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铨:见步行步
发起人:小白小白  回复数:0   浏览数:285   最后更新:2019/01/31 11:32:22 by 小白小白
[楼主] 小白小白 2019-01-31 11:32:22

来源:打边炉DBL  黄紫枫


梁铨近照


2018年,深圳处在相当活跃的艺术文化氛围里,间中涌动的艺术新资本也给中国艺术圈带来了丰富的想象。接踵而至的艺术展览和博览会,相继进驻的文化艺术机构,难免会让置身其中的人产生一种眼花缭乱的晕眩感。


2018年9月,《打边炉》做了一次关于“深圳想象”的反思,2018年年底,我们又开始了一个题为《深圳眩晕》的系列性回溯采访,试图来面对这看似凶猛的深圳浪潮之下交织着的真实与想象。


自1996起,梁铨就开始在深圳工作和生活,二十年光景对深圳和梁铨而言都是动态前进的,人生轨迹和深圳发展的重叠之下,他讲述的已经不只是对某种现象的判断,更多的是他作为同行者的观察和故事。以下是《打边炉》对艺术家梁铨的采访,问题已隐去,发表前经过受访人审校。


采访:黄紫枫、吴碧芳

编辑:黄紫枫


最开始听到深圳这个词是在1980年代初,刚从国外回来,有些朋友很激动地说,深圳要改革开放了,中央好像有一个基地。当时有一些朋友已经计划到深圳了,叫我一起去,我拒绝了,因为当时我觉得改革几乎不可能成功,后来又来了两次深圳,发现了变化,1996年就搬到了深圳。

当时的深圳还没有成型,基本上是处于建成了三分之一的状态,从上海宾馆到世界之窗之间全是农田。但来到的都是年轻人,深圳离香港又很近,还是有种和内地不一样的气息。通过深圳的城市建设我发现,这里很多事情要靠运动。所谓运动,就像1997年香港回归,政府砸了大量钱迅速造城。1997年是整个深圳的一个飞跃,中心区开始有规模。解放军进驻香港之前,几百辆运兵车都停在中心区,街道已经造好了,房子还没开始造,密密麻麻的很壮观,7月1号当晚这批军车全部开进了香港。

建设中的关山月美术馆,当时中心区还没有动工。


我来深圳之前,深圳美术馆经常组织内地一些有名的国画家来深圳,像北京的李可染、张仃,上海的刘海粟,浙江的陆俨少,都经常来深圳。参加展览,也是到深圳来透透气。来这里,可以跟香港联系,卖点画,还能看一下香港电视,那个时候还只有深圳这里能看到香港的四大台。我听说当时深圳美术馆特地给他们安排了小房间,那些老画家都一声不响,安安静静坐在电视机前,虽然听不懂广东话,还是坐得很老实地看着。

深圳是一个新的城市,政府野心勃勃,文化方面也要有所建树,当时北京也比较重视,愿意让北京中国画院的一些人先到深圳来推动发展,着手成立画院,并做了一些全国性的展览。那时我在杭州教书教了十几年,按照教学大纲,用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思维要求学生,每天都说一样的话教得有点烦了,感觉自己没进步,也导致了对自己的不自信,想换一个地方。正好这个时候深圳需要人,从全国选调艺术家,我来了,也有一些不肯来的,后来就留在了北京。从比较正规的学校系统到深圳画院,很不一样。画院基本上是一个政府的圈子,虽然各地有各地不同的情况,但好像都不是很正规,正因为不正规,形成了很多发展的空间。

到深圳画院工作以后,事业单位,工资比内地高,没有买房子没有买汽车,靠工资生活还能过的。对我而言,应该说感谢深圳给了我衣食无忧还能创作的生活,加上当时也没有买画一说,日子过得相对平静。但深圳毕竟还是很讲金钱,到深圳来的人,尤其像我们这种年龄,都是功利心很强的人,一进来就开始买房子、炒房子、买股票,都想要抓一把。这种生活引起了我的反思,这时候和四川的李华生、深圳的王川,还有画院的严善醇等一些朋友交流,大家开始回过头来看传统中国的思想。越是在资本发达的地方,可能对某些物质的要求,有着更强烈的不同理解,比如禅宗,对物质有着另外一种要求。有的人对我来深圳很吃惊。我现在住的还是政府分的房子,不是我清高,那时觉得这不是我想的事,等我想到了,房价已经涨上去了,想买也买不到,那就不想了吧。

初到深圳,环境陌生,新的人事关系不如学校单纯。

老伴摘录古诗,贴在门上。


进入市场这怎么说,开始有人喜欢你,好在我们这一路并不是那种大火的流行样式,市场有限,细水长流,经济状况不至于一下子改变得让人失去原来生活的支撑点。现在想想,正因为我不是第一批,先知道了一些情况,基本上保留了自己的节奏,没有冲在前面直接面对市场,没有被潮流推着走,是一件幸福且幸运的事情。

深圳在我退休前后,给了我一段安逸的生活,加上深圳独特的地理位置,又让我比较容易接触到国外的艺术家跟艺术展览。我觉得深圳比内地更容易吸收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吸收了有没有发展还得看内地的需要,如果这里没有需要的话,昙花一现,像灯光秀一样亮一下也就算了。

我印象中,当代艺术的真正铺垫是到香港回归以后,成立了OCT当代艺术中心,还有何香凝美术馆,请了北京、外地的专家来搞一些当代的展览,开始在华侨城这里引进一些当代艺术,这个气氛就一点点起来了。

1996年在深圳创作。


我刚到深圳来的时候,深圳人家里边挂的一般都是刘晓庆和陈冲的挂历,我小时候墙上挂的是我们父母的结婚照,“文革”中挂的是样板戏,深圳在改革开放以后,墙上挂的都是演员的照片。过了几年他们开始知道问人家要一幅书法、要一幅山水画挂挂,再到后来又知道去大芬村买一两张油画挂挂。经济上去了,品味也就上去了,需求也有了。现在我到深圳一些年轻公司去看,他们挂的一些艺术品都很漂亮,问从哪里来的,是欧洲旅游时买的,价钱不贵,但都很好。

中国经济在发展,按照西方总结的经验,人均收入超过五千美金,就要开始收藏艺术品了,好像是这么回事。深圳的有钱人,房子买了,汽车玩过了,世界旅游过了,也知道外面的大公司怎么回事,开始感觉到墙上缺点什么了。加上深圳房价一贵,在这么贵房子的墙上挂一两百块的画好像也不对,对艺术品的水准有了要求,买贵的画也不觉得贵了。

中国的艺术家现在正赶上了好时光,因为面对的都是白墙,一张画卖了以后太容易就能挂到人家墙上去了。若干年前我去英国办一个展览,玛莎(Mars & Spencer)的老板和我说,我很喜欢你的画,但我现在没有墙了,我得专门搞一个“中国角落”(Chinese corner)然后才能收藏你的画。现在中国是阿猫阿狗一张画,只要有趣点的都能挂上去,大家都还没有形成危机感。这一点我觉得以后年轻人蛮苦的,要画得足够好才能把前面人的画挤下来,把他们的挂上去。我现在经常想着要珍惜这个机会,把自己的画弄得好一点,以后年轻人难一点挤掉,但真能挤掉也挺好,真的。

深圳其实也没有很火,深圳有什么,其实没什么,那些想钱的人,都是脑子里想了多少遍以后,到深圳来掘金的。去年有一次卖画,深圳人买了不少,第二天我接到了不少从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都在关注深圳,我说不咋的,他们还不相信,以为我偷偷在数钱不希望他们来赚。在深圳这么多年,深圳大概的一些藏家我也都认识,他们也没有大买画,认真得很,在做一定的构建,定期收一些作品。

我一直在想这些事情,1964年,劳申伯格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威尼斯双年展绘画金奖的美国人,如日中天,也建立了美国艺术在世界的地位。但同一时期有一个很好的艺术家老太太,艾格尼丝马丁,不声不响地在沙漠里画画,很安静的一条条线,现在看她的作品,不知道有多好。她生前没有任何名誉,近几年才把她的作品挖出来,全世界给她办展览,很多事情就连西方也有错误的判断。所以深圳不要把它搞得太有想象力了,作为深圳人,人家讲你好,你心里要清楚自己也不咋的,每个人把自己事情干好就行了,不搞满汉全席,清水打个边炉也好。

1997年准备作品参加上海双年展。


深圳缺好艺术家,但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没有那么多差的艺术家就更没有好的艺术家,每个城市都缺好艺术家,这是没有办法的。只是并不需要这么多碌碌无为的艺术家,现在打着艺术的幌子拉关系,或者占政府便宜的所谓艺术家太多了。深圳的文化机会很多很多,这些机会有多少给到了真正的艺术家,都不好说。

深圳有不少本地的艺术家,不过现在许多本地艺术家反而处在了边缘状态。因为做展览的人,总是认为外地的艺术家好,外面的和尚好念经。年轻的策展人没什么话语权,本地的这个江湖还没形成,他们讲话还没人听。这种环境,对创作者来说,关键看你想要什么,如果你想要名想要利,毕竟深圳一下子能给你名利不多,你得往北京、上海,往大城市里跑。深圳这个环境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像我接触到的年轻艺术家,基本上没有很苦的,生活无忧,反而有条件再完善自己的创作。不一定要穷困潦倒,变成卖火柴的小女孩才会有创作的紧迫感。紧迫感是对自己的追求。

近几年深圳的大展览无非就是双年展,老子说,多则惑,多了就迷惑了。某一个双年展,大家一问哪个双年展,问半天也不知道什么人办的,有哪些人参加,深圳的双年展太多了,一般已经搞不清楚,没有大效果了。

但你必须承认现在深圳城市的快速变化。就拿最近的万象城来说,造出了这么漂亮的建筑,请来日本的团队做装饰。像这类艺术,大陆的团队已经跟不上了,hold不住了。所谓的hold不住,是说这些超高层建筑的建造跟随的是世界潮流,建筑内部的装置艺术自然也得匹配上,总不能搞一些民间剪纸放在里面。目前国内这种超高建筑还不多,商业、艺术结合的这一块,能够步及世界潮流的设计公司可能不多,只能请国外的团队。作为一个商业建筑来说,它毕竟不是一个双年展,这里面的艺术布置不只是单纯的艺术展示,他们需要的艺术品是这种带有装饰性、很炫的,“叮叮当当响”的东西,但同时又能提升整个购物空间的文化品位。我觉得这还是好事,向国际流行看齐,这是深圳的进步,这也带动了国内一些装置、电子、多媒介方面的艺术。

1998年参加上海双年展。


我现在的日常生活就是退休生活。起床遛狗、创作、喝茶,时间过得很快,一天一下就过了。我也想弄工作室,但是弄工作室太远,我又不会开车,会在路上消耗很多时间。加上用了工作室后,变成了又要上班,那就没有退休的感觉了。我希望自己处于退休的懒散的状态,创作就创作这一段。譬如我现在一天一般创作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里稍微认真点就可以了。我不跟年轻人比,年轻人比我好。我和我的老师比,我那些老师,很老了,没有办过展览,没卖过画,没出过画册,和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好多了,已经很满足了。

除了画画,我也会到处去逛市场逛商场,不买东西就看看。我退休了坐公交车车不要钱,一个礼拜一次游车河,从这个终点站坐到那个终点站,再坐回来。深圳变化太快了,一两个月出去看一下又都变了。深圳好,大巴很空一点也不挤,坐到哪里想下来看一下,就下车休息一下。看看风景,看看人,听公交车上的人讲话,全部都是讲房子车子的,讲的都是钱。

退休的这十年间应该说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得更快,很多年轻人起来了,相比之下,我探索的这些艺术形式都显得老了。对我来说,老了以后反而更容易从容地对待生活,紧迫感没有这么强烈,而且更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一些事情。所谓工作节奏,是可以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不会因为市场卖得好,批量生产,卖不掉的就停止探索。反正已经在边缘了,干脆边缘到底,有自己的节奏反正是好事情。最近就准备把所有的旧画拿出来重新画一遍,我认为不要这么多画,能有几张好画就够了,所以把我旧画再拿出来改。

让年轻人折腾去吧,我们见步行步,每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文中用图及照片图说均由艺术家惠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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