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何处来——五位艺术家谈创作启发
发起人:colin2010  回复数:0   浏览数:287   最后更新:2019/01/18 10:30:34 by colin2010
[楼主] colin2010 2019-01-18 10:30:34

来源:Artsy官方  Lijie Wang王嘉里


不久前,美国著名现代艺术家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在他的新书 《和亚历克斯·卡茨看艺术》(Looking At Art With Alex Katz中与读者分享了许多启发他创作的灵感缪斯,并传达了他对艺术的理解:“如果你对艺术史不甚了解,那你在欣赏一幅画的时候,你看到的与那些了解艺术史的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但那并不代表你从中得到的就比他们更少。艺术,是非常多面的。” Artsy 邀请五位风格迥异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来分享令他们心醉的作品以及道不清的“灵感缪斯”。



蒋志:一幅对我影响至深的画


蒋志喜欢和文字打交道,除了图像与影像的创作,他还好写小说和作诗。几年前拜访过蒋志的工作室,当时他的工作台上摆满练习书法的纸张。当天,他就像一位教书的先生,耐心指导我们练习书法。在这次采访中,蒋志用文字纪录下一张无名小画如何为他开启了全新的感受力。

蒋志,《一束》,2009年。图片致谢蒋志


“我是在一个叫‘草尾’的乡镇长大,妈妈是语文老师,爸爸常年在外工作。妈妈忙于上课,对我基本上是‘散养’。我的童年也并不寂寞,有时候学校会派一位学生陪我玩,其他时间里我就自己四处游荡。小时候喜欢阅读、练字,当时学校里有一个可怜的图书室,没过多久我就把里面所有的小说都看遍了。至于画画,在七、八岁之前(或者更晚些)我都没有任何意识。我曾经觉得自己将来一定是一个文学家。直到有一天,被一张画突然改变了。


一个周末的上午,校园里空无一人,正是我‘巡游’的好时间。我经过一间教室,发现墙上密密麻麻的粘贴了很多画,它们都是附近小学的绘画竞赛作品。在当时,画天安门、解放军、少数民族等的主题被认为是标准的’好‘画,但它们无法吸引我的注意力。我的目光停在了一张小小的画上,画面是黑色的底,画的右边是一台电影放映机,投射出一道光来,这道光不是白色的,而是像彩虹一样的多种颜色。我不能确定这位小学生是用蜡笔或是水粉来作画。我也不记得这道光投射到屏幕的什么位置,也许屏幕上一片空白吧!又或者屏幕根本不存在,作者让这道光直射到了画面之外。我感觉自己有点中暑了,心跳开始加快,有点喘不过气;之后我并没有再多停留,但是那道光就驻进我大脑里,多年来一直还在。

蒋志,《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变得不可思议》,2006年。图片致谢蒋志


回到家以后,我买了一盒蜡笔,凭着记忆画了一张同样的画,我惊喜地发现自己也能画出这道神秘的光,只要有黑底就行!直到现在,我才开始回想这件事情,而这道光仍然在脑海里。对我来说,并不是优秀的作品才震撼,而是它出现的时机对我来说‘正好’。小画也许是幼稚的、粗糙的,但它同时开启了我对色彩、光线、构成、形式……的感觉,也激起了我对绘画和电影的无比好奇和探索。在这之后,我有机会看到当时流行的张大千、齐白石、毕加索、梵高等的作品,但是对我的冲击远远比不上这张小画。


这个事件,就像一次大爆炸。”


梁远苇:影响我的作品一直在变


梁远苇认为中国艺术家的美学教育普遍起步较晚,对艺术史与文化脉络的梳理都需要“补课”。她说道:“我们在美院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获得知识的渠道有限,也没有很多机会接触国外的艺术,基本只能通过印刷图片来想象。我是在心智和人生阅历都进入成熟的阶段才真正开始学习艺术史,对文化的概念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当认识不断扩展,影响我的作品也一直在变。另外,在深入了解西方艺术之后,再回头看自己的文明,才更理解它的断裂和它的生命力。中国艺术家的这种认识过程是与西方艺术家不同的。

梁远苇在 Villa di Livia 壁画原作前临摹,2016年。图片致谢梁远苇


从古罗马艺术、文艺复兴到现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如塞尚(Cézanne)、西格玛·波克(Sigmar Polke)、蒙克(Munch)、贾斯珀·琼斯(Jasper Jones)等,以及西域敦煌、唐墓壁画、宋、元代的文人画,都在不同时期影响过梁远苇的创作。成为职业艺术家之后,梁远苇主动地去补习艺术史和研习绘画的技法。她在意大利文物保护修复高级研究院(ISCR)研习湿壁画期间,接触到了一组来自 “利维亚庄园”(Villa of Livia)的壁画。这组四壁围合的壁画,位于古罗马帝王奥古斯特(Augustus)为妻子利维娅·德鲁西拉(Livia Drusilla)所修建的庄园里的夏季地下餐厅。壁画描绘了位于餐厅上方地面的花园景观,晨雾中繁茂的自然风光带给躲避炎热的人们以沁人心脾的感觉。壁画于十九世纪从原址墙上取下,目前存放在罗马国家博物馆。

梁远苇在 Villa di Livia 壁画原作前临摹,2016年。图片致谢梁远苇


绘制湿壁画的一大要点是在墙面上的灰泥尚未干透时作画。如此,颜料深入潮湿的墙皮,会随着干燥发生化学变化,在整体干燥后不易脱落。梁远苇说,湿壁画绘制方法上明显的局限性是她对这种技法感兴趣的原因之一:“首先是时间的限制,必须在底子湿的状态下完成。其次,灰泥干后基本无法再对绘画进行修改。我感兴趣的是材料的局限性所带来的绘画语言纯粹的力量,我喜欢这种限制之中所蕴含的智慧。同时,对湿壁画的学习令我对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理解有了参照,更能体会到水墨画里蕴含着的另一种高超的智慧。

梁远苇在ISCR进修时所在的壁画修复工作室,两位修复师正在对一幅十四世纪湿壁画进行修复工作,2016年。图片致谢梁远苇


在研究西方绘画技法的过程中,梁远苇对东西方的审美差异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比如西方油画的物质性基础,和中国文人画的精神性基础。她说道:我没有经过系统的中国画训练,所以很难从技法的角度去分析,但我更愿意从文化脉络和历史观来看中国画家的作品,我喜欢通过绘画去了解作者拥有怎样的知识和世界观,从而了解中国的文脉。这些文人的抱负最后不都落在了一层薄薄的笔法上吗?这样的世界观也影响了我。


向京:那不叫灵感


向京不喜欢用“灵感缪斯”去形容她欣赏的创作者。在她看来,与其说依靠某种玄乎的灵感,真正的艺术创作是“一个人在漫长的、艰难的成长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它很难因为具体某件作品或某位艺术家而产生创作的冲动”。她认为目前的当代艺术在表达上有些“陈词滥调”,因此,她会更频繁地从电影、文学领域汲取养分。她挚爱的电影导演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语言,善于透析人性的深处,比如颇具争议的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

拉斯·冯·提尔电影
《忧郁症》(2011)剧照


向京形容冯· 提尔是一位非常“狠”的导演。“他的电影常常会达到某种极致,可以把人性分析得如此透彻,他对人类黑暗面的理解力甚至可以用狠毒来形容。我也对人的复杂性很感兴趣,但我可能永远无法达到他作品所表现出的力量。他是90年代之后活跃在电影史上的导演,作品——包括《反基督》(Antichrist)、《女性瘾者》(Nymphomaniac)、《狗镇》(Dogville)等——往往都让观众难以下咽。这些作品已经不能用简单的‘打动人’去形容,他是个少见的物种,他的创作像抑郁症患者那种寻求毁灭的快感——事实他也确实因为抑郁症很多年没法工作——我认为那能直达灵魂,你会被它震慑住。我非常羡慕这一类的创作者。你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一种‘勇气’,甚至你可以说他对观众很‘严厉’,对自己很残酷,他有能量去直面人性中的黑暗,不断去探底有深度的话语。” 除了冯·提尔的经典作品,一些在旁人眼中的平庸之作向京也会找来欣赏,从中观察他的创作轨迹,“我偏爱个体的研究,看他如何一步一步地推进到某种极限状态。我常常会追着喜欢的作者的作品去看。” 对于拉斯·冯·提尔2018年最新的惊悚剧情片《此房是我造》(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向京依旧叹服于导演不断触底的态度,但她觉得冯·提尔有点坠入文本化的陷阱,损害了他作品的感性张力,“他把深渊想象得太有魅力了,”向京说道。


电影《此房是我造》(2018)剧照


向京欣赏的创作者似乎都对“极致”有着偏执的追求,比如费里尼的电影作品。她说道,“我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他纯粹是直男的审美,但是他的东西很极致,那复杂的场面调度、奇特的人物设定,他的作品简直是视觉上的盛宴,他表现出的是非凡的想象力。”就连伍迪·艾伦“话痨”的特点在她看来也是一种“极致”,“他是一位多产的创作者,我每次看他的东西都很酸爽;这么话痨也是一种强度;因为一直有东西要表达是很难的,而且已经构成一种叙事和语言的体系。重复是乏味的,有趣的重复总是让人欣喜吧。


杨福东:游历小城之春


“我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书屋的那个池子就冒出来了。”说这句话时,杨福东正向我描述他游历绍兴青藤书屋的情景。青藤书屋是明代才子徐渭的故居,徐渭以写意花鸟画闻名,杨福东对这位知识渊博的画家十分倾慕。他回忆道:“青藤书屋不大,它很符合你想象中的文人院子,推开门可以看到老的青藤,窗户底下的小池子,里面有金鱼,虽然称不上豪华,但处处透露出南方庭院的情趣。” 前往青藤书屋并不是杨福东计划之中的朝圣之旅,他在拜访完宁波天童寺后途经绍兴时临时决定在书屋停留。杨福东喜欢在游历中思考,给自己偶尔走神的机会,“你没法说灵感从哪里来,有时候闲逛,走神的时候它就跑出来了。”杨福东游到青藤书屋后,只是在院子里坐着“发呆、瞎想”。


上大学时的杨福东喜欢从早期的电影中汲取养分,比如《马路天使》(1937年)、《小城之春》(1948年)等影片对他来说像是无形的老师,影响了他对叙事风格和审美的塑造。1996年,央视电影频道开播,杨福东在电视上看到费穆的作品《小城之春》,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战后南方小城的故事, 年轻的妻子周玉纹和丈夫戴礼言原本平淡的生活被昔日好友章志忱的到来而打破。杨福东即刻用录像机将电视中播放的影片录下来。因为错过了开头的录制,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杨福东都重复地看着这版不完整的《小城之春》。

电影《小城之春》(1948)剧照


杨福东说道:“《小城之春》的叙事方式从个人的情感和经历出发,注重人物情绪上的变化。我在90年代看到这部早期的黑白电影,它确实有异于当代的、新的审美趣味;从一定的时间距离上去欣赏它,反而会有新意。另外,影片带有一种东方的电影气质,它所传达出的沉思、淡泊犹如中国的古典绘画;这种淡雅让我印象特别深。


电影《小城之春》(1948)剧照


杨福东记得在2000年之后,《小城之春》又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中,一夜间变成文艺青年们的谈资。这样跟风似的追捧多少让杨福东有些感慨,“大家似乎都不太关心作品核心的精神,谈论电影的时候也偏离了作品的美学气质;它变成一种标榜文艺的噱头。我再重头去看当时的影片,它还是那么的安静;现在拍出来的作品整体给人感觉都比较浮躁,这种劲儿是不一样的。


叶甫纳:“追星”使人进步


叶甫纳谈起灵感缪斯就好像在细数过往的追星史,包括弗里达(Frida Kahlo)、杰夫·昆斯(Jeff Koons)、英国青年艺术家(Young British Artists,简称YBAs)、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她时常会带着“粉丝滤镜”去看这些艺术偶像,比如在艺评人眼中品味艳俗,善于制造噱头的昆斯,在她看来则带有批判性和创新:“小时候家里的书中会出现昆斯与他当时的艳星妻子 Cicciolina(Ilona Staller)的‘天堂制造’系列,但家长因为图片过于露骨不让我看,这好像是‘禁果’,反而引起了我的好奇。后来我读到的关于昆斯的书,大多都是批评他的作品过于商业,特别庸俗等等。但我认为流行的、俗气的东西在感观上更能吸引人。我也觉得昆斯挺勇敢的,他就是故意去挑战大家对艺术的既定印象,做一些不太符合所谓‘艺术标准’的东西,更不会去在意评论家的眼光。


叶甫纳,《女神晚宴》,2015年。图片致谢叶甫纳

杰夫·昆斯与“天堂制造”系列


叶甫纳把昆斯的前妻 Cicciolina 同样视为缪斯,以至于她在2015年创作的《女神的晚餐》中将自己打扮成 Cicciolina;同时出镜的还有艺术家本人扮演的13个艺术史中经典的女性形象,其中包括蒙娜丽莎、埃及艳后以及她挚爱的弗里达。年少时受到母亲的影响,她开始对这位形象有些奇怪、留着胡子的女艺术家充满好奇。在慢慢了解弗里达的作品和生平后,艺术家不受拘束的风格和疯狂的想象力一直影响着叶甫纳的创作,“我很欣赏弗里达的风格,不管是生活中的装扮还是艺术上的表现。我还觉得她的想象力很惊人,作品中很多梦境的画面,带有超现实主义的表达。”

叶甫纳,《两个弗里达》,亚克力板上打印, 2015年。图片致谢叶甫纳


叶甫纳不断通过扮演的方式来“靠近”她的艺术女神,也试图在其中体验缪斯们的生活。除了《女神的晚餐》,叶甫纳还分别创作了《两个弗里达》与《水》来向她钟情的艺术家致敬。《两个弗里达》的灵感来自弗里达的同名画作,原作中一分为二的自画像就好像她与分身进行对话,通过扮演不同的自己来表达婚姻破裂后复杂的心境。叶甫纳版本的《两个弗里达》并非重新演绎缪斯的情感挣扎,而是沿着她的轨迹来寻找自我表达的方式。“谁都是在扮演不同的自己吧,”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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