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丨游牧的//无产阶级
发起人:之乎者也  回复数:0   浏览数:577   最后更新:2019/02/08 12:47:52 by 之乎者也
[楼主] 之乎者也 2019-02-08 12:47:52

来源:海螺社区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在一些左翼圈子里,无家可归的难民的爆炸性增长引出了“游牧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基本的想法是,在今天的全球世界中,主要的对抗(“主要矛盾”)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是那些安然处于“文明的”世界的穹顶下(有公共秩序,基本权利等等)的人和那些被排除的、被简化为赤裸生命的人之间的对抗。“游牧的无产阶级”不只外在于这个穹顶,而且还处在某个居间的位置上:他们的前现代的实质性的生命形式已经被摧毁了,毁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又没有融入全球秩序,这样,他们游荡在一个居间的冥界。他们不是严格的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矛盾的是,在他们进入发达国家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理想,却又只是成为“正常的”受剥削的无产阶级。最近,一个来自萨尔瓦多,试图从墨美边界进入美国的难民对电视台的摄像机说:“川普先生,请让我们进去吧,我们只想在你的国家当好的,勤奋的工人。”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2019年1月9日报道,美国政府决定撤销20万萨尔瓦多人在美国的居住许可。如果在2019年9月9日前找不到合法的居留途径,他们将被驱逐出境。


真正的无产阶级(受剥削的工人)和游牧的(不那么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区分,会在一个表述今天的无产阶级的新的、更具包容性的范畴中变得模糊吗?从马克思的立场来看,答案是一个响亮的不。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不仅是“穷人”,还是这样的人:他们,通过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被简化为被剥夺了所有实质性内容的主体性;如此,他们也被生产过程规训为他们的未来的权力(“无产阶级专政”)的承担者。那些外在于生产过程——因此也就在社会总体中没有位置——的人,被马克思称为“流氓无产阶级”,在他们身上,马克思看不到任何解放的潜能。相反,马克思对他们表示极大的怀疑,认为他们往往是受反动势力(如拿破仑三世)动员和腐化的势力。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情况也变得复杂起来。此时,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这样一个国家夺取了权力:在这里,人口大多数还是小农(而确切来说布尔什维克党人恰恰是通过向他们许诺土地才赢得权力的!);并且在这里,作为内战期间的暴力动乱的结果,数百万人发现自己处在(不是经典的无产阶级而是)无家可归的游牧者的地位上,而这样的游牧者还算不上(被简化为他们的劳动力的“无”的)无产阶级,严格来说,他们是连无产阶级都不如的人(less-than-proletarians, less-than-nothing, 连无都不如,比无还少的人)。这些人的大规模的存在,是安德烈·普拉东诺夫著作的核心主题。普拉诺夫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阐述了一种独特的“唯物主义的穷苦生活的本体论”。[1]从“穷苦生活的本体论”的立场来看,贝克特和普拉诺夫之间的相似就很有意义了:“穷苦生活”的经验,不也是贝克特伟大的小说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法称呼的人》的核心?《马龙之死》的整个主题和细节,不也明显与德占期间及其后法国局势的急转相关吗:(1)纳粹和通敌者的控制、恐怖和压迫,(2)针对通敌者的复仇,以及(3)难民在回国和恢复常态后遭受的待遇。给小说以这样的力量的,恰恰是这点,即,这三个领域被浓缩为一个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个体的单一的,令人窒息的经验,这个个体迷失在治安、精神病治疗和行政措施的网络之中。



萨缪尔·贝克特作品《莫洛伊》、《无法称呼的人》和《马龙之死》。


普拉诺夫和贝克特的不同之处在于,贝克特写的是无家可归的难民作为任国家制度摆布的个体的经验,而普拉诺夫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后革命情景中错位的游牧群体上(当时的新共产主义政权试图动员他们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普拉诺夫的每部作品都“从同样的政治问题出发,即,怎样建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以及共产主义的理念是如何与具体的情况和后革命社会的现实相符的”。普拉诺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矛盾的,他的态度和常见的,对共产主义的异见式的拒绝远远不一样。他得出的结论是消极的,他的所有故事也都是失败的故事。共产主义计划与错位的游牧群体之间的“综合”以空无而告终;无产阶级和连无产阶级都不如的人之间不存在统一。


“在《切文古尔镇》(1926-28)中,孤儿萨沙·德瓦诺夫是在革命那一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受命于党,到农村支持革命的。在他的漫长旅途中,德瓦诺夫发现了穷苦农民建立的‘一个村子里的共产主义’。切文古尔村的共产主义,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城市规划和农业经营的荒谬实验,永恒的恐怖和饥饿。游荡的有机知识分子是游荡的大众、阶级和社群的补充,动物、植物和自然风景也加入了他们的迁移。《灵魂》(Dzhan, 1936)的主人翁,那扎尔·恰加塔耶夫在受党差遣去寻找失落的游牧民族Dzhan后回到了他在突厥斯坦的故乡,他来这里,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灵魂》是普拉诺夫以作家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两次出访突厥斯坦后写的作品。当时突厥斯坦的内战才刚刚结束,反传统游牧生活的运动也才刚刚开始。代表团的任务,是写一个关于地方社群的成功的‘文明化’过程的,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故事,普拉诺夫的《灵魂》的核心问题,看起来可能是合乎这个信念的,它的确讲了一个“红色摩西”领导亚洲沙漠的游牧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故事。然而,恰加塔耶夫在使命完成后回到了莫斯科,这就让人对沙漠里的共产主义的未来充满了怀疑。/……/普拉诺夫的最著名的作品,《基坑》(1930)也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语境中创作的。故事通过主人翁伏雪夫与一个外省小镇的居民的一系列会面展开,镇民们参与了一个巨大的无产阶级之家的建设。尽管伏雪夫质疑了不同阶级群体的代表,进行了苏格拉底式的对真理的探究,但这个计划还是变得越来越宏大,并最终以无果而告终。”

塞缪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安德烈·普拉诺夫

Andrei Platonov


但我们同时又彻底远离了旧有的保守派-自由派对革命的批判,这些批判认为革命是把外异于实际的生活的模型强加给它的,暴力的尝试。首先,普拉诺夫是从一名投入的共产主义斗士(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积极参与过游牧群体,也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层面上规划和组织过灌溉项目,等等)的角度来表达他的绝望的。其次,普拉诺夫并没有像埃德蒙·柏克批判法国大革命那样,描述传统的社会生活的纹理,与改变那种生活的激进的-革命的努力之间的冲突。他主要关注的不是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是无依无靠的游牧者,这些人的生活已经无可挽回地,被现代化的进程给毁掉了。简言之,普拉诺夫描述的根本的切口,不在“自发的”无产阶级群众和有组织的共产主义势力之间,而是在无产阶级群众本身的两个面向之间,在两个社会的“无”之间:资本主义生成的现代工人的严格无产阶级的“无”,和那些还没有融入系统,甚至不是其内在的否定性的人的“无”之间。就像《切文古尔镇》一段简短的对话表明的那样:“你带来的是什么人?”切普尼问普罗科菲[……]“他们是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普罗科菲说。切普尼感到不安:“其他什么人?又是残余的令人不快的那层人吗?”[……]“其他人就是其他人。他们谁也不是。他们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惨。”

《切文古尔镇》( Чевенгур)小说封面


下面这几段话描述了这些在社会上“连无都不如”的人:


“普拉诺夫的主人翁有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但他们都代表同一个范畴:无产阶级。在‘国际的’和‘非俄罗斯’的脸背后的理念,是一个构成一个阶级的,普通的多民族无产阶级的理念。对于切文古尔镇的去阶级的游牧民的‘非俄罗斯性’有这样一个重要的解释:‘这是真正的国际无产阶级;看——他们不是俄罗斯人。他们不是亚美尼亚人,他们也不是鞑靼人——他们什么都不是!我给你们带来了活的国际。’正是这个多民族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反殖民的视角,使普拉诺夫解构了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强硬派那里如此典型的,白人工人阶级的主流形象。”/“他视他之前从未遇见过的人,不理解阶级也没有阶级的表象,更没有革命价值的人为同志。这些人是某种无名的他者,他们的生活完全没有意义,没有尊严,他们就站在即将到来的世界范围的胜利的旁边。我们甚至没法掌握这些他者的年龄,我们能够弄清楚的只是,他们穷苦,有不情愿地生长、异于所有人的身体。”/“普拉诺夫把他的去阶级的边缘游荡者命名为‘手工制作出来的,用途未知的人’,‘没有被数过的’、‘易错的’或‘prochiye’(罗伯特·钱德勒把这个词翻译为‘他者’)。俄语词prochive也指‘其他的’,‘剩余的’。因此,‘他者’就是人民的其他;他们不属于马克思理论中任何现有的阶级范畴,因为他们太穷了,并且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他者指的是因为其无定形的和边缘的状态,而(对我们来说)依然无法理解的人,但他们也是一种不可数的复多性的一部分——是一个破碎的和游牧的人民的一部分,是被困在生与死,社会的和生物的之间的,人类的异常。”

就像上面引用的最后一句话说明的那样,我们必须绝对避免把prochiye拔高为一个生产力的起源地,它(生产力)的被国家代表压迫的活的在场。Prochiye不是德勒兹式的诸众;相反,他们是被非生产性的被动性捕捉,基本上被剥夺了主动的意愿的“活死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冒险提出prochiye的另一个翻译:邻人(就圣经赋予这个术语的所有重量而言),那些身为“他者”、并恰恰因此而总是太过于接近我们的人,无论他们实际上离我们有多远。使他们太过于接近我们的是,对于他们,我们缺乏一个适当的距离,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清晰的认同,在社会中没有地位。基督教的格言“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在这里获得了它全部的分量:真正的社会之爱,是对无法理解的连无都不如的人。但这个爱也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而且,尽管布尔什维克党人肯定是爱他们,想帮助和救赎他们的,但布尔什维克党人遵循的却是一个拉康称之为“大学话语”的模型:prochiye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objet petit a,布尔什维克党人也用尽全力地要照亮他们,要把他们变成现代的主体。因此,普拉诺夫作品的核心冲突,不是敌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一种爱人的争执:布尔什维克党人想帮助无家可归的他者,使他们变得文明;而(普拉诺夫描述的)他者也真诚地支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并为之而斗争,但一切都乱了:

“普拉诺夫小说中的他者永远受‘更有意识的’同志、党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的操纵,但操纵又总不成功——要把他者整合到工人集体中,要建立一个基于劳动和工业生产的集体化的,正规化的社会性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普拉诺夫微妙地指出,这个差距,不只是自觉的革命势力与群众的惰性之间的差距:布尔什维克党人主要关注的是社会改造的操作的一面,而期待全新的东西出现的他者,则总在梦想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核心。没有什么地方,比他者的不动性,比他者对被具体的操作措施捕捉的抵抗更接近共产主义了:“穷苦的和去阶级的元素(他们和有组织的工人、党的代表和知识分子都不一样)的特殊地位,已经做好了为做某种全新的事情,而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的准备。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一直在等待的生活,而对他们来说问题只是,要在这里建立哪种政治。”普拉诺夫著名的关于语言的反思,也是在这个官方的党的语言,和他者的“原始”语言之间的张力的语境中进行的:

“普拉诺夫反思了一种新的苏维埃语言的发展,这种语言是由革命口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词汇,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党的官僚的黑话,及不识字的农民和工人对它的吸收构成的。历史的研究表明,对后革命时期的大多数苏联人(特别是在外省)来说,党的语言是外异的、和不可理解的,所以‘他们不得不自行吸收新的语汇[……]并经常对这套语汇的不熟悉的、学究的术语断章取义或把它们重构为某种更加容易理解的东西,无论多么荒谬’。因此,‘deistvyushchaya armia’——‘行动的军队‘’——变成了‘devstvyushchaya armia’——‘处女军’——因为在俄语中‘行动的’和‘处女’听起来几乎是一样的;‘militsioner’(‘民兵’)也变成了‘litsimer’(伪君子)。”

这种独特的杂乱混合,及其所有“无意义的”对同音词的运用,反倒发出了预料之外的真理火花(在一个压迫性的体制中,警察就是伪君子;革命者就像处女一样,怀着纯洁的、免于一切自利的动机行动)——这不正是拉康所谓的Lalangue的一个范例吗?即,被所有社会的和性的对抗贯穿的语言,这些对抗把它扭曲到它的语言结构之外。这个Lalangue是通过普拉诺夫对两个(几乎是)对称地对立的方法的使用而出现的:首先,“他通过使用常人,来自人民的人诠释了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定义;其次,在他让最简单最明了的日常言辞和表达过多地负载了一整组意识形态的联想——多到这样的程度:这些词变得‘如此奇异和混乱以至于,最终,它们失去了它们一开始的含义’——的时候,他实际上又进行了相反的操作”。

苏联时期发生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饥荒。


这种意义的丧失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尽管互相渗透,这两个层面——官方的布尔什维克的言语和他者的日常言语——依然永远相互对抗:革命活动越是试图结合它们,它们的对抗也就变得越明显。这个失败不是经验的和偶然的,因为这两个层面本就属于在根本上异质的空间。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应该回避赞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潜流”——即,受苏联官方马列主义压制的另一条拒绝党的“自上而下”的控制,而依赖工人“自下而上”的直接的自组织的路线,就像在波格丹诺夫那里那样——的陷阱。这另一条路线指出了这样一种希望,那就是,苏联原本可以有一种不同的、不那么压迫性的,与列宁的进路(列宁的进路又为斯大林主义打下了基础)构成对比的发展。的确,另一条路线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官方的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症候”;它记录了在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中“被压抑”的东西,但也正因为这样,它依然寄生于官方马克思主义,也即,它没法自立。简言之,这里需要规避的陷阱是那种把他者的“穷苦生活”拔高为某种本真的共同生活(而这种本真的共同生活又提供了一种可以替代我们的命运悲惨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方案)。他者的穷苦生活中没有什么“本真”的东西;它的功能是纯粹否定的,只是记录了包括共产主义计划在内的各种社会计划的失败而已(甚至可以说给这些失败提供了一个载体)。


而可悲的是,同样的失败(出于结构的原因,失败是必然的),也是那个融合了今天的工人阶级,和今天的“连无产阶级都不如的人”(难民、移民)的类似计划——也即,那种认为“游牧的无产阶级”是革命变革的潜在来源的想法——的特征(即这个计划也注定会失败)。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全面吸取普拉诺夫的教训:张力不只存在于地方的保守的-种族主义的下层阶级、和移民之间。整个“生活方式”的差异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寄希望于实现所有被剥削者的团结。也许,无产阶级和连无产阶级都不如的“他者”之间的对抗,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同族群共同体内部的阶级对抗更加不可克服。也正是在这点上,在(把他者纳入“我们”无产阶级的)“吸纳(subsumption)”看起来最明显的,而所有被压迫者的普世性看起来触手可及的时候,它逃脱了我们的把握。换言之,“连无产阶级都不如的”他者是不可能被吸纳、整合的,而之所以会这样,不是因为对我们的生活世界来说他们太过于不同、太过于异质,而是因为,他们是绝对地内在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的,他们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自己的张力造成的结果。


在一个抽象的层面上,普拉诺夫因此而提出了(把他者纳入无产阶级的)吸纳问题,而今天,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不仅从难民和其他移民来说如此(他们能被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吸纳吗?),而且,在一个巴里巴尔所谓的“总体吸纳”(总体吸纳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的层面上说也如此。[2]“总体吸纳”这个术语指的,不仅是所谓的“文化资本主义”(即,文化领域的日益商品化)现象,而且,它首先指的,是在资本的逻辑下,对工人本身及其再生产过程的全面吸纳:


“马克思解释了,‘资本’最终可被简化为(生产的)劳动力或者说‘资本’不过就是为一个不同的阶级所占有的,不同形式的劳动力;而人力资本的理论则解释了,劳动力——更确切地说,是“劳动的能力”(Arbeits vermogen)——可被简化为资本,或者说,我们可以从信用、投资和利润的资本主义运作的角度,来分析劳动力。这,当然,就是支撑那种认为个体‘自己就是一家公司’,或者说个体是一个‘经营自己的企业家’的意识形态的理论。”[3]


在这里,问题


“与其说是描述现有产品的市场的增长;不如说更多地在于,把市场的范围推到传统意义上的‘生产领域’的极限之外,因此而为永恒的‘额外剩余价值’增加新的来源。后者可以融入价值化,克服它的局限,因为资本同时在劳动和生产的‘客观的’一面,和消费与使用的‘主观的’一面上价值化了。”[4]


所以,问题不只是提高劳动力的生产力;总体吸纳的要点在于,直接把劳动力设想为另一个资本主义投资的领域:不仅认识到劳动力的“主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健康、教育、性生活、生理状态)对工人的生产力来说是重要的,还把它直接构想为可以生成额外的剩余价值的投资领域。医保服务不但通过使工人更有生产力而服务于资本的利益;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强大到不可思议的投资领域,不仅对资本(医保是美国经济最强的分支,比国防都要强得多)来说如此,对工人自己来说也如此,工人也把缴纳医保费用当作对自己未来的投资。对教育来说也如此:除让你做好从事生产性工作的准备外,教育本身,对及机构、和投资自己未来的个体来说也是一个极有利润的领域。这情况就好像是,如此,商品化不仅变成了总体的,还陷入了一种自我指涉的回路:劳动力是“(资本主义)财富的终极来源”,是剩余价值的起源;但劳动力本身又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投资的时刻。在那种认为工人“自己就是一家公司”,工人自己就是一个自由地决定把他(微薄)的剩余资源(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借贷获得的资源)投资到什么地方(投资教育、健康、房产……)的资本家的观念中,这个回路表达的最为清楚。

艾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


这个进程有极限吗?当巴里巴尔在他的论文的最后一段话中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奇怪地引用了拉康,诉诸拉康的非-全体逻辑(出自他的“性差公式”):


“这就是我所谓的总体吸纳(仿‘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因为它没有在外面留下任何东西(没有为‘自然的’生活保留什么)。或者说,被留在外面的任何东西,都必然以残余、以一个有待进一步吸收的领域的形式出现。又或,必然如此吗?这当然是整体的问题,既是伦理的又是政治的:商品化有极限吗?有内部和外部的障碍吗?拉康派可能会想说:一切这样的总体化都包含一个属于‘真实界’的不可能的要素;它必然是非全体(pas tout),而不是整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总体吸纳的异质元素、其固有的剩余就可以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了,有的看起来是个异的,比如说病态或无政府的抵抗,其他的则是共同的甚或是公共的。或者说,它们可以表现在贯彻新自由主义计划的特定困难上,比如说,在医保系统法律化后拆解它的困难上。”[5]


巴里巴尔在这里说的话,对拉康派来说,是非常奇怪的:巴里巴尔把拉康的性差公式的两个方面浓缩(或者更确切地说,混淆)到了一起,并简单地把例外解读为非-全体:吸纳的总体是非-全体,因为存在抵抗资本的吸纳的例外。但拉康恰恰会把非-全体和例外对立起来:一切普世性都基于某种例外,在不存在例外的时候,那个集合就是非-全体,它不可能被总体化。我们也应该把这个对立应用到吸纳的主题上:我们应该从寻找例外,寻找那些抵抗(普世的)吸纳,本身就是“抵抗的场所”的人,转而支持无例外的吸纳,依靠它的非-全体。巴里巴尔提到的对个体生活的吸纳,不能被简化为普世的资本主义吸纳的一个特例;就其自-关联的性质(劳动力本身变成了资本)的性质而言,这些对个体的吸纳,依然是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的特例。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两个主要的,经例外而普世的例子:货币和劳动力。你只能通过一件特别的商品来总体化商品的领域,这个商品发挥了所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功能,但它本身也被剥夺了使用价值;只有在个体生产者不仅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产品,同时,劳动力(作为商品,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在于生成剩余价值)本身也被当作一件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的时候,你才能总体化商品交换的领域。所以,也许,这里是经例外而普世的第三个案例:在这个生产剩余价值的商品本身,也成为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投资的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也就有了两种类型的剩余价值:由劳动力的产品生成的,“正常的”剩余价值;和由对劳动力本身的生产生成的剩余价值。


这也是黑格尔关于何以绝对者永远涉及自分化以及何以绝对者就是这个意义上的非-全体的洞见的一个绝妙的例子:随着对劳动力本身的生产变成一个资本投资的领域,资本之下的吸纳也就变成了总体。但确切来说也正因为是这样,它才变成了非-全体;它不可能被总体化。作为一种资本投资的劳动力本身的自我指涉的元素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给整个领域引入了不平衡。也许,这个缺口也可以是希望的一个来源,也许,它也开启了激进变革的可能性。在这里,资本的逻辑受到了威胁,而威胁不是来自某种外部的不被整合的“其他”,而是来自在吸纳变得总体的时候爆发的,资本的逻辑自身内部的矛盾。


注释

[1] 在这里,我大量参考了Maria Chehonadskih, “Soviet Epistemologies and the Materialist Ontology of Poor Life: Andrei Platonov, Alexander Bogdanov and Lev Vygotsky“(未刊手稿,文中未加说明的引文皆出于此)。

[2] Etienne Balibar, “Towards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generalized surplus-value to total subsumption,” in Capitalism: Concept, Idea, Image, Kingston: CRMEP Books 2019.

[3] Balibar, op.cit., p. 51.

[4] Op.cit., p. 53.

[5] Op.cit.,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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