）、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社会高阶人士（the haut monde）、以及品味引领者（tastemakers）。

在去往酒吧的路上，我意识到了自己职能人员的身份——干洗熨烫好的西装、不过分张扬的领带和投行精英白衬衫，一看就是个与艺术圈不大相干的职场人士。在入口处，我签到时就显露了自己的阶级地位（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同时我还扫了一眼签到名单，不放过任何业务拓展的机会。在活动上，我与其他职能人员会交换名片，就市场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在活动结束后一起分担回家的车费。我们是艺术世界的商业基础（银行、保险和法律行业），这些行业投入到艺术圈的营销预算、企业资金和赞助让我们得以出入上流社会。作为艺术界内的高级工薪阶层（无论薪资多少），我们既无法体会那些天生权贵所面对的无聊，也不会像那些高阶人士（未及上流）一样为自己的阶级状态感到焦虑。但我们会害怕失去工作，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样的活动或多或少会与工作和商业机会相关。

成功避开一个过于热情的保险从业人员后，我融入了一圈人，被围绕着的是一位年轻艺术家，其作品在富艺斯的“New Now”拍卖上以远超预期的价格售出，围着他的有一位对冲基金经理与他的艺术顾问。这位基金经理（一个清楚自己地位的高阶人士）在尽全力地调动那位新晋品味引领者的兴致，他的艺术顾问则像那些核峰会上的翻译人员一样在附近徘徊。然而艺术家难以掩饰自己的厌倦，继而结束了对话，将基金经理晾在了那里，让他感觉自己像个跟不上潮流的老土中产阶级。毫不计较地屈尊迎合别人本应是专属于他的社交技巧；毕竟在远离艺术圈的事件驱动型套利领域里，他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精英。

但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受社交礼仪约束的艺术家，特别当对方的反社会行为凌驾于他的社交技巧之上时，“套利”先生开始列举他近期收藏的艺术品（其中当然包括了例如乔治·康多的作品），试图炫耀自己的文化资本。但除了名字之外，他显然没有更多相关知识了。与此同时他的艺术顾问仍然紧张地徘徊在他左右。看得出来，他更愿意在谈判桌上为了争夺委托书去威胁一个CEO，而不是在这里被一个波西米亚族打败。这种情况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那位艺术家表示购买意向，报出一个不太具有说服力的价格，可能于他而言，这是一种体现支配地位的方式。在看到结局之前，我就先离开了。

转身走向酒吧，我看到有两位男士在大声地夸夸其谈，他们旁边站立着一位来自纽约上东区的优雅女士，我随即自然地加入了他们的对话。那两位男士随性地流露着自大，而且就算他们失礼，也是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那位女士也时不时被他们的言语逗乐。最近当代艺术圈中的这种人被称为“art bro”，他们通常是财富的继承者，既能为上流社会带去财富流动性，也是这个严肃僵化的阶层中具有喜剧色彩的一批人。他（而非她）通常是伊顿公学那些纨绔子弟的泛欧洲化版本。就像牛津布灵顿俱乐部的成员一样，他对尼古丁上瘾，穿着极为随意，故意无视礼节，这些其实都是他彰显其统治阶级身份的方式。艺术圈里的这些高阶人士以一种自以为无所不晓的风格行事。由于在美国社会看来，这些未经修整的贵族子弟是十分愚蠢的，因而对他们来说，与讲究礼貌的社会准则作对，就是一种阶级象征。

我站在一旁，听他们讲了一阵有关夏天、冬天以及他们童年寄宿生活各种无关紧要的小事。不久后他们又开始显摆自己大学时的英雄事迹（一个非常春藤但也颇有名气的大学，他们是靠老爸的关系进去的），我觉得索然无味，便中途溜到了另外几个人那里，开始听一位策展人与一本艺术杂志的撰稿人讨论一场即将开幕的展览。

艺术圈里的许多知识分子，其实都很努力地想要往社会阶级的金字塔尖移动。策展人、艺评人（以及罕见的部分学者）可以获得远超其阶级地位的社会声誉。这些人通常来自中产阶层，反对商业主义与资产阶级价值观，通过积累智力资本来提升社会地位。如今的艺评人，与曾经的文学家、托派分子、犹太裔移民和上一代上西区学者（《党派评论》那帮塑造了纽约知识分子风貌的人）相比，没那么犀利与先锋了，且愈发地乐于奉承品味引领阶级，为他们的晚宴添砖加瓦，固化他们的既有品味。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可能是煞风景的愚民主义拥护者，而其他人则被身份政治过度消费；但他们起码尽其所能地在塑造时代精神了（见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前卫与庸俗》），且也努力跻身至艺术圈精英阶级，与品位引领者们平起平坐。加入他们的谈话后，我犯了一个中产阶层错误——假装知道并想要了解他们所讨论的艺术家；这样一来，我可能也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急于希望他人能肯定自己的阶级地位。

在回家之前，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去接触一下那晚被宴请的主角——一位属于品味引领阶级的超级藏家。自强、自主、风度翩翩、性格古怪（如果他们愿意以这样的面貌示人），这些品味引领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权力，这可能来自于过剩的财富，或是因为在人人都渴望拥有地位的艺术圈里，他们有赐予他人地位的能力。他们身在艺术圈的最高层级推动着市场需求，轻而易举就可以对艺术家的市场行情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并不常出现在类似于这次活动的场合。他们更喜欢在自己的某个偏远庄园里，与同等阶级的人们一起享用精致的晚餐。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去认识他，但我才记起我那晚的任务其实就是和他攀谈几句。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我的低微处境呢？但对我来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