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 · 史泽曼:痴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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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lclcl 2019-01-16 15:33:14

来源:798艺术  奚雷


哈罗德·史泽曼:痴迷博物馆

杜塞尔多夫艺术馆/杜塞尔多夫

2018/10/13 – 2019/1/20


改变了卡塞尔文献展的传奇策展人哈罗德 · 史泽曼(Harald Szeemann)不仅为艺术界重新定义了策展模式——他将自由和独立遗惠于当代策展人,或也同时为他们徒增烦恼——并且还为我们遗留下了近三千平方米的个人档案工厂(Fabbrica Rosa),以及其中无数的藏品和几乎与帝国大厦等高的海量档案。

1953年到1960年之间,史泽曼于巴黎大学和伯尔尼大学修习了艺术史、考古学和新闻学,并同时在瑞士策划了诸多展览。毕业一年后,年仅28岁史泽曼被就指派为了伯尔尼艺术馆(Kunsthalle Bern)的馆长,随后他策划了若干具有反叛性的展览,并逐渐形成了其革命性的策展理念。其中最重要的展览之一,是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Christo and Jeanne-Claude)在1968年为艺术馆所作的大地艺术:他们将伯尔尼艺术馆包裹了起来。也许这对艺术组合铺天盖地的效仿者们早已让你厌烦,但正是由于史泽曼的邀请,他们才首次获得了包裹整栋建筑的机会。而在第二年,史泽曼策划了一场更为激进的展览。


这场名为“当态度成为形式”(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的群展颠覆了当时的策展模式,自此,策展不再只是机械地将艺术作品挪至博物馆空间,而是成为了生成艺术的过程。由于此次展览所引发的激烈批评,史泽曼被迫辞去了伯尔尼艺术馆的工作,但也因此成为了艺术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策展人。随后,他以自由的身份策划了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以及1999年和2001的两届威尼斯双年展。纵观其职业生涯,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和高效的行动力:直到2004年因病去世,史泽曼这一生总共策划了两百多场展览。

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包裹伯尔尼艺术馆,装置,瑞士,1967-68


盖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于2011年接管了这位策展人所遗留下的档案馆,并开始着手整理馆中巨量的资料遗产。作为工作成果的展示,研究所于2018年初在洛杉矶举办了关于史泽曼的双联展。继洛杉矶之后,这一组特殊的展览巡回至了史泽曼的家乡瑞士伯尔尼(Bern) ,并在最近来到了杜塞尔多夫艺术馆,而杜塞尔多夫也曾是他重要策展地之一。

此次的双联展分别由“祖父,与我们一样的先驱”(Grandfather: A Pioneer Like Us)和“痴迷博物馆”(Museum of Obsessions)这两个平行展组成:前者重建了史泽曼在1972年策划的一场同名展览,该展览也被视为其最激进的实践之一;后者是一次对其策展事业的综合性回顾,展览整理并编排了档案工厂中的资料,并再现了史泽曼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几次艺术实践,而“痴迷博物馆”也是史泽曼对他私人档案工厂的昵称。

由艾蒂安·史泽曼设计的18世纪风格假发,配有手工制作的微型法国护卫舰


祖父:与我们一样的先驱

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结束之后,空闲中的史泽曼在自己的住所内举办一场特殊的展览——“祖父:与我们一样的先驱”。展览的主角正是他的祖父艾蒂安·史泽曼(Étienne Szeemann),一位痴迷于理发的理发师。史泽曼在伯尔尼的公寓中展示了一千余件物品,它们或是祖父生前使用过的物件,或是与祖父相关的事物。但与其他展览不同的是,这些物品并没有被转化成现代艺术作品,而是成为了一种文学媒介:展览中的信件、相片、日记、家具、理发用具和发式模型等生活和工作用品,物质化了文学传记中的私密空间,并再现了艾蒂安的传奇一生。

从策展经历来说,这场举办于1974年的展览似乎也是史泽曼对以往工作中所作妥协的一次隐秘反击。史泽曼曾经计划将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从以往的“百日博物馆”(Museum of 100 Days)模式转变为每天都上演着艺术活动的“百日事件”(100-Day Event),但因为其前不久策划的展览“偶发与激浪”(Happening and Fluxus)遭到了民众的激烈抗议,以至于史泽曼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并最后采用了相对保守的策展方式。


而通过这场在自己家中所举办的展览,史泽曼在策展过程中则彻底抛弃了文献展所代表的那种艺术神殿式的策展理念。就如展览的名字“祖父:与我们一样的先驱”那样,史泽曼的祖父对发式穷极一生的探索重新定义了理发师这一职业。他用创作告诉人们,理发师并不只是服务业的从业者,也可以成为空想家与前卫派——实际上,这恰恰也是史泽曼对那些反对意见的回击:策展人并不只是艺术神殿的搬运工和守门人,也可以成为创造者和艺术家。

哈罗德·史泽曼在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的最后一晚


但就如老套的讽刺故事一样,如今史泽曼自己也被奉入了艺术神殿。就在几年前,在资本与档案研究工作的合谋下,一股老展览的复制潮流就像流感般风靡于艺术界。2013年,Prada基金会(Prada Foundation)突然意识到,被视作传奇的史泽曼已经成为了一个完美的文化资本,于是极其细致地还原了其最具革命价值的展览——“当态度成为形式”。但是作为世上最富有的艺术机构之一,保罗·盖蒂博物馆并没有像Prada基金会那样,选择另一场声名显赫的展览进行复制,而是选中了“祖父:与我们一样的先驱”,一场史泽曼策展生涯中相对低调的展览。


不过,保罗·盖蒂博物馆也相应地采用了另一种细水长流、多次复制的营销策略(其下属的研究所用了七年的时间对史泽曼留下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类,而继洛杉矶、伯尔尼和杜塞尔多夫之后,这次史泽曼的巡回展还将计划于都灵和纽约两地展出,也就是说,这场祖父的展览总共将会被复制五次)。保罗·盖蒂的传记电影《金钱帝国》把这位石油大亨被描绘成了一个嗜钱如命的角色,就连在与绑架了自己孙子的绑匪交涉时,他首先讨论的竟然是赎金的避税问题。而现实中的保罗·盖蒂确实是一位避税的高手,他对艺术品的热爱其实更是出自对艺术品避税能力的热爱。而这次展览的策略似乎也证明了,他所留下的艺术帝国依然掌握着艺术资本体系中高级和稳健的避税模式与强大的资本积累能力。

豪斯拉克科, Oase 7号,装置,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1972


痴迷博物馆


“Museum of Obsessions”,“痴迷博物馆”,Obsessions,痴迷,或是偏执的复数,隐喻着史泽曼种类繁杂的收藏,也暗示了他特殊的工作方式。关于偏执,史泽曼对纸张以及传统知识管理术的深刻执念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据其友人回忆,史泽曼始终拒绝使用电脑,就算到了必不得已的时候,他也会让助手先把电子邮件打印出来,然后再进行阅读和回复,他对笔记的态度也近乎于痴迷,几乎总是不停地在写作纪录和归档。而他的私人档案工厂之所以能有如今的规模,也得益于他的这些癖好。

在复制“祖父:与我们一样的先驱”的同时,盖蒂研究所也策划了一个与痴迷博物馆同名的平行展,用以展示他们对档案工厂中其他资料的整理成果。展览分为三个主题单元:“先锋”(Avant-Gardes)总结了史泽曼早期的策展实践;“乌托邦与空想家”(Utopias and Visionaries)呈现了其中期的策展方向;艺术馆的门厅则被改造成了一个名为“地理”(geographies)的单元,此单元试图研究史泽曼的瑞士身份、旅行嗜好与晚期展览中的地域性之间的关系。

哈罗德·史泽曼:痴迷博物馆 杜塞尔多夫艺术馆展览现场


在第一个单元“先锋”中,值得一提的是“偶发与激浪”(Happening and Fluxus)。这场1970年在科隆艺术协会所举办的展览可被视为“当态度成为形式”的加强版。史泽曼在这场展览中邀请了包括博伊斯、赫尔曼·尼奇(Hermann Nitsch)、君特•布鲁斯(Günter Brus)、白南准以及克莱斯·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等活跃于六十年代的表演艺术家,并分配给了每一位艺术家一小片空间用以自由呈现他们的作品。在展览中,固态的艺术场所也被彻底转变为了生成艺术的动态空间,史泽曼也借此进一步地推进了自己的策展理念。但展览混乱的开幕式却让当时的媒体无所适从,开幕式中维也纳行动派(Vienna Actionism)充满了性与暴力的表演则彻底激怒了当时公众,展览最后只得在随之而来的抗议声中被迫关闭。

哈罗德·史泽曼:痴迷博物馆 杜塞尔多夫艺术馆展览现场


第二个单元“乌托邦与空想家”呈现了史泽曼的转变,从七十年代开始,他的工作重心逐渐从拓展策展人的定义,转移到了对策展主题及其内容的探索。在1975年的主题展“光棍机器”(The Bachelor Machines)中,史泽曼研究了在1875年和1924年之间,机械美学在欧洲视觉艺术中所掀起的潮流。“光棍机器”肇始于杜尚的一个艺术概念,这个概念随后不断地被一些学者和艺术家所扩充和完善。如法国作家米歇尔·卡鲁日(Michel Carrouges)在1954年的同名著作中,就分析了杜尚在《新娘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中所展示的光棍机器与卡夫卡《在流放地》中所描绘的行刑机器之间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而德勒兹和瓜塔里则通过对“无器官的身体”和“欲望机器”之间关系的讨论,进一步拓展了“光棍机器”的含义。在这次展览中,史泽曼不但整理了欧洲文学以及视觉艺术中对同类机器的描绘,并还将若干机器按照文本中的描述制造了出来。

在中后期的职业生涯中,以独立策展人身份活跃于各个艺术机构之间的史泽曼逐渐引发了西方艺术制度的结构性变化:原先那种博物馆-策展人-艺术家-艺术品-观众的金字塔等级制度已经慢慢变得陈旧,而另一种更为灵活的策展制度开始成为了艺术界的主流。但与其说史泽曼改变了艺术界的制度,不如说他预先顺应了艺术产业转型的历史趋势:就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所谓流动的现代性面前,这种变化似乎是一种必然,而在未来,资本的洪流也将同样会冲垮史泽曼的制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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